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向左走，向右走：冼岩与何频观念刍议

附录1/冼岩：改革30年之回顾与反思
附录2/何频：2021：中国民主来临--重新建立的想象

【新世纪特稿2008年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改革的议论不少，到冼岩的《改革30年之回顾与反思》出来，议论之各派就基本上齐全了。以笔者之见，展现在眼前的图景大致是这样的：

图：2006年11月29日，山西省小青河（xiaoqinghe）煤矿，一个工人扛着煤包走过毛、邓、江的宣传画前

两极，一片冰天雪地，各执一端之观念，都坚决地否定改革 。这一端是“左派”，断言改革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另一端，也同样义愤填膺，认为改革“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使改革“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枪下”，改革中的私有化只能是“官僚太子党”的“抢劫和掠夺”，因此，改革死了，革命万岁，要以革命“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以笔者看来，后者这种对改革的批评，以及对革命的呼唤，当然有其现实意义，不过，以这些人们的意识，似乎相信中国现实社会中可以出现一种基本上不受共产党专制政治制约或控制的改革，而且除此之外的改革一律免谈，看来也就难免其极端了。

两极之间，景色丰富了些，大体上有两种议论，它们都对改革有肯定 ，对改革的矛盾、问题有分析有评论。

一种，主要出自自由主义者，如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可以说 ，他们对改革有肯定，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改革死了”，但不那么极端，认为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刻不容缓，改革应“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

此外，还有诸如何频的看法，以其最近的力作《2021 ：中国民主来临──重新建立的想象》为代表，可以说是以避免革命的改革而走向民主国家之前景的颇具深度的政治分析。

另一种，官方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一再表态坚持改革不动摇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性质不动摇，但尽管其官气十足，却观念老化而保守，陈旧的思维逻辑与沉重的套话负担压抑了观念的更新。相比之下，冼岩的“回顾与反思”实际上是中共官方可以找得到的最好的观念包装，不过，冼岩坦率地承认“现行体制一直靠维持某种高压来掌控社会”，承认“以权力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大多数利益”，老大一把年纪的中国共产党，看来一时还羞于这样坦率。

△急于为中共及胡温包装的冼岩

不过，中国共产党与冼岩，对改革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即不仅改革为中国社会所必须，其基本方向，如社会生活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取向是正确的，而且，问题与矛盾是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中共喜欢把现实矛盾归于“前进中的问题”，回避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使得它的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空话，而冼岩，尽管不象中共那样有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却也同样尽力避免触及深层矛盾，竭力从“已经发生的变化”中作文章，这就使其分析力度大打折扣。

冼岩故作深奥地写道，“在中国的整个身躯长高的同时 ，身体的各个部分发育是不平衡的”，但却没有想一想，其它世界各国难道都已经达到了平衡发展或者“有计划、按比例”的境界了么？其实，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世界如此，一国本身如此，在市场经济发展之际则尤为明显。

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中存在着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则改革的政策如何 酝酿、制定与执行，其“负面效应”如何“凸显”，“不同社会元素”怎样多寡，以及分配怎样变化，实际上都体现着这些矛盾──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分析者最应该注意的事情，因为这些过程中表现出矛盾，是矛盾的实际展开。

冼岩为“胡温正在主导的政策调整和方向变化”剖析其“实质”── “‘科学发展观’是对长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修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对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化、全球化改革方向的校正。目的在于拉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这些已经变短的腿，使之与‘经济增长’这一变得超长的腿相适应，维持相对平衡”。看上去似乎头头是道，但是，剖析实质本来应该让人看得更清晰，而冼岩的本事，却是将本来可以梳理清楚的东西揉成一团乱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而言 ，中共放弃了后者，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它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中国特色”却是意味着坚持由它来控制与主导市场经济，同时又“党不管党”，放任权力与市场、资本去交易，而这样一来，松绑社会而使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成为空话，因为现实中经济建设仍以共产党专制为中心，国有体制仍居于支配地位。

改革开放之中注重效率，很自然也很正常，有积极意义 ，因为它针对着行政型计划经济的注重长官意志和表面公平，而市场经济天性追求平等，交易者权利平等，等价交换，及公平竞争，且视财产权利为须臾之不可缺，也注重更具政治性的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倘若顺其自然，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公正一般不会弄得长期扭曲、势成水火，反倒是，因为现实中党政权力执意在其中插手控制，才弄得社会公正、和谐愈益遥远，环境保护愈益弱势，其突出的表现，一是国有垄断企业持续强势，民营企业受到沉重的非经济制约，一是社会中非政府组织遭当局严厉压制，缺乏独立运作的空间。

