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近二十名老右派，正式具状控告原反右主管单位

三天前，四川省近二十名耄耋之年的右派分子，正式具状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控告原划右派主管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他们在控告书中写道：我们都是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中，被当时党组织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经过长达二十多年非人生活的迫害和苦役的折磨，多数人已经亡故，幸存者的我们仅是少数，且已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老人，此生遭遇实为悲惨。虽然，我们皆在1978年后得到“改正”，先后恢复工作，可不久就到退休年龄，工资级别明显偏低，有的还作失地农民处理，根本无工资；有的早已去世，但受连累的家属仍生活在最低层。更有不少人家庭支离破碎，受株连的子女至今未能补偿，怨气难消。我们既买不起房，也看不起病，成了社会弱势群体。

死者含恨而去，余下的幸存者也将抱恨终身。为此，只有将实情向你们反映，请根据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及时解决为感。本来1978年右派改正是根据1957《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重新审核后，认为我们这些人的言行，不应划为右派分子才予以改正，并发给“右派改正通知书”，恢复工作。既然我们不属于右派，当时因错划右派而受到撤职、降级、降薪、开除、送劳教，所扣发、减发的工资理应同时发还，像文革“走资派冤假错案”一样全额补发，才符合法定程序。何况错划右派受害时间更长，受苦更深，那时是不准申辩的，仍凭组织强判强批。可是，错判的工资至今仍未发给，这是不公正合理的。有关部门违背了《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公民不是一视同仁，不讲公平正义，制定“双重标准”，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我国《宪法》视“公民工资收入为第一法律保护的合法收入。”1954年《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给右派补发工资，是依法办事，是维护我国《宪法》的尊严；不给右派补发工资，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应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我们不是乞求恩赐，我们是正当的讨债，这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被错误处理强迫劳动，百般凌辱中用生命换来的血汗钱，是我们正当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也明文规定：“负责人有偿还负债的义务。”拖欠右派的工资，明明是政府负债，而政府却长期对债权人的催讨不问不理、不作为。这既非明智之举，又属知法违法行为。长期拖延下去，政府失去的诚信，是公平正义，是人心。这种不作为对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极为不利。错了就应该改，劳动了就应该给报酬，欠帐应该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我们富有，政府都应该赔偿，才能体现我们国家在实行民主尊重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何况我们这些受害者至今还生活在社会底层。

尊敬的高院院长，你们虽不是当时错误的制造者，我们决无怪罪你们之心，但你们是党和政府的继承者，依理、依法也有责任、有义务，责无旁贷地为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还我们二十多年的工资，以解除目前生活上的困境。这是一件为国分忧，为民解愁，顺民意得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善举。至于对工资补发的计算，，可否根据国家原“宪法”参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不分原职务、级别，统一以二十二年为限，按当时平均工资基数和物价上涨的生活指数加利息计算。敬盼早日得到公正的判决，如果我们在近期内得不到合法的解决，只有越级上诉或寻其它途径申诉以求解决。

他们是七十九岁的屈楚平、八十二岁的罗尚能、七十五岁的黄心益、八十三岁的唐道富、七十一岁的蒋尔寿、七十五岁的彭慕陶、八十九岁的欧明、八十三岁的黄绍甫、七十五岁的马万才、八十六岁的严代武等共十九人。联系人彭慕陶，电话028：8749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