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吴庸：劫后余生记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29日】劫后余生记（1）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追念过往。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回忆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炎热、秋季的清爽，别有情趣。但人不能靠怀旧过日子，总是要做点儿事情以度余生。自 忖个人情况，1957年“极右分子”，1980年“改正右派”，苦也吃了，罪也受了，是非功过，心里明白，社会得失，看得清楚。反复权衡，决定：只要有一 口气，就不能满足于自我安适，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点儿于社会有意义的事。于今把这些小事罗列出来，算是劫后余生记。

事 情缘起于美国RFA“心灵之旅”节目播出对政治犯之妻金艳明的专访。金的丈夫刘京生原是公汽司机，西单民主墙时期曾与魏京生一起搞民间刊物《探 索》，1992年由大学讲师胡石根发起，与刘京生等人共同组织自由民主党，主张彻底抛弃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重视公民维权，进行秘密的争取民主的斗争。 这一组织不幸于1993年被破获，胡、刘分别判刑20年与15年。警方监视金艳明，并向其逼供。金腾地站起厉声道：你们要抓就抓，连我孩子一起抓来，我们 家就团圆了！警方无奈，只得说：别激动！别激动！

我 从RFA的专访中得知金如此勇敢，深为钦佩，决心与之见面相识。我知道金被监视，与之见面必须十分小心。历经3次波折才找到她：金是公汽售票员，首先到运 营中的该路汽车上查找，金的同事要我到总站值班室询问。值班者听说找金，态度非常冷淡，反问：你找她干什么？我立刻明白“冷淡”的原因，碰壁而归。第二次 直接找到她所住楼层，但不知道门牌，邻居以疑惑的目光看我，我又无法吐露实情，再次落空。只好拖到中共十六大闭幕，躲过敏感日期，再去寻找。到楼上直接捅 明：“听说她姓金”，果然被领到她的斗室前，可惜只有她的上大学的孩子在。我直扣主题：你们家的遭遇，我是了解的，并表示同情。听说你父亲正在学习法律专 业，我愿送他几本学习用书（他一直低头静听，未置可否）。不过，得麻烦你母亲到书店选购并送去。说着，我从提包中拿出信封（装1000元）放在桌上，“这 是书钱”。我要了他们的手机号与坐机号，匆忙而别。他把我送到楼下，表示他认可了这个陌生老人。

隔 月，我与金约好到她楼下汽车站见面。我在那里装作等车，回旋余地较大。见面后，她执意邀请我到家里坐，一再保证“没问题”。这时，刘已服刑多年，估计对金 的监视已撤销。她的住房只有七八平米，两床一桌外，简直没有站立处。她拿出刘的来信，写着法律课程考试成绩，平铺直叙，没有眷念之情，缱绻之意，因为信件 必须经检查才投寄，这是何等非人的现实！看着看着，悲愤、不平的情绪激越飞迸，难以自已。她向我叙述教友徐永海因住房被野蛮拆毁而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她送去棉衣御寒；与人权同盟组织者任畹町等人郊游聚会，便衣跟在后面，有时彼此还搭讪几句。说话间，她不时收到手机短信，内容极具讽世意义。我想，她的活 动一定是很丰富的。说着，我从包里拿出装有1000元的信封：为京生买点需要的东西吧。她低头轻轻一声“谢谢”，送我到车站时说：他要补牙，他父母给了点 儿，又从您上次的钱中拿了点儿，凑齐了。

金 为支撑这个家庭是很辛苦的。她不仅要承担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且要承担物质上加重支出的需要。有一个时期，她清晨7点前赶到车场，运营到下午两点半，再赶 到一家书店作营业员，晚上回家瘫软在床，连饭都不想吃了。她的顽强很令人感动，趁又一次见面的机会，不免谈起对她的观感。我的印象是，她已从一场巨大灾祸 的阴影中走出。几次接触，感到她热情开朗，朝气勃勃，没有受到意外挫折常有的那种晦气、委琐之态。突然失去丈夫呵护，独立维持家庭存在，能够乐观、坚毅，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大的突破啊！同时，感到她不平凡，视野超出一般妇女热衷于丈夫、孩子、家庭的局限。她说过“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说过“对 官方报道要用逆向思维”，这些随意而发的认识说明她具有较高的观察水平。我向她叙述时，着重提到她所接触的人，“恕我直言，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左派幼 稚病。我不赞成赤膊上阵，徒耗实力，特别是在北京，实力对比悬殊，不宜作无效的牺牲，希望妳善以处之”。她回应说：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但他们的有些活 动，我是不参加的。

