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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

林文希:悼念戈扬:谁人还知《新观察》?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1/24/2009
 
 
 
 
2009年1月18日上网,看到戈扬当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的消息,享年92岁。这是继王若望、刘宾雁、陆铿之后,又一个在异国他乡去世的老一辈中国民主人士。
"六四"屠杀之后,戈扬为了表示与中共当局的决裂,毅然决然地留在美国,从此再也未能回来。晚年的她虽然生活不能自理、记忆模糊、口齿不清,她唯一不能忘记的事情是:"想,回,国,看,看……"。她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却至死也没得到满足。实际上,同样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还有王若望、刘宾雁、陆铿。陆铿还要好一点,死了之后还能归葬大陆的云南。而王若望、刘宾雁、戈扬,他们却只能被埋葬在异国他乡。
有人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不会知道戈扬。这不完全正确。确实,很多80后青年不知道她。但我也是80后的人,我却知道她。
第一次知道戈扬,大约是在2003年。那时看到香港创造社1995年拍摄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戈扬先生在记录片中四次出现。在纪录片中,她说:
"在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广场啊,一片乱草。那个乱草足有半人多高。哎,在开国大典之前,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义务劳动,把天安门前的荒草全部锄光。那时候的青年对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热情是冲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从天安门开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
"当时的共产党很多人都住到北京的王府里面去了。原来这些人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叫做'鱼儿离不开水'。解放以后,老百姓进城要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干部,他也找不找到。水儿找不到鱼啦。鱼都在王府里头。毛泽东当上皇帝了,万岁,万万岁了。但是在50年代初期,我并不认识。"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怎么办呢?邓小平聪明的就是要吃一下资本主义的救命丸了,提出来要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就是学资本主义的那些东西,但是过去把资本主义当作死对头,你怎么能够去学资本主义呢?不好说。邓小平就搞了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这一天是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耀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我进去以后,就感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又黑又暗,而且气氛还有不好,赵紫阳匆匆忙忙念完了悼词,中央领导人就赶快撤退了。快到中午,我从东门出来,看到广场上的人很多很多,我就想到学生队伍里头去,去不了,中间隔了九行武警。我就感觉到,他们对学生怎么那么无情啊,我觉得太不像话!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很多当年都参加过学生运动,为什么现在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而我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
纪录片中说戈扬是原政府官员。确实,戈扬先生作为《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曾是中共副部级干部。1980年7月10日,文革前停办的《新观察》杂志复刊,戈扬重新出任主编。
提到《新观察》,就不能不说到储安平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观察》周刊。其后,《观察》发行量一度达到十万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继承了从王韬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传统。但它却在1948年12月遭国民政府查封。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储安平留在大陆。同年11月1日,《观察》复刊,但从周刊改为半月刊。虽然复了刊,但却不能与国民政府时期一样,随意批评政府,相反只能对中共进行赞扬。仅仅刊发类似于《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文章。正因为这一点,它不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但这样的局面也不长,仅仅出了14期,就被中共当局要求改名为《新观察》。
于是,1950年7月1日《新观察》创刊,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社出版,后来它甚至变成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从此以后,它与《观察》以及储安平就毫无关系了。当然也就不会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在那个时代,中共正在大力批评胡适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要求什么言论阵地。而且,七年之后,储安平却因为一句"党天下"而导致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此时,戈扬受胡乔木委托,接手担任了《新观察》杂志的主编,享受副部级待遇。她跟胡乔木说,要把这个杂志办的活泼一些,胡乔木也同意。于是杂志后来刊登歌颂党的事情就少了,而反映民间的内容逐渐增多。《新观察》销路最好的时候,是全国排名第二的,仅次于《中国青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戈扬。1916年出生的她,原名叫做树佩华。大学毕业以后,她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员,接着为了抗日,就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去了武汉、徐州、贵阳,开始了她的新闻职业生涯。