当然，冼岩与中共御用文人不同，对现实变化相当敏感 ，分析颇具深度。他承认，民营经济与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民间教会已成为“两大独立力量”，且“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正在急剧觉醒和增强”，进而，承认“许多人期待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开放政治’的公式确实成立，只不过它发生作用的过程远比一些人期待的缓慢而漫长，甚至有可能不是在一代人的自然寿命期限内就能完成”。应该说，这些分析与论断，都有其道理。

不过，冼岩似乎是本能地敌视民主，又似乎是竭力要为中共之作为辩护 。他强调“民主化改革”的诸多限制条件，基本立场是“支持渐进的权利开放和自由增进，不赞成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殊不知，“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是一个过程，禁锢得越严厉越持久，则其过程就会越暴烈、更具“单纯破坏性”。冼岩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无视“渐进的权利开放和自由增进”同时也正是民主的进程，无视这一进程需要一定的“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予以支持。冼岩指出，“中国经济又面临转型升级的关口，即增长由高度依赖出口转为主要依靠内需”，然而，“高度依赖出口”这样的“大进大出”式“国际大循环”，是从改革之前的初级重化工业结构经过轻型化等诸多变化而逐渐形成，其中免不了要有“制度性市场化转型”过程予以支持。现在，经济中的再次转型就在眼前，创新之力量源泉与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政治方面党禁、报禁依旧，已经比台湾政治发展落后许多──“台湾制造”如今受到其岛内政治困扰，莫非冼岩也希望“中国制造”长久地被政治落后而扯后腿么？

让人好笑的是，冼岩总喜欢借批评海外民运内部出现问题 ，而反证中国社会里民主应该缓行。其实，政党的民主发展同样是曲折的过程，特别在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尤其如此。孙中山曾强迫党内同志视他为“一尊”，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也成为传统。专制社会中出现的政党，不可避免地染有专制的恶习，本来并不奇怪，倒是以这些恶习为借口否定民主发展的必要性，才真的很奇怪。

让人不能不注意的则是，冼岩以晚清事变论证其观念 ，是以满清王朝的利益为立场，丝毫不见着眼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意味。当时，有志士仁人要“推翻满清”以救中国，也有志士仁人要变法要立宪以再度中兴满清，满清保守势力击败了光绪帝与维新派，尽管后来立宪改革动作也很大，却毕竟为时过晚──然而，这样的“垂死挣扎”未能救得满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却仍具意义。冼岩以“更大可能是，早立宪反而促使满清早倒台”来论断，听在中国共产党耳里自然当属高论，对中华民族而言，却更象是亡国之音了。

△期待中共转化的何频

冼岩处心积虑为中共与胡温的当下作为作论证，何频则坦率地道出对中 国政治徘徊不前的焦虑，展现出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左派情怀。何频文章要“重新建立想象”，期待中共“党内民主”能够在其十八大上出现“升级版”，十九大之际出现“推动中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党”之欲望，使得中共在其百岁之年“势必开始蜕化”，到二十大的时候开始新生命──其实质，即期待中国共产党还能够转化，其背后，是民主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而新生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还能够适应。

但是，期望毕竟还只是期望。何频认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 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可以视为“中国不能立即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唯一真实的理由。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理由，而且，人们发现这个理由已经多年了。

造成了这个理由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它顽固地以 “反对西方民主”的名义抵制民主政治，严厉限制公民权利，维持党禁、报禁，将一切可能与它展开政治竞争的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它不可能不知道“公民社会”生长、发展的意义，然而，既然“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那么，区区“公民社会”又怎能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之私利相比？中共把自己塑造为“三个代表”，将“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求其自身解放，歪曲为“替中共打天下”，将“中共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规定为一项新的公理，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确保“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

《共产党宣言》规定，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 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倘若“无产阶级”从“无资产、无权利”或“少资产、少权利”的状态，成长为现代公民社会中拥有资产和公民权利的阶级，就会对其“万岁”的执政地位产生真实的威胁，那么，它当然不会在乎那两个德国人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了些什么，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毫无疑问是“压倒一切”的。

这样，不管“三个代表”说的多么漂亮，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 了《共产党宣言》的信念和宗旨，已经不再是一个左翼政党，成为一个专制的、官僚化的右翼政党。

这样一个政党，与国有体制的支配性垄断地位结合在一起 ，转化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转化的可能性小，就使得革命的主张时常出现，且与时俱进，而转化可能性尚存，则改革即使死了，它也还可以万岁。