以 后见面改在我经常光顾的国家图书馆，坐在借书大厅的沙发椅上，谈话的内容也变得轻松许多。我向她倾诉儿子家庭不和带来的苦恼，她狡黠地问我：每次给的钱， 老伴知道吗？我坦诚相告，那是我的私房钱，老夫老妻也允许有点隐私吧？有一件事是我向她认真提出的，即可否约若干挚友，每人每月捐献50元，10人即凑够 500元，帮助政治犯系狱而家庭生活困难者。她立即摇头否定，说：有些受难者家属见了我们就骂，说不定还要到派出所报告。成立小型救济会问题就此作罢。

2004 年11月刘京生出狱，对他们的按时资助由此也就告一段落。我至今还不时怀念他们，惦记这两个为民主事业无畏奋斗的工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大陆的希望。写 到这里，一种难忘的情怀油然而起：你们能够感受到我心中的思念吗？好想找机会与二位聚聚，聊聊，因为我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 网上看到另一个工人的信息。他叫齐志勇，建筑公司油漆工。六四凌晨，他被堵在中南海南门附近的六部口小巷内，腿被击伤，辗转送医，左腿被截。他由此失去工 作，失去正常生活条件，即使在门前摆个小摊借以谋生也被驱赶。“欺人太甚”的感受在齐志勇身上引发的愤怒是难以估量的。他要求残疾人的待遇，要求赔偿他的 损失，到处奔走，到处呼号，揭发六四的残暴，联合六四的受害者。他的愤怒体现的正义力量终于对当权者有所触动。建筑公司有关部门出面允诺，只要齐同意因工 伤而截肢，可获赔偿10万元。刘坚决拒绝收买，坚持左腿之伤是六四强暴所致。这种坚贞不屈的品质，令人敬仰。当时，他正苦恼于糖尿病严重而无钱就医，由 此，萌发了与他结识的念头。

费 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他的住处，他的学龄前女儿为我开门。那是一间不足15平米的房间，两旁塞满杂物，留出仅余一人通过的夹道，进入卧室为两床一桌一电视一冰 箱，再无插足之地。小窗是唯一光源处，外面以铁条封住。不由得担心：如不慎失火，如何逃生？简单地询问了病情，表示对他的遭遇甚为同情。随后，我拿出一个 信封，内装1000元，说：你的孩子很可爱，买几本儿童读物送她吧。齐是很开朗的人，并不推却，亦不感谢，只是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表明心迹的照片：双 手张开写有“说明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字幅的留影，签名后送我。从此开始了我同他的来往，按时以些许资助表示对他的支持。

齐 志勇不仅为六四屠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他被暴政激发起来的怒火是不能遏制的。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抗暴表示，哪里就有他的参与。上 访人群的反抗活动，他赶去协助；高智晟发起绝食运动，他积极参加；每逢赵紫阳逝世周年，他准时冲破封锁去悼念；揭露中共恶行的公开信，他签名……要知道， 他是残疾人，只能靠轮椅车往来奔波，有着常人没有的行路困难；他还是重病患者，需要购买和按时服用胰岛素等药品，却不为病情所累。警察的监控不能软禁他的 意志，生计的窘破不能拦挡他的决心。当局企图用黑社会伎俩予以教训，指使4名歹徒于2005年9月27日夜间闯入他家一顿毒打，边打边喊：让你住嘴！让你 住嘴！他被打得满脸伤痕，被踩折一根肋骨，被踢得腿部浮肿，估计肾被打伤。他的4岁女儿吓得大哭，喊道：“我爸爸是好人！”我从《博讯》中了解这一悲剧 后，立即书就《吁请关注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横遭暴打事件》，指出：既然宣布建设“和谐社会”，怎么就不能同这样一位受过误伤的再平凡不过的百姓“和谐”而必 须施以暴打呢？既然“反对恐怖主义”，为什么对这么一位小人物要施以恐怖主义，与黑社会混为一体呢？我呼吁各界发出声援齐志勇的呐喊，谴责这一暴行的可 卑、可耻！呼吁书刊于《博讯》、《新世纪》和《中国事务》。齐不久接到两封恐吓函，再次对他进行威胁，齐说：我决不妥协，直到永远！