在武汉,她主编油印小报《老百姓》,在街头张贴。在徐州,她编辑战地小报,写战地通讯。在贵阳,她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约在这前后,她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赏识,把她调到重庆,跟随邓颖超做妇女工作。
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沈醉的手下向他报告,经常有一个'红衣少女'出没在周公馆。正要对她下手,被共产党得到了消息,邓颖超就安排戈扬离开了重庆。"1941年戈扬前往新四军,成为新华社记者。她成了和杨刚、浦熙修、彭子冈齐名的"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出版过红色新闻学专著《采访与写作》。1949年,她成为新华社华东分社副总编辑。在中共所谓的"开国大典"上,她还上了天安门。
此时的她,风头正劲。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办《新观察》。但也正是《新观察》成为她两度遭难的地方。《新观察》杂志设立了"生活小故事"和"小批评"两个专栏。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来信给生活小故事。两三年之后,很多文章批评官僚主义、浪费、贪污……批评共产党。这样的来信太多,以至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出来处理这样的来信。戈扬后来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我们几乎找不到正面的故事。"
这些来信导致她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于是她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房间里讲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已经落后了。"
正因为这些话,1958年3月8日,《新观察》杂志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她被宣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接着下放到了河北涿鹿县"喂猪",编县志。后来又被分配到辽宁省编《鸭绿江》杂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再次发配到内蒙古的沙漠里插队。整整20年,直至1978年平反。在她被打为"右派"以后,《新观察》在也因为她,在1959年被改为散文刊物,直到1960年停刊。
1980年7月10日,《新观察》复刊,恢复为综合性刊物,16开本,36页。戈扬重新出任主编。《新观察》上刊登的文章,多是尖锐犀利的时政评论。强调"新"字,注意报道新事务,观察新情况,讨论新问题,探索新趋势。设有" 观察与思考 ""科学窗""观察哨""信息与趣闻""上下古今"以及体坛、艺坛、游记、小说、诗歌、传记和报告文学等方面的栏目。《新观察》以深刻、深度著称,鼓吹改革,影响国人,颇具感染力。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它与《世界经济导报》形成南北呼应,成了新闻界里中共党内人士主持的最犀利的两把利剑,被称为中国新闻杂志的启明星。1988年,其期发行量约20万份。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以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
经历二十年的磨难之后,戈扬开始怀疑。她后来说:"我明白了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农民们的生活非常困顿。……我意识到,为了标榜他们的共产主义,他们准备就此全面撒谎。""我当然讨厌它,很讨厌它。我还没有发现共产党对人民做过什么好事。"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这个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党要民主自由。1988年12月,她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成立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公开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对此,在台下听演讲的王丹后来说,"我把巴掌都怕红了"。但是,她的讲话却被上报到中央政治局,批判她否定社会主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她带着《新观察》的全体编辑记者去天安门献花圈,写出了著名的悼念胡耀邦的诗:"……他的身在这边,他的心在那边……"。4月19日,戈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和《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就胡耀邦去世在北京召开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发言刊登在《世界经济导报》439期上,引起邓小平不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江泽民因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有功",当上了"总书记"。
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却溘然长逝。
而戈扬就是因为这一"事件",遭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点名,被迫流亡在美国而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当时已经73岁的她,并不知道以后即将发生什么。他还接受美国的邀请,到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研讨会。由于她曾经在邓颖超手下工作,与邓颖超的私人关系好。临走的时候打电话给邓颖超。邓让她"悠着点",意思是叫她不要介意。邓颖超的秘书还打电话给她,叫她相信党。那时,邓颖超还说过比较激烈的话,说她不相信党会镇压学生,如果开枪镇压,她就脱党。
有了邓颖超的这些话,戈扬去了洛杉矶开会。但正要回国那天--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她只能暂避在美国西来寺。"6月4日,枪声终于响了。我呆了,我木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最终,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不但没有"脱党",也没有保护她。她只能一直留在西来寺这个异国他乡。这一留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去世。
而《新观察》杂志也因为戈扬,1989年7月出了第10期后遭到停刊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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