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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郭罗基:送戈扬




图:《动向》杂志2009年2月号封二彩页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 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 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 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 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 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 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 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 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 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 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 己走我的流亡之路。”

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

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 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 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 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 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 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 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

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 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 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 《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 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 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 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 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表 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厚 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 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 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冯 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 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 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 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报纸和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 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 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说:郭罗基想当 “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次年,我被“玉皇大帝”赶出北 大、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戈扬特地到南京来看我,就没有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表示歉意。我说:“你做对了。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之前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连《人民日报》都抵挡不住, 何况《新观察》?《人民日报》不可能叫它停刊,《新观察》就难保了。”她说:“是啊!是啊!我那里有一帮子人靠它吃饭,我本人再当一次右派倒不怕,砸了别 人的饭碗于心不忍哪!上次批《苦恋》,我不得不‘奉命’妥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戈扬是一片善心,总想在坚持原则和照顾饭碗之间找到平衡。不管怎样,“ 六四”以后《新观察》还是散伙了。四十年间,戈扬的命运总是与《新观察》同起伏、共始终,《新观察》从诞生到夭折、从复活到灭亡,只有一个主编。

在自由的土地上怀念“辛酸的故事”

戈扬和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 来。”哭笑之间说理想,近乎天真了。为了追求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衣少女”树佩华(戈扬的原名),冒着炮火,出入沙场,当战地记者,办战地小报。一九 三八年,她投入了着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 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

为了申请老年福利,戈扬加入了美国籍。当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 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她得到了生活补助和免费医疗,又说:“我们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 斗,想不到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

戈扬晚年,也有喜事一桩。她与司马璐,青春结伴,老迈连理。司马璐原名马义。由于两人都改了姓名,在报纸上看到彼此的消息,不知道谁是谁。及至在纽约见 面,又续七十年前的旧情。戈扬有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二〇〇二年,戈扬八十六岁,司马璐八十三岁,他们决定结婚,九月十三日,在曼 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婚礼。他们发表了一个别致的《结婚宣言》:“我们相识了七十年。幼年孤苦伶仃,一生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多 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将互相扶持,安度晚年。”“辛酸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 现实已不再辛酸;如果还在辛酸之中,只会逃离,不会怀念了。

戈扬的漫长的人生故事,总算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尾。

戈扬大姐,永别了,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

于哈佛大学(原载2009年2月15日出版《动向》杂志2月号)

1 条评论:

  1. 你好,你可以告诉我,你在哪里找到这些资料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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