2009 年5月，我从《博讯》看到齐志勇因病住院消息，甚感不安。如今穷人得病，能拖就拖，能忍就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住院，住院是危险信号。我忙与其夫人联系， 赶到她的工作地点，得知病情较为严重。我能做的，只是掏出准备的1000元聊表心意；还想到他女儿如今已读小学，她的稚嫩喊声“我爸爸是好人”永远萦怀于 我心中。齐被监视时，女儿上学要坐警车，惹同学另眼相视，因而要爸爸用轮椅车接送，遭警方训斥，这给孩子留下怎样的心灵伤痛啊，恐怕一生也无法治愈。可以 说，我对这个女孩儿的爱怜超过对齐的关怀。于是掏出300元交给她母亲：“快过儿童节了，给孩子买件衣服吧。”

我特别叮咛：“告诉老齐，少惹事！”这种牵挂之情，由来已久。他的反暴斗志令人敬仰，但这种志向戒之在躁，尤忌个人之勇。苏轼的《留侯论》指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苏轼提倡“大勇”，即目标远大之勇，“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之勇，由此而讲谋略，用智慧，有长远打算，有总体部署，从而由大智产生大勇，这样就可以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古人这种见解是很有见地的。我曾劝齐：将战线保留在因六四伤残而讨公道、求正义上，容易求得社会同情，打好社会基 础。如果什么都管，从齐的社会地位来说，什么都难见实效，只暴露自己实力空虚而已。有一时期，境外记者纷纷追赶齐志勇，连半岛台记者都要他谈政见、述异 议，还有记者把微型“麦克”别在他身上去闯天安门广场，记者可能由此获得“爆炸性”新闻，造成轰动，齐的一举一动也就尽数收入公安档案，给自己创造着入狱 条件。不是害怕入狱，而是轻易被囚，一切公开活动都被禁止，岂非因小失大？

我 向齐传递的“少惹事”的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他仍然勇敢地活跃在第一线。美国总统即将访华，他与李金平计划向公安局申请反奥巴马访华游行，还呼吁上访者在使 馆区举行人权讨论。结果是：游行尚未申请，齐已被软禁，使馆区讨论没有举行，零散的二三十人被冲散。齐志勇，一位绝不妥协的自由战士形像深留我心中。

2006 年，我从网上看到《牢狱17载逼疯才子 喻东岳亟待救助》，愕然，悸然。喻曾任《浏阳日报》美编，诗书字画多有造诣。因泼污毛像，判刑20年。狱中饱受摧残，额头偏左有陷下的马蹄形伤痕，后脑偏 右有Y形络印，可见酷刑之烈。入狱不久即精神失常、分裂，长达15年。出狱后，不知自己是谁，见人作揖下跪，见大盖帽惊恐不安，称妹妹为“监狱长”，称儿 童为“爸爸”，双眼发呆，行动不稳。读到这里，我久久长坐，心如止水，无法摆脱世间如此黑暗对我的覆压，无法想象15载非人迫害的日夜轮替。我的情感已不 是简单的“愤怒”二字可以概括，它加深了我对“暴政”一词的认识。喻的家人发出呼吁，希望筹集10万元治疗喻的精神分裂症。其时，黄河清、秦晋、盛雪共同 发起为喻的募捐活动。我立即向喻家公布的账户汇去3000元。黄、秦、盛的义举共募得款项，折合人民币约123000元。喻经治疗，病情好转，他妹妹说， 不仅能识别家人、朋友，而且买菜时会算账，还可在阳台朗诵诗句：“我们要坚强，享受阳光和雨露，呼吸自由的空气，依然要快乐地活着……”能够恢复到这种程 度，从内心为喻庆幸。时间过去两年多了，喻的后继状况如何？他能成家立业吗？我暗自惦记着。