△旧的革命，新的革命

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其本意或许不错，但却正是他自己以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的紧箍咒，以“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局限，使得改革难以突破共产党专制、土地国有、国有体制居支配地位的格局，实际上无法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改革失败而引发革命的危险则确实是存在的。

苏联改革以“新思维”、“公开性”而打开了政治局面 ，但中共集团中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政治领袖，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也缺乏讨论与质疑。这样，就只能在基本的政治禁锢格局没有根本变化的状态下，从经济领域寻求突破，“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推得动就在那里改革，在缺乏改革蓝图和总体设计模糊的条件下由少数开明政治领袖作为“工程师”而推动大局发展。

改革走走停停地持续了30年，要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发生根本变化 ，则时间并不长，况且，国有体制逐渐适应了改革的状态，矛盾在市场经济展开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不过，社会意识对于这种深层状态还难以确切地把握。在人们的意识中，改革就是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这样的改革改得不能令社会中多数人获益和满意，就该停止，就该推倒重来，或者，干脆发动革命。

在现代社会，革命本身正在出现新的状态，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而塑造 的一种革命形态。执政的政党和平轮替，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同时，借助于网络等新兴技术，民众的政治参与也在变化，而军队及军人的非参与，亦即在政治中的中立，两者实际上相辅相成。然而，这种变化是以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特别是政治民主的一定发展，为前提条件。在工商业社会的稳定状态中，民主政治的量变，逐渐地塑造出一种新型的革命，其中，政党和平轮替取代了“千百万人头落地”式的革命，执政权力的竞争推动着政治观念的演变。

而在现实的中国，放弃改革而转向革命，还缺乏现代的意义 。即使一场新的革命真的风起云涌起来，无情地打倒了中共统治，把“主流经济学家”或其它精英们也踢到一边去，甚至进而将所谓“精英统治”完全打碎，但人们却很难期待会有一个更具理性、更具国际视野的政治家集团能够得到执政机会。在革命风暴中，激进的政治家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拥护，然而这样的政治家往往缺乏治国的能力，也往往缺乏功成身退的气魄。

不过，官府严密控制下的社会一旦发生突变，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是市场经济已在悄悄发展，社会有所改变，如辛亥革命前的状态，或改革30年之际的状态，这时会出现一段活跃的发展时期；一是市场经济受到严格限制，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如“文革”之际的状态。这样看来，如果现在的中国从改革走向革命，也不是没有良性发展的前途，但毕竟现实中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相当盛行，暴戾之气相当普遍，革命走向反面的机率同样很大。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否定“不断革命”，重新审视暴力的作用 ，后来的共产党人对此不屑一顾，革命冲动一再地显示其实际能量。然而，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结果，革命或者退潮，或者蜕变，后来终究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革命，取代了传统意义的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对此应有足够的注意。

何频文章没有直接涉及革命的问题，其分析的基本观念，与冼岩承认 “许多人期待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开放政治’的公式确实成立”，是一致的，但是，何频文章“重新建立想象”，表达对中共“党内民主”的期待，或曰对中共还能够转化为左翼政党的期待，相对于冼岩那浓重的“民主须缓行”味道，则有很大不同。

近半个多世纪，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里的发展极其曲折、坎坷 ，即使改革开放了30年，它得到执政党的正式支持，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且权力对它的扭曲一刻也没有停止。在这个意义上，冼岩的看法，何频的看法，都有其道理或价值，应予注意，而同时，正如马克思当年否定“不断革命”的同时仍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应立即大步迈进，今天的中国人，不可以盲目听信冼岩而服从中国共产党一党之私，放弃对民主的追求。

附录1：冼岩：改革30年之回顾与反思

一，必须不断对改革进行改革

由邓小平在30年前开启的这场改革，不但对中国社会是必须的，其方向也是正确的。无论是将社会生活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还是 改革的市场化、全球化取向，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对症的。今天不断有人“抬胡抑邓”或“抬赵抑邓”，不过是在把历史当作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以售其私而已。

但是，当中国社会沿着邓小平划出的这条轨迹运行20多年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整个身躯长高的同时，身体的各个部分发育是不 平衡的。原来的短腿可能变成了长腿，原来的长腿可能反而成了短腿。在改革方向上，堆积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原来无庸置疑的方向问题，开始令人困惑，进而引 发全社会反思。此时，对方向的调整成为必须。这是所有改革必须经受的宿命：在改革初期必须绝对强调方向的正确性，为改革注入强大驱动力。但任何政策的长期 执行，都会导致不同社会元素多寡及分配的变化，改革将面对与启动时截然不同的环境。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这就是胡温正在主导的政策调整和方向变化的实质。“科学发展观”是对长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修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对以效 率为核心的市场化、全球化改革方向的校正。目的在于拉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这些已经变短的腿，使之与“经济增长”这一变得超长的腿相适应，维持相 对平衡。

