页面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高尔泰:我所知道的司徒华

高尔泰与司徒华照片

相识虽新有故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出狱后走投无路。香港"支联会"派人潜来成都,引领我和小雨两个,从地下通道越境,到了香港。香港已近"回归",形势非常复杂。东道主了安全,安排我们藏身城郊,避免曝光。每次来看望,都要带大摞报刊,以便我们了解外面的情况。
报纸上广告娱乐八卦很多,国际国内要闻很少,有深度的报导和评论更难找。一个单向度政治动物,乍到商业社会,一时间很不习惯。记得第一次看到《壹周刊》,封面上通栏一号黑体大字"发达青年争当大富豪",配以两排年轻人志得意满的相片,很错愕。
那是迷茫的岁月。和人沟通也难。不懂粤语,只是一方面。即使是讲国语的,而且价值观相同,因语境、经验,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往往也难。即使是大陆的流亡者,读他们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也时有陌生之感。似乎历史巨浪回归大海以后,那顶端飞溅出来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海外民运内斗,观之忧心忡忡。面临角色转型,更无思想准备。没有海外关系,没有外国学位,不善交际,拙于言辞,又不懂英语不知道去到陌生的世界,怎能自食其力。失落感和无力感之外,加上生存的忧虑。所幸环境很美,是一个海边渔村。连天雪涛,卷地潮声,可以消忧。
一个夏天的中午,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和他的几位同仁,冲着烈日高温,同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老教师形象,优雅而平民。头微秃,脑门宽广,显出睿智。眼镜后面的瞳仁里,透着一股子悲天悯人之气。脸上几条深刻的皱纹,刚毅坚韧,似乎是性格的标志。十几年白云苍狗,多少事出乎预料。但对先生的这个直觉,后来证明没错。
关心,所以细心。一见面,先生就注意到,我和小雨说话,一涉及政治议题,声音就会低些。他提醒我们,不用再怕了,现在可以大声说话了。同来的张文光先生笑道,我们住在他家时,我的衣服口袋里塞满废字纸,鼓鼓囊囊的。他劝我没用的就随时丢掉。我不,总要撕得很碎才丢。先生说,没必要,再没人拣了去看,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说我全知道,只是积习难改,自动化了。先生说他理解,长期生活在特殊环境里,养成的习惯最难改。我说,我通过困难地抛弃着从前困难地学来的东西,也更真切地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说,只是脱离了当前危险,自由还要继续争取。我说"九七"以后,定会慢慢收紧。他说,那是肯定的,但我们会尽量顶住。语音平淡自然,浑不似易水西风。
两岸三地同一梦
听他们互相谈话,知道周勇军、熊焱……先后都出来了。我问,听说你们的营救计划,叫做黄雀行动是吗?张文光先生说,"黄雀行动"这个名字,就是司徒华先生取的。司徒华先生说,是借用曹植的诗意:"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我原本喜欢汉魏诗,念了接下去的两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说,我们真的很感谢。
十几年后,有人在纽约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说"黄雀行动"是一位演员发起和命名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只知道谁救了我。而且老共不是螳螂,与黄雀相比,起码是一架B52飞机,其奈蝉何?后来我问先生,何不说明真相?他引用了一句古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后话。
那天跟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个渔业码头吃海鲜。席间他问我,香港报纸,喜欢哪家?我说《信报》。他说他也喜欢《信报》,较有深度。说到具体例子,逐渐如逢故人。说起我的文章,他问,看我的履历,没多少时间读书写作,那些东西,怎出来的?我说,小时候爱看书,杂七杂八。大起来没书看了,只能写。主要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地写的,保存比写作更难。后来发表时,穿靴戴帽,打擦边球,得到许多杰出编辑的帮助。
残余的初稿,随身带出来了。回到住处,拿给大家看。是些用很小的字写在随手弄到的小纸片上的东西,不易辨认。先生仔细看了,说不容易。问我那个执着,来自什动力?我说,谈不上动力,只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寻找存在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带了些书画作品,路上丢失不少。剩下的,也拿给大家看了。先生环顾左右,同大家商量了一阵,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办个画展?
翌年五月,《中国梦》画展在香港大会堂隆重开幕。除了我和小雨的作品,还有我们在大陆的画家朋友戴光郁、曾循、曹勇……等具有反叛意义的作品。支联会派人到大陆各地,找到画家本人,将作品秘密、安全而迅速地运送出来,工作效率之高,着实惊人。
画展不仅是画展,也是一次大陆知识份子反叛精神的展览。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憧憬,是两岸三地人们共同的憧憬。从人潮之汹涌,反响之热烈,我也看到了由支联会带动起来的、香港市民的政治热情。身份既已曝光,香港不可久留。画展一开幕,我们就去了美国。行前接受美国之音、南华早报、亚洲电视台的采访。每提到支联会的帮助,我都不禁要说,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有资格受此深恩厚泽?!