与 此同时，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捕。对他的酷刑，包括7昼夜连续审问，不准睡眠。郭抗议这种非法行为，对之以零口供，15天绝食绝水。郭夫人张青呼吁社会伸出营 救之手，支持和帮助她丈夫。打官司是需要付律师费和路费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为此发起募捐活动。我当即拨通张青电话，与之联系，希望将捐助直接寄到她 手中。她明白我的意向后说：“我不认识你，不能接受你的钱。”这种警惕当然是必要的。我想，电话上谈，一时难以剖白，“能否将您的电子信箱地址告之，容我 在信中做些解释。”“我的电脑被抄走了。”“胡平不是为飞雄发起募捐活动吗？”“那你寄给他好了。”我企图寻找另外途径缓解这样的尴尬，就说：“其实，只 要您将工资卡账号告我，当天就会把钱汇到卡上，比绕道美国胡平那里方便多了。”回答是：“我早就没工作了，哪儿来的工资卡！”我知道，女儿的学费筹措正让 她为难，这是一个落难的贫困家庭，更增加了资助的决心。她对我的身份不放心，不妨找她放心的人予以疏通。RFA的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报道过郭飞雄事 件，与张青有过联系，请她证实一下我的意图，可能得到张青信任。张敏给我发来张青的手机号，说据此联系即可。我拨了多次，对方关机，无法通话。不愿就此罢 休，又想到自己在《北京之春》发过文章，如果提及这层关系，请胡平代为疏通，如何？不过，想想，胡先生工作繁忙，很难对与之从无交往之人留有印象，此念遂 止。事情没有办成，我的心十分不安，至今还在想象中摹拟狱中的郭飞雄、家中的张青以及他们的子女形像，思念着这一家人的安危冷暖。唉！事没做成，深感遗 憾。（网上传来消息，张青携子女于2009年4月抵美，11月在媒体公开露面，我打开RFA网页，听了听记者采访张青及其子女的录音。）唉！郭飞雄如今的 状况怎样？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我思念着……

劫后余生记（2）

2005 年，高智晟律师3次上书中央，揭发各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惊动整个社会，震撼海内外。他的一篇又一篇剖析中共倒行逆施的檄文，把这个党的残民本质 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发起抗暴绝食运动，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在国外引起广泛响应，参与者日益增加，维权派欢欣鼓舞，中立派向其靠拢，一个崭新的局面开 始形成。国际上对他的义举热烈支持，对他的褒奖纷至沓来，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授予勇敢提倡者奖，新西兰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第一类维权斗士奖，自由文化运动 授予特别人权英雄奖首奖，奥地利授予布鲁诺-克莱斯基人权奖，民主教育基金会授予杰出民主人士奖。

一 日，新世纪网编辑张伟国来信，问我有无办法将获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消息通知高律师，我答：试试看。于是，约请刘京生会面，我知道他同这些人士有联系，只有 通过他才能与这些“危险人物”接头。见到刘后，他马上与高律师好友马文都通话，认为转达这一消息没有障碍，不过，他们（高、马、刘）要去山东临沂，支持维 权人士、盲人陈光诚。陈光诚案是当时维权热点，庭审使这一热点达到高潮，众人因不能旁听而围堵在法院门前，与法警展开肉搏，高律师被撞倒于地，某人摄像机 被摔坏。维权中官民这类冲突屡见不鲜，已成定式。待庭审后，高律师等驾车从临沂返京途中，我与他开始通话。高当时还沉浸于法院前警民搏斗的不平情绪中，向 我数落警察的蛮横和法院的无理。待他的愤怒稍释，我向他通报得奖信息，通知：授奖单位要求写一份3000字左右自传，欢迎得奖者去美领奖，来往机票与食宿 由授奖单位负责，否则可指定当地人士代领。这是我首次与高律师交往。