这样一种方向性调整，每隔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必须来一次，因此历史总是呈螺旋状演进，改革的实质就是必须不断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二，已经发生的变化与蕴涵其中的机会

30年可以带来的变化非小，更何况是在一种有意改造社会的过程之中。现在有人胡扯什么成功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自发演进”的，是由民众自发进行的 ——这是把事实当作了可以任他搓捏的泥团。如果由民众自主选择，以人数多寡决定，那么中国改革可能到农村联产承包、企业物质奖励就打止了。这30年的中国 改革不但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始终有明确的观念指导贯穿其中。持上述“自发演进”观点者的惯伎是，将偶尔符合其理念的民意要求视为“民众自发”，而对不合 其理念的民意诉求视而不见。于是，由精英主导的这场改革，就被描述成了“民众自发”的演进。

这场改革的最大后果之一，是社会自由度大幅增加，与改革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多元力量逐步滋长。政府力量虽然仍占有绝 对优势，但在很多时候已不能单方面决定事态进程，而必须顾及来自多方面的态度和反应。这是《收容谴送条例》被废除，政府在禁书、厦门PX、警察进京抓记者 等系列事件上立场后撤，顺从民意的原因。放在改革前，这种变化是不可想象的。现行体制一直靠维持某种高压来掌控社会，但社会本身对此却存在一种天然的反弹 力，存在一种要求回复到压力前状态的自然趋势。社会的自由度越大，这种反弹所蕴涵的力度就越大；一旦政府施加的压力有所松懈或空隙，反弹就会乘隙而入。作 为一种人为施加的压力，维持它需要很高成本和效率，“有所松懈或空隙”是必然的，于是民间社会就有了扩张、进步的机会。

在社会力量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虽然还很弱小，相对于政府不堪一击，但其中有两种力量却无声无息壮大起来，已经达到了连政府力量 也无法遏制、乃至对其无可奈何的境地。其一是民营经济，其二是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民间教会。前者身系国家经济命脉，政府不敢轻易碰触；后者存于个人内心、流 于社会管理越来越大的空隙之中，政府无能遏制。港台等地虽有以佛道二教挤压洋教的成功经验，但对大陆政府来说，只要不是自己直接控制的，不管什么教，都是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都需要警惕，能挡出去则挡出去。去年缅甸发生的事变，似乎印证了政府的这一顾忌。于是，相对温和的佛教被挡在国门之外或供养于 香火之上，而挡不住的基督教却自己下到了民间，掌握了数量不菲的民众，并且把国内的民主派精英几乎一网打尽。

上述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单独话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两大独立力量的存在，对于其它社会力量包括NGO的成长，不但是一种示范与鼓舞，而且只要气候适宜，它们就会成为其它社会力量滋长的温床或避风港。

近年来还有一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从严征收，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正在急剧觉醒和增强。 不同于民主化只是少数人的政治诉求，这种来自经济上的需求覆及一个甚至是几个阶层的全体。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开放运动包括美国的独立，都是从纳税抗 争，纳税人要求相匹配的权利开始的。中国在此之前，由于纳税主体主要是企业，民众个人对于纳税一事并不敏感。随着大批中产阶级进入纳税主体的行列，尤其是 2006年底出台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对个税强化征收，面对从自己口袋里强行掏钱出去的那只手，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突然喷薄而出—— 人们纷纷责问：这些钱到底将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将因此而享有哪些权利？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虽然迫使政府“有关部门”的强化征管立场有所退缩，但是这事还没 完。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已经被催醒，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滋长，一种新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这也是政府无从压制、难以应对的力量，而且它的动员面更广，对政 治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

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政府行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外，中国已摆脱“独立自主”的独行状态，诸多利益的实现都须依赖良好的外部形象与对外关 系，利益纠缠迫使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了许多顾忌，难以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对内，多元力量的滋长使中国社会再非铁板一块，政府必须协调多种利益，弥合多方面 诉求。更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政府相对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正在被大幅缩小，政府可以闪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民众的独立意志却越来越旺 盛，力量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当然，现在发生的还只是量变，但未必在将来不会积累成质变，或者在某个点上引发质变。