"江天如墨我飞还"
来美十几年,谋生甚不易。不管有多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徒华先生的友谊,始终如一。他每次来美国,都要见见面。一年一度的贺卡,从未少过一个,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每有新书,必惠赠,也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至今已积累到十五本,是我们珍贵的藏书。
初到时,我和小雨租住在一户人家后院的洗衣房里,小得来了客人没地方坐。这是我来美后第一次和先生见面的地方。一位关树越先生开车,送他来,接我们走,作东请我们吃饭,然后又送我们回家,盛情可感。同座的先生的妹妹,送了小雨一挂珍贵项链,愧无以报。席间同大家交谈,才知道先生独身。初恋女友未婚仙逝。先生遵守她临终时的嘱咐,受洗基督教徒。深情永驻,一生未婚。我们两个听了,更是感佩不已。
香港回归以后,支联会处境险恶,先生和同仁们顶住解散压力,继续坚持抗争。年近古稀,不辞劳顿,到美加等地募款。行色匆匆之中,约我们在纽约他的外甥女儿家见见。只有一室一厅,他就在厅里开地铺过夜。其实募款很成功,可以住旅馆。他不,只是了省下钱来,给支联会开展工作。我想清廉无私如此,也是他"门下有许多死士"(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在海外民运低潮时期,支联会一枝独秀的诸多原因之一吧。
鉴于自己的经验,我劝先生移民海外。他说许多人都这劝他,但他反复考虑,还是下决心回到香港,那个自由与奴役斗争的前线。那年他贺卡上的集句,是"世事沧桑心事定,江天如墨我飞还"
可真是江天如墨。一方面"乌云压城城欲摧",一方面"白狐跳梁红狐立",波谲云诡。所幸先生并不孤独,支援和追随者。同时,也得到民主潮流中其他力量的配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原先不问政治的香港市民,都起来维护人权法治而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三条,要求普选特首,动辄万人空巷。一年一度六四忌日的维园烛光晚会,盛况不减。
文章观海波澜阔
压力下和阻力前的民主潮流,并不是单一向度,内部见仁见智。我最欣赏先生的一篇和朋友商榷的文章,题目叫《一阔脸就变》,批评李怡先生的一种观点。李怡根据"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前的言论,断言中国的问题,是"这一代领导人"未能继承其前辈的"社会主义真理、民主理想的信念"。先生指出,四九年后"荼毒百姓、误尽苍生"的,正是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并不是蜕变了,而是以前掩盖着的专制本性,在取得政权以后彻底暴露。
先生的许多政论文章,都是这样,寥寥几百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这不仅是思想的力量,更是人格的力量。如果没有对于劳苦大的真爱,深知他们的根本权益所在和锲而不舍地此奋斗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在如此诡异多变的语言迷宫中几乎是直觉地把握真理。换言之,如果生命不和道路合而一,如果道路不是通向爱,那真理就不是真理,先生就不是先生。
先生的路,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当初选择教育职业,就是了服务于劳苦大。他早年所写的《自述》,说得十分清楚:"少小家贫,罹失学之痛,几经困顿,始卒所业。因感身受,乃入师范,以百年树人己志。"办了四所小学,全在基层市民地区。所收学生,全部来自劳工家庭。不问多困难,坚持四十载,不是偶然。
劳工子弟中,凑不齐学杂费的多,有其他各种困难的多。先生要求班主任们凡有家境贫寒交不起学杂费的孩子,都要知会他。他用自己的薪资代垫付。以后何时归还和归还多少不计。一位班主任径自向一个真有困难的学生催索欠款,他知道了很生气。另一位班主任当严厉责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不顾及孩子的自尊心,他看到了很痛心。他批评了两位老师,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强调爱心和耐心是教师的专业精神。
读他的《校长,畀次机会我》、《三个顽劣学生》、《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学》,我和小雨特别感动。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儿童,都因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帮助,得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在后来走向社会、散布到世界各地以后,对他怀着永远的尊敬和感谢。九十年代他到美加筹款,欢迎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他当年的学生,有的还记得他当年说过的话,告诉他说,那几句话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写道,学生的成功和感谢,是一个教师最大的回报。自己"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作历史使命,能服务普罗大,已无憾"
除了教书育人,他还创办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发起和领导了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以掩盖侵华史的运动;推动了争取以中文主要教学语言的第二次中文运动。一九八五年,香港首次有民选的立法局议席,他以"鞠躬尽瘁,贯彻始终"竞选口号而一举当选。因香港人知道,他所"贯彻"的是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可见英雄城市的政治智慧。
"一笑心轻白虎堂"