几 天后，我打电话询问自传拟就情况，高答，初稿写好，尚需修改。我告知，定稿后可Email给我，再转美方。高决定，此奖由纽约的张雪容女士代领。后来，我 收到自传文本，深知它的珍贵价值，除保留一份外，寄伟国一份转授奖单位，又发给伍凡与盛雪各一份，希望他们妥为保管。这份亲笔自传告诉人们，一个贫穷的农 家子弟，伐过木，下过窑，在串街卖菜间隙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资格。他的精神境界逐步扩展，思想水平不断提高，终于识破这个社会的本质，积极投入从维权走向 民主的斗争。毫无疑问，他的开创性才能在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史上写就光辉的一页。

数 月后，伟国来信称：有笔稿费需付给高律师，问我可否直接寄送。我明白，这是问高律师所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奖金如何送达。此时，由于抗暴绝食运动不断扩展， 当局对此惶惶无主，在高智晟家布置严密封锁，警车数十辆，警员百余人，团团围困。学者焦国标和教师滕彪去探望高律师，被揪到派出所进行恐吓，禁止与高见 面，可见形势之紧张。高律师家中电话、电脑线路被切断，出门被特务贴身跟综，多次被寻衅殴打，甚至企图制造车祸。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稿费”是寄不到 的。我找马文都，他被软禁在家，公安命令他不准用电脑发文、发信，不准与他人来往。我找刘京生，他也被软禁，电脑中信箱被切断。一场针对高律师的不祥策划 已经露出端倪。因此，我给伟国复信，建议将“稿费”以高律师之名暂存银行，再看动静。果然，8月15日，高律师在山东姐姐家看望危重病人时，被一群突然闯 入的莽汉捂住，罩上头套，只穿背心、裤衩儿，被绑架而去。3天后，新华社宣布：因高智晟涉嫌犯罪，市公安局将其“拘留问话”。从此开始了高律师生活的另一 页。

从 这段简短经历感到，这个宠大的体制存在很多缝隙。正面走不通，寻缝隙进入却能游刃有余，通知高律师得奖就是一例。神不知，鬼不觉，协助一位被官方高度监控 的抗争者妥善地处理了境外获奖问题，事情不大，却可举一反三，在重兵把守的虎视眈眈处，只要善于寻找缝隙，应该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被高度监视的高智 晟夫人耿和携子女、郭飞雄夫人携子女已通过缝隙逃出黑暗的中国。

劫后余生记（3）

写 写对社会的点滴认识同别人交流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个人来说，常动脑子写作对保持思维清晰有益；对社会来说，交流心得可收集思广益之效。意识形态的多元 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参与到这种多元的活动中，同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一较高低，更有其深刻的社会价值。我就是怀着这样的认识，五六年来，书就约 150篇文章、共约50万字，贴在网上。

我 对自己观察社会的能力有一定的信心。这信心源于：（1）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过专心致志的研究，不仅作理论史的追踪，且结合各该历史时期 的社会需求进行印证，还把它们同相应时期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比较，这样，就对马、列、毛主义有了全面平衡的可能。（2）对海外媒体的中文播音系统与中 文互联网系统传播的内容作过不懈的追求。它们对丰富我的认识、完善我的构思起了很大作用。

2003 年起开始在海外媒体初试身手：（1）在RFA的“老百姓的声音”节目，口述我撰写的“1959到1961年究竟饿死多少人”。根据权威资料计算的结果是 3582万人，与后来学术界公认的结论不相上下。（2）在《民主论坛》发表《且看大陆毛派贩卖什么》、《再看大陆毛派贩卖什么》，抨击郑言实（政研室？） 长文《正确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两篇短文分别由《博讯》、《网路文摘》、《北京之春》、《民主与自由》转载，前文还在大陆的《猫眼看人》和《世纪沙龙》 以“仅供参考”名义转载。（3）总结80年代思想解放的《1978年到1988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较量》在《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被该刊 读者评为“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可以说，初步媒界，给我很大鼓舞，从此找到新的发挥余力之处，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引起我的反响。

中 国大陆如何走向民主，五四运动以来迄未找到明确出路，各种政治转型方案争相亮相。这里会遇到如何判断诸多方案的可行性问题。我提出3项标准：《倡言民主转 型者需要经历三问》（2007.12.2）。（1）中共是什么性质的政党？（2）能否识别中共的言行分裂？（3）中共能否同意党内派别公立、党外多党竞 争？任何转型方案，都需要回答上述3问，并根据答案提供应对之策。只要用这3问测试，转型方案的目标及路径会立即显示，用以区别高低，屡试不爽。