不仅政府行为在因应环境而变化，政府本身的构成、结构、性质也在有声无声地发生转变。从十七大的最新变化看，原来“定于一尊”的结构有逐渐被“集 体领导”规则取代的趋势。当体制内部不再存在可一言九鼎的权威时，多种声音的并存，将迫使政府在对外行动时再难硬起心肠，采取刚硬果断的措施，而不得不转 而趋向于更柔软、更缓和的处理方式。中国前3代领导人的果断，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密不可分。在后权威时代，将越来越少见政府主动的果断行为。除维持规则的运 转外，政府将更多只是被动地作出反应。这样的政府固然较难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在它对环境变化的被动性适应中，改革将不知不觉发生。这才是中国式“自发演 进”的真义。

这种“适应性变化”现在仍在继续，它或许将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环境的变化导致对其反应的变化，最终促使政府和社会的全面演 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期待的“市场经济必然导向开放政治”的公式确实成立，只不过它发生作用的过程远比一些人期待的缓慢而漫长，甚至有可能不是在一 代人的自然寿命期限内就能完成。西方先发国家完成这一过程用了几百年时间，中国如果能够在未来50年内完成这一过程，已经足以值得自豪。以社会演变而不是 个人生命的尺度相衡量，有理由对这种趋势保持乐观。

三，真正的危机或考验将来自经济

中国这30年的另一显著变化的是社会分化，无论贫富、贵贱，都在日益两极分化。经过改革初期十多年的转型震荡后，利益格局已经再次固定化。无权无 势的人“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权力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大多数利益。经济增量的大部分以及部分国有资源已经落入他们囊中，而被行政垄断滋养得 越来越庞大的国有资产，正在沦为轮流坐庄的庄家们的钱袋。行政分割资源与特殊利益家族化正遥相呼应。

正因如此，持续增长30年后，仍有不少人对现实不满，许多人几十年的“收入增长”，扛不住一场“结构性通货膨胀”。恰逢此时，中国经济又面临转型 升级的关口，即增长由高度依赖出口转为主要依靠内需，竞争力由劳动力成本优势转为科技自主创新。无论是从转型的内部规模还是外部环境的严峻看，全世界都没 有先例，难度可想而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攸关中华民族命脉及现政权存亡的生死豪赌。正因为赌注如此之豪，所以虽然赌桌早已摆好，选手却迟迟不肯 入场，长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现在，关键性的一步已经由胡温迈出。从原材料、人工成本的全面上涨，到环境、能源的瓶颈约束；从“出口退 税”率递减，到内外税合并；从地方政府催促地区“产业升级”，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生效，中国已经没有退路，惟有背水一战。

再乐观的人，对这样的决战也不敢操必胜之算。对于将主要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的中国政府来说，对于需要持续的利益增量来弥合社会分化缺口的中国 社会来说，经济危机就意味着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中国已经走到今天这种高度时，只要执政者不犯下大错，其它因素包括美国威胁、台海危机、群体事件，都不 足以危及政权稳定。唯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政府力量既无法控制，也无从应对的，除非实行很可能是饮鸠止渴的军管。

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灵丹妙药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政治改革的滞后，严重拖累了社会发展，是当前诸多问题的根源，所以必须立即启动民主化政治改革。在中国社会 的良性变化不知不觉发生时，也有人担心：这种缓慢的变化，会不会“来不及”？更有人举晚清为例，称晚清就是贻误了“改革时机”，才被覆灭的。其实，晚清覆 灭的根源在于政权有效性的丧失，在内忧外患面前，当时的中国已有亡国之险，于是大批志士仁人形成了“推翻满清”的共识。这才是满清气数已尽、不得不亡的根 本，与立宪之早晚关系不大。没有证据显示，及早立宪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更大可能是，早立宪反而促使满清早倒台。

所以，今日中国的真正危险还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将导致政权有效性的丧失，从而引爆其它潜在风险。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政府就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其它危机就会始终被抑制在“潜在”状态，不会实际爆发。

但经济形势总有变化的一天，是不是应该及早民主化，以应对经济危机的风险，使其不至扩散成政治危机呢？这是许多人主张“即行民主”的理由，但是， 对于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够防止“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他们却从不曾作出有力论证。事实上，民主制度并没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它或许象某些人所说的“是个 好东西”，但并非灵丹妙药；它或许能够锦上添花，却未必可以雪中送炭，反倒有可能雪上加霜。世界上民主国家很多，其中经济搞得不好的不少，因经济危机而引 发政治危机、社会震荡的也不少，因民主化转型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更不少，但却从不曾见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民主化改革而避免了“经济危机扩散成政治危机”。

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不管是它对政治权力的制衡，还是它的定期纠错机制，或者是权力和平更替机制，都取决于许多其它条件的配合。因此，民主化改革不 能“不顾一切”，不能以牺牲其它条件作为代价，也不能在其它条件尚不具备时强行为之。否则，必然未见其利，先蒙其弊，自食恶果。