民意代表,他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先是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又被委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入国家机器上层。李鹏请吃饭,万里来作陪,很尊重的样子。这种统战策略,向来效率卓着。香港一些头面人物,也难免受宠若惊,逐渐媚容可掬、甚至虎作伥起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功能,是否会沦"人大""政协"式的橡皮图章,一开始就令人忧虑。
在草委会的一次宴会上,即席发言者,多党中央背书,言毕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协的场面。司徒华先生起立,讲了一个老国王寻找继承人,最后发现只有全民直选国王,才能长治久安的故事。话音落下,人面面相觑。整个白虎堂上,一片鸦雀无声。我想象那个景观,不由得肃然怵然。我觉得那个画面,应当永留青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抗议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他宣布退出草委会以示抗议。并于同年创建和领导了支联会,致力于"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作立法局议员,他于"回归"后被迫"落车",但很快又再度当选。直到二零零四年七月宣布不再参选,才告别工作了十八年的立法局和立法会。
宁静淡泊以明志
一退下来,就有一位富豪写信给他,表示愿捐巨款,办一个以"司徒华"命名的私立学校。他谢绝了。说,我以前在基层市民地区办学,是了服务于劳苦大,以有教无类宗旨。现在来办私立学校,已没有了这个意义。言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几经交涉,此事作罢。
"淡泊以明志"?这就是。这个"",不是有意识地""起来的,而是他人的必然。心有大爱,而又无家无后。泽被劳苦生,成就了他始终一贯地站在下层人民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人格;泽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风范。这种精神,和他在爱情上守真志诚、执一不二的态度完全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挫折的。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格特质,植根于生命本体。有诸内而形诸外,自然就有了""。深知底层的需要,自然就有了""。和大家风雨同舟,自然就有了"",被大家视自己人,自然就有了"""修辞立其诚""能以精诚致魂魄",自然就有了""。德、智、体、群、美互补,自然就有了文。
读先生文,如沐春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兵法,宗教、哲学、正史、稗史、民俗、方言、志怪、谣谚、气功,诗韵词牌、风水八卦、修辞和审美……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杂学旁收,而又贯穿着同一种人文精神。汇编成书,得十又五册,一以贯之。
书中不少篇章,劝人读点儿闲书。他所谓的"",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无目的、非功利、不以心形役,纯粹依个人的兴趣随意观照而得到的快乐。他说,这样才能读得博和杂,读得入味。忙里抽空读,入味方得闲。得闲才能放下,放下才能拿起。暂时放下后,重新拿起时,人已经充了电。
这样的读书态度,和他淡泊以明志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由于有这种态度,所以能日积月累,不期然而至深厚渊博。深厚渊博,自然能厚积薄发,一片天光云影,万千源头活水,成书于无心之间。是知砥柱中流者,非必抱石怀沙。满腹经纶者,非必十年萤窗。"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听从心灵的呼声,忠于自己的良知就行。
古人论学,首重"通人",而非别才。"别才"乃今所谓之"专家""通人"则除了多方面的学问,还要有知识份子的担当。但是这个"担当",若非"淡泊明志",和功名利禄的关系就很难理清。先生的使命感,先生之集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正是淡泊以明,宁静以致。一路走过来,几十年如一日,能有几人!
更不容易的,是他始终谦卑,保持着一贯的平民本色。作支联会主席,和义工不分彼此。或于人潮汹涌之中,在街头派发传单。或到春节年宵摊档,给市民们书写挥春。听说今年春节,从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凌晨,七十六岁的他,写了一百二十九个小时的挥春,支联会筹得二十五万多元。
他写挥春,主要不在筹款,而是服务于香港市民。写时端坐悬腕,全神贯注,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草根阶层的爱与敬,亲与近。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那些刚柔相济、元气淋漓的墨宝,恰好是他那悲天悯人,始终如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的象征。
此刻,听说回归后的香港当局,终于图穷而匕首见,要以言论罪,他上法庭受审了。我们深感震惊,又爱莫能助。急就此文,以示声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们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华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原载《动向》杂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