《08 宪章》描述了未来宪政民主的轮廓，它的公布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当局坚决予以压制。我支持宪章原则，但不同意抹掉它的棱角，因而有《对“08宪章”的思 考》（2008.12.22），批评将该宪章解读为“融合左右，超越对抗”，批评所谓“朝野大和解”的幻想。又有《反智主义与中国的民主转 型》（2009.7.23），批评认为该宪章无意“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意见，批评“用爱和宽恕感化中共”以“走向全面政治和解”的意图。与此相关的 文章还有《“朝野大和解”质疑》（2005.1.10）、《和解的呼吁与实现的困境》（2008.8.24）、《质疑〈中国社会和解提 纲〉》（2009.2.4）、《官民和解与社会转型》（2009.4.9）等，对空想式“政治和解”思潮，反复作出我的分析。

政 治体制改革是热门话题，各种社会力量均在这面旗帜下表现自己，众说纷纭。我认为，把希望寄托于中共当权派炫耀的“政治改革”上，希望由他们实行自我革命， 自动地改专制为民主，是悬虚的，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发过多篇文章申述一得之见，这里举1篇为代表：《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幻觉》（2006.6.19）， 认为邓小平“没有一丝一毫推进民主事业的意愿，而是专制权力的维护者”，呼吁去掉对他的“政治改革”的幻觉；认为胡锦涛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具有反民主、 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倾向，不应对他的“政治改革”存在幻觉。

民 主社会主义的提倡是一些救党者谋求挽救中共生命的新招。这方面以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代表，以为在“社会主义”头上增添“民主”或“民 主主义”就可以建立美好制度，引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潮流。我发表《读谢韬新作有感》（2006.12.4），从历史的考察中说明中华大地不具备移植民主社 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发表《对谢韬“救中国论”的几点质疑》（2007.3.14），询问作者如何安排中共领导权与执政地位，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 政”。如果这两条不动，那么，“民主”或“民主主义”则是空谈。还发表《不要开错药方――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7.3.26），说 明把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以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不仅无益而且露怯。又发表《引进“民主社会主义”略析》（2007.5.28），指出中国早就有志士 仁人做过引进这一主义的实验，皆以失败告终，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企图说服专制主义者改弦更张，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要 不得的迷信。

新 民主主义的鼓吹是另一些救党者谋求挽救中共生命的新招。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既有中共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又有资本主义振兴经济的生命 力，最适合中共需要，最具有中国特色。这种观点在中共老一代中高层党员中颇有市场。我发表《从朱厚泽一段谈话说起》（2007.6.4），介绍朱老的分 析：“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蕴含一党专政。”认为这个评价一语中的！后来，我在《毛泽东的新民主 主义是假民主主义》（2008.3.6）中指出毛的“民主”不是由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主，由党做主，领袖做主，即专制、独裁，还在《为胡耀邦平反与新民主 主义复兴》（2009.5.1）中指出今天的中共“领导”已成为权钱勾结拼抢社会资源的江洋大盗，资本的复苏已成为从头到脚流着血污的官僚资本大亨，在此 情况下侈谈“新民主主义”，是不敢正视现实的表现，是阁楼内的清流空谈。

中 共毛派势力企图恢复毛泽东的主张及毛氏体制，他们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共走向，成为社会走向民主化与现代化的障碍。这方面，我撰文分析产生毛派的社 会条件，肯定毛派反腐、争取党内民主的积极作用，同时批评其政治上总体主张的反动性。前后发表多篇文章：《追踪“为江青平反”的背 景》（2004.11.15）、《不容轻视的崇毛潜流》（2005.12.1）、《崇毛与批毛――兼议迁毛尸、撤毛像》（2005.12.25）、《评毛 派最新攻势》（2007.8.6）、《评107位毛派万言书》（2007.10.1）、《一分为三的毛派述略》（2008.1.21），一直盯住毛派不放 松。