海内外有一些“民主精英”，他们自诩真理在手，声称按照他们那一套，不但可以救国，而且可以使民主化转型没有多少风险。但是，这些人总是连他们自 己搞的，由理念相同的几个、几十个人组成的，有着他们自己设计的明确“民主程序”的小团体的“风险”也避免不了，总是弄得臭名远扬，众叛亲离。可见，这些 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或疯子。真按他们说的做，尤其是由他们来做的话，中国早完蛋了。

在中国进行民主化制度转型的基本条件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在社会两极分化显著、怨念集中的今天，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当中产阶级（以 城市白领为主体）成为政治力量的主流，政府面对这种变化也作出足够的“适应性转变”，这个社会的弹性越来越多、刚性越来越少时，民主化才能水到渠成。

在此之前，我支持渐进的权利开放和自由增进，不赞成制度性的民主化转型。在这种渐进中，面对民主化的前景，民间和外部对政府形成一定压力是有益 的。但这种压力应该是温和的，而非暴烈的；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而非单纯破坏性的。这不但是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可能沿着良性的方向来适应压力和环境，进 行自我转变；更是因为，民主不是唯一。除民主之外，人们还有着更多值得珍惜、追求和守候的东西。

附录2：
何频：2021：中国民主来临
--重新建立的想象

中国不能立即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 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也就是说，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只有中共才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力量。问题是：中共 会推动中国民主化吗？如果是，是何时？如果不是，是不是就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民主就无望了？

外部：缺乏压力

　　作为一个付出无数生命、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即使坐上了江山，对权力依然特别敏感，总是担心鲜血白流。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安全感，中共才更极端地去维护、巩固政权：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其不断努力的表现，没有一次，不是倾全党全民之力；没有一次，不是让全党全民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结果：不能让江山变色，不能让自已可以被取代，不能让民众有选择的机会。

　　然而，在维护一党专政、执政过程中，中共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造自己及民众，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模式，不但有别於前苏东国家，而且在改革过程中比经典的国家转型模式更要?富和独特，这正是人们常常对中国局势失察的根本原因。

　 　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中共同时坚守的两个支柱。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政策指导原则，更是中共的生存哲学，这使得中共在具体操作 上变得非常有弹性又有清楚的底线：发展经济？一切好说！威胁政权？一切压倒！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这一软一硬，正是中共的“葵花宝典”，从而可以应对各种变 化，又得以保全自己：冷战之后不但没有走向崩溃，反而藉全球化使自已迅速崛起。

　　现在，可以说是中共建党以来最辉煌、最自得的时候，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没有真正具有迫切压力的外在力量。

　　以往政治变革不断受到挫折，犬儒主义便成了国人精神的主旋律，使有民主理念的人越来越边缘化：思想界和商界的精英不但不构成压力，由於需要从官方获取利益，反而甚至变得比体制内官员更没有政治变革的冲动。

　 　改革开放使民众生活和思想变得?富和多元，对中国现实、对中共、对民主、对西方的看法也变得多元，尤其对民主的期待不再是那麽浪漫。正是这种多元，即使 有社会衡突也表现出多面性，孤立、区域的骚乱事件没有精英的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力量不易持续集结，人们对求变形不成共识，就不会有全民共振。

　　国际社会同样功利，面对全球最繁荣喧闹的市场，没有国家挡得住中国的“吸引力”，没有几个人可以持久地举起人权牌。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经济，稳住了一切，给了执政者更大的能力和?旋空间，应对问题、软化和控制反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已升级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控制中国”，任何想绕过中共进行和平变革，任何想以中共为敌进行暴力革命，都只会被视为唐吉珂德。

内部：没有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近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化的可能性极小。除了上述外部压力的状况，还有其自身诸多因素：

　 　第一，官僚体制的惯性和箝制力仍很强。尽管中共领导人每一个人都多少受到官僚体制所害，但是他们的权力又来源於这个体制，他们熟悉并运用自如，便会自觉 不自觉地继续受制於体制；尽管他们深知这个体制正是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但是没有这个体制将使改革在他们手中完全脱序。所以，他们所谓的体制改革，只在旧 有体制上进行局部修补、更新，而且常常有反复，目的是既让这个体制具有生命力，又让这个体制仍然可以为自已所用。

　 　第二，没有具胆识的领导人站出来。虽然，中共对外策略具有灵活性，但内部周密的互相依靠、牵制的组织原则和命运共同系统，随时都在形成合力压制、围歼内 部可能离经叛道者。在过去的中共党史上，即使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的官员，也鲜少有真正的“反党分子”。那些被视为“改革派”的领导人，也无一表示要挑战 党的领导。即使有心改造这个党的人，也知道绝不可以在体制内表露这种企图：脱离了党，他们就没有了力量。