高 智晟律师是民间抵抗力量的杰出代表，他开展的维权活动在和平、理性的社会转型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他的影响波及大陆及海外。所以，我为之欢呼：《高智晟律师 赞》（2006.5.3），积极推荐：《支持提名高智晟律师候选2006诺贝尔和平奖》（2006.9.15）。当局拘捕高律师，我发表《高智晟事件琐 议》（2006.9.25），纵论得失。高律师被秘密拘捕不久，盘古摇滚乐队就谱写、演唱《天下出了个高智晟……》，这是民间的咏叹，百姓的牵挂。我立即 写就《天下出了个高智晟……》（2006.12.25）发表，予以呼应。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各地难友纷纷要求彻底平反，补偿损失，这是维权意识的觉醒，我积极参加。不仅分析《1957年北京大学的民主开拓》（2007.2.15）、 《1957年，向往自由的“右派”》（2007.2.21）、《毁灭知识、摧残文化的“反右”浩劫》（2007.2.27）、《1957年“反右”的性 质》（2007.3.5），而且呐喊：《五七年“右派”发出你的声音！》（2007.3.15）、《1957年“右派”，要再接再 厉》（2007.4.9）、《可贵的突破，再突破……》（2007.4.23），热情推荐《“右派”陈奉孝的人生之路》（2007.3.12）。

达 赖喇嘛代表与中央统战部代表的“接触”、2008年3月10日开始藏族同胞的和平抗暴活动，引起舆论界高度关注。西藏问题，据我看，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 北京在藏区搞的变革，“粗暴地破坏了社会应有的安定秩序，把藏区僧俗人等赶至绝境；同时，粗暴地破坏了原有的人文传承系统，把藏族文化特点消灭殆尽。”这 就是《“西藏问题”的出路》（2008.4.15）一文的主旨。同时，我回顾汉藏两族历史上形成的藏族高度自治与象征性中央主权结合，成为长期主导形式， 再看中共统治藏族的失败纪录，得出结论：“藏族同胞之所以不满，反复骚动，归根究底，就是反对中共统治一切，反对中共暴政。”这是《最近西藏事件的根源何 在？》（2008.3.25）所揭示的主题。鉴于中共统治者的顽固性，我在一些文章中表示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不抱丝毫希望。

北 京奥运的举行是中共政权显示实力的机会。我在《胡锦涛在奥运期间的危险倾向》（2008.7.30）中揭示胡锦涛以保卫奥运名义“非常态地部署军事控制， 对社会各界实施军事管制”的真实用意，指出这是胡锦涛对中共制造的旧冤新仇怀有深度的恐惧感，“只能以炫耀现有的军事实力来对抗奋起者的攻击，以严密的高 科技的军事控制来提高自己的信心”，指出这种危险倾向一旦与军方保守势力合拢，“就会出现完整的军事独裁统治”。举办北京奥运，胡锦涛不惜倾国库之所有而 不受任何约束，公众无从了解这场历时17天的奥运花费规模。因此，《给北京筹办奥运算笔经济帐》（2008.8.9），根据民间的估算6000亿元到 15000亿元，与当年中央财政安排四川8级巨震的重建资金仅700亿元作了对比，又与农村仍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作了对比，并指出当局通过推动物价上涨和 股市圈钱可以搜敛民脂民膏，奥运庞大支出最终还是由百姓承担。

中 共领袖胡耀邦不能溶入高层权力角斗规则而被黜，其中他与海外记者陆铿谈话起了摧化作用。接受陆铿采访详情一直被大陆封锁。我据香港发表的录音文本，在《胡 耀邦遭遇“杀威棒”》（2005.3.8）中，分析了谈话过程及诸多影响因素，揭露了中共保守势力对胡的多方打压，指出邓小平因这篇采访记而最终决心废 胡。在言论界，这是首次对这一事件的爆光。

中 共领袖赵紫阳被邓小平贬黜，于软禁中长期反思，逐渐挣脱原教旨束缚。赵的新识见首先由宗凤鸣整理成书传出。我据以发表《“没治了”――赵紫阳给中共的挽 词》（2005.2.14），认为赵的新境界显示他与这个党已经一刀两断。在软禁中赵紫阳自己录制的反思《改革历程》使人们进一步接触他的内心世界，认识 他的政治思想的自我升华过程，乃有《赵紫阳的政改目标――议会民主制》（2009.5.16）和《赵紫阳的光辉》（2009.6.4），指出赵紫阳的宪政 民主思想达到普世价值水平，他的政治思维达到一生的顶峰，认为这是中共领袖少有的异化现象。

《江 泽民――中共之癌》（2008.9.8），集中了我对江的满腔愤怒。此文历数江的种种罪恶，揭露这个十恶不赦者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分析这个党一惯将权力与 利益紧密勾结，“要他们摆脱旧日习惯是困难的，希望他们区分权与非权的界限从而在退出政坛后不向权力伸手就更加困难。”我认为：听任江泽民冒充“党和国家 领导人”招摇撞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发出一项挑战：党内无人奈何于他。只要他招摇撞骗一天，那些追求党内民主的改革建议就会黯然失色，种种关于政治改 革的弘论都会消减魅力。人们会想：连江泽民都管不住，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奢谈什么政治改革？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改革莫过于从眼前的障碍做起，从改掉江 泽民的特权开始！这是最鼓舞人心的党内民主、社会改革的第一步！”看来，只要胡锦涛主持这个党，江泽民招摇撞骗的格局就不可能改变，只等着西班牙法庭对江 泽民的起诉，追究其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吧！

“特 殊利益集团”是中共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权力在他们手中，不管是用于政治上独裁，还是用于经济上寻租，都是特权，依此结成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怎样看待 “特殊利益集团”？》（2006.10.30）提供的解释。1995至1999年，当局决定把占户数95％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放开，让它们自寻出路，只把占 户数4-5％的大型国企掌握手中，让它们凭借对资源的权力霸占、对资本的行政集聚、对市场的全面排除、对收益的肆意留存而成为官僚垄断资本。我在《国有还 是私有？》（2009.8.24）中指出：“一个以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控制着这个社会的命脉是不争的事实。”接着，我在《今日中国 大陆的官僚垄断资本》（209.9.22）中分析了这场经济垄断风暴的性质：垄断就是独占，它与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经济垄断使价格失真，阻碍技术进步， 强化权钱勾结，摧促两极分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就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

世 界金融危机袭击中国大陆，打乱了中央政府原有的经济部署。根本出路在于，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为内需型经济模式。我在《世界金融风暴中的北京困 境》（2008.10.21）中指出：“现在的当权者尚无此种思想的充分准备，社会众多群体更缺乏这种认识。”何况，转型是艰巨的经济重组，三年两年的时 间是不够的。走老路，越走越窄，不转变，没活路，“这是在世界金融风暴中北京的真正困境所在。”随后，我在《透视中国经济的困境》（2008.11.3） 中描述了北京对增长内需的矛盾所在，在《“扩大国内需求”辨》（2008.11.27）中分析了当局斥资4万亿元实际上还是走以投资求需求的老路，对工农 的消费需求没有根本性助益。

俄 罗斯的状况令我不安。它掀起吹捧已故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的狂潮，上下一致做起怀念苏联军事帝国的美梦。“我以为，这绝不是好梦，是帝国霸权行将复辟的先 兆”，这是我在《勃列日涅夫还魂记》（2007.7.21）中提出的警示。另一篇《俄罗斯在翻跟斗》（2007.8.13），分析俄国所以闹腾着要把斯大 林请回来，是由于“民主主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自由主义没有开辟应有的思想空间。宪政民主的基础公民自治没有自觉起步。另一方面，旧的意识形态却 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思维比重。大俄罗斯主义从沙皇时代到共产专制时代一直是统治意识，难以抗拒。霸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梦想。”俄 国的反民主倾向，是中国大陆争取宪政民主的严肃的前车之鉴。

以上是几年来参与社会意识形态交流的大致轮廓。在垂暮之年，人生之幕即将落下时，我没有以安适自娱，留下这点心声，本意在于同别人交流，也不时自问：思维的路径是否走偏？谨言慎行，是我的座右铭。

（2009.11.26）http://www.ncn.org/view.php?id=7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