　 　第三，担心自已失去利益。中共能够凝固力量、吸收各类精英的根本原因，是其体制保障了各级领导者的特殊利益。革命时期如此，夺取政权后如此，改革开放中 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正是“让他们先富起来”，才得以进行的。如果说当年老一代还有理想的牵引，那麽现在领导人更多地是被自己、家人、群属的利 益所牵制。现有的体制，一般情况下就足可使他们享受顶级生活待遇，何况有无数机会可以使他们获取暴利：他们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分配。如 果现在进行根本性的体制变革，无异於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

　 　第四，担忧中国会乱。民不民主，并不取决於人口、素质、资源、经济等因素，但在中国却成了不施行民主的一大堆理由，朝野均如此。事实上，中国民主化过程 中出现某些混乱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正是以前不民主的恶果。但不少中共党员以此为由认为，中国如果在中共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持久一些，会减少、降低中国民主 过程中混乱的机率、程度。这种说法，居然使中共现在拒绝民主化的理由还有了道德性。

　 　列宁说过，革命和变革，只有在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忍受的情况才能发生。而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是上层“无法”（没有法理）统治，下层“无法”（没 有办法）不忍受的状况，民主化的动力资源出现前所未有的短缺：有推进民主的实力的，没有推进民主的动机；有推进民主的动机的，没有推进民主的实力。

　　很多人作出的结论便是：即使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但只要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中共政权就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照目前状态生存，也就是说，民主化在相当长长时间内无望。

好消息是：中共有不民主之痛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对中国的未来重新建立一种想象，我们不能生活在没有希望中，物质最富足也只能满足我们一部分需求，如果没有对民主的想象，没有建立民 主的目标，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员，也不可能在国际上真正获得信任、尊严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公平正 义不可能实现。

　　有人寄望於偶然因素。的确，历史大变迁，不少由偶然因素催化而成，往往突破了现实的框框。有人说，即使过去并没有一种预言，成为今天的全部现实，但那些预言所指出的元素，不是没有存在於今天的中国，一旦遇某种配合物，就会可能使预言成真。

　　只是，我们不能将中国未来的想象，建立在不可想象的意外之变上。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寻找到很多积极的民主变量，这些变量甚至可以在共产党人身上发现。

　　如果你接触到很多中共官员，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势力比新一代共产党人更痛切地体会到，不民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无休止的衡突，给中共执政所带来的困扰，尤其是未来永远都是不能确定。在他们内心深处，并非不向往和尊敬现代化民主国家，更不是不希望中国永久国泰民安。

　　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一批闭关自守、意识形态僵化者，他们甚至比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更具有认识世界的主动性，他们也不是对政治体制没有思考，他们并不比知识分子缺少深刻性和前瞻性。

　 　虽然他们有的人也说，民主很难说一定是好东西，民主不能保证一定选出好领导人，也不能保证经济繁荣，在某些地方，民主化后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但是，他们 更普遍知道，民主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是因为它是民众不能被剥夺的一种权利，一种公平的竞选体系，一种公开的利益博弈原则，一种国家的稳定机制。一个国家 的文明程度、稳定程度，基本指数就是民主化程度：在过去一个世纪，极少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党内民主”使权力博弈公开

今天在中国，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民主”这个词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甚至反复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虽然人们对民主的内涵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民主这个词至少开始在去妖魔化，都在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民主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要的问题。

　 　一种叫“党内民主”的东西出现了，这是精明的中共领导人所创造的，本质上并不是民主。然而，这种“党内民主”，使中共内部选拔有了一些硬性标准。这些标 准，便成了官员们追求晋升的指标之一。所以有人就预见，“党内民主”是通向“全民民主”的过渡，因为党内权力博弈最终会引入外力。

　　表面上看，中共十七大仍是毛式党代会，一片红色海洋中，讲着和听着枯燥浮夸的话，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堂里投出几乎一致的选票，但是，某种内部的规则正在生长。

　　这对於一个革命党而言，实在不容易。以往多数党代会，几乎都是一次胜利者的盛宴，意味着另一批路线斗争失败者失去了权位，甚至进了监狱。从十六大开始，肃杀之气消失了；而在十七大上，没有一派取得压倒性胜利。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大会上被批判，没有人是因路线斗争而下台。

　　有关内部海选领导人的故事出现在境外媒体上，即使这种传说有点戏剧化，但是中共内部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是某个人所完全决定，权力博弈过程趋向於规则化是可以肯定的：成为赢家，还是经过了比以往更大?围的民意调查过程。而且越是年轻的领导人，越是要通过有内部规则的竞争。

　　这种竞争，必然会孕育新一代官员表现自我的冲动。中共十七大后，一批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尤其是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新书记，展现了完全不同以往官僚的个性作风，就是中共演化、体制变化的必然反映。

　 　新一代官员们整日都浸淫於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和体制，他们不是刀光火影中提着别人脑袋上来的，他们不是终日坐在密室里听汇报的元老，了解下属们的花 花肠子，了解百姓们的要求；他们知道没有人相信大会上的政治说教；他们知道中共官员在人们的心中是什麽样的形象；他们具有更强烈表现自已能量的企图，甚至 敢於公开表示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

　 　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使他们不会象过去那样轻易因为个性而夭折。民间热烈的回馈，政绩的闪光，会成为他们进一步的动力，同时会对整个官场形成效 应。　　当然，这远不能说是官员间形成了公开的竞争，但进取、务实的作风，和法律、民主意识的萌芽，会更多地表现在这批官员身上，这势必会催化中共内部建 立他们认为更公平的规则。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一个“党内民主”的升级版势必出现，至少在某些层级会出现更多的候选人、更广泛地徵求意见，也会走 向公开化。

　　中共十八大之后，一个地区的民主竞选开始酝酿??虽然这只是香港特区的行为，但对於内陆的辐射，尤其对中共官员的信心，远比台湾民主对中共的影响来得大。香港在2017年才进行直选，但从2012年开始，民主竞选的气氛便会从香港扩散。

　　香港的民主化不会走向民粹，也少有可能失控，尤其在2017年的选举中，传统的民运、亲共、亲英派都被淘汰了，这会使北京不安的香港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充满活力，而又温和的香港民主竞选，对於中共和中国大陆而言都是一个良好证明。

百年中共：蜕化和新生

　　这个时候，在一个日益企业化的社会，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对法治功能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政府管理能力和合法性自然有更多、更高的要求。社会阶层日益复杂，业界、地方、城乡等各方面利益都会寻找诉求渠道。

　　而“党内民主”，本来为的是延长中共党人利益的时间，但它必然的结果是：中共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有了合法的可能性，官员们的竞争也会表面化、公开化。

　　2017年，在与香港直选同年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当“党内民主”很难再摆平党内的竞争，权力的不平衡便产生了要求民主的动力：一些志在必得又有志未伸的政治人物，势必藉助新的力量扭转乾坤。

　 　这个新的力量，便是外在的压力，或党的新机制。一来，民主的萌芽、尝试，有了更多的生长缝隙；二来，权力来源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透明），就需要对各 自的来源负责，互相之间要“争权夺利”，大家就需要能够进行博弈的公正平台：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选举人就要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环境和机制，被选举人也 应该有和选举人见面表达意见的制度。

　 　即使十九大上，尚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时，六七十年代出生者己成为中国社会中坚，他们是全球化成长的一代，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中成长，他们不 会让中国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工厂，而不是主流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希望推动中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党。

　　尤其是，民间的声音，专业的声音，更容易表达和集合，对中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可能形成全民性的威逼式的压力。一些开始没有明显政治符号的事件，在演化过程中，可能升级为中共体制不能消化的政治变数。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会开始平缓，中共能够利用经济平衡社会矛盾、平衡国际关系的能力也在减弱。当那些商学界的精英分子，不再需要或者难以从政 府手中获利，甚至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官僚掠去，他们有力量发出声音；当那些平民百姓发现，“暴富”的神话不会出现在自已身上，而官商勾结的暴富，正是从自 已身上掠得，他们忍受的临界点也在降低……这很可能将从局部矛盾，发展成全民性的焦虑和不满。

　　也就是说，到2020年左右，中国社会矛盾会酝酿到一个成熟程度，中共“一软一硬”的“葵花宝典”不再有效。民主化，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这时，正是中共百岁之际，对历史的回顾，势必转化对现实的审视。一百多年前，“民主”开始出现在中国，自由言论、结社组党、立宪议会都曾出现。一百年 前，一批中国的理想者为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与国民党的拚杀、自已内部的惨斗，走这一条路居然走了一百 年，民主在中国居然拖延了一百年。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之际。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势必开始蜕化，对党章和对宪法的根本改写，几乎是不可阻挡的。2022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是中共百年之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共新生命的开始。

　　对於中国民众，一个躁动的时代开始了，一如一百年前。只是，这不再是只会重复历史的一批人，百年的血腥，不应该让中国人还学不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