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管见：能想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事

图：1919年6月3日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进行大规模政治罢工

【新世纪特稿2007年12月26日】最近接连出现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对其土地所有权的公开宣告，以及其它各地农民的类似举动，同时，“德国之声”以“中国兴起新工人运动”为题报导了工人们决定自行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工资待遇问题与企业资方谈判的进展。工农劳动群众如此举动，其中似乎意味着什么。

也恰在此时，读到綦彦臣的《中国进入十年“双危期”》，看来是对这种变化提供了一种基于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解释。笔者对此很感兴趣，就把自己的想法也写在这里。

綦彦臣在其文中分析了主要涉及经济的“短波危机”与“长波危机”，和主要涉及政治的“人治危机”与“公义危机”。其中，“短波危机”是指，出口型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官营实业界趁势推出资源全面涨价战略，并迫使中央决策层面全盘接受”，致使“劳动者的福利（劳保与医保）仍要处于政府公务人员的水平之下”的现实突出起来，而“资源价格的飞涨，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要求”，则“劳动力的真实成本必然会随着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提高。统治集团恐于政治变数，又必然强化对维权力量的打压，矛盾继续深化。预测而言，从2008年开始以劳资纠纷为引信的社会冲突会进入高峰期”。

显然，德国人看到“中国兴起新工人运动”，与这种状况有很大关系。

其中应该注意到的还有，所谓“官营实业界”，亦即通常所谓国有垄断企业，它们推动所谓“资源全面涨价战略”，无意中不仅使得物质资源价格涨价带动人力资源价格上扬的趋势，而且更凸现它们的雇员的薪酬收入与一般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雇员的巨大差别。

劳资矛盾是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中共党政权力、企业与工农劳动者三方中，劳动者最为弱势，权力则凌驾与社会之上。劳动者直接面对着企业主，他们要争取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却遭到权力的压制。劳动者在自身的成长中保持对企业主的压力，可以推动企业主成长为较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然而，如果在“左派”的推波助澜之下摹仿西方社会那样的劳资对立，极端仇视资本、动辄指责“血汗工厂”，就有可能走向极端，制约企业家阶层成长，将其完全推到权力一边，扩大与权力结盟而与劳动者对抗。在现实中，“以劳资纠纷为引信的社会冲突”，作为引信的劳资纠纷，有可能推动劳动者对公民权利的领悟、把握，推动企业型社会成长，也有可能炸毁企业型社会良性成长的可能，象电影《子夜》的结尾那样，工人入狱、民族企业家破产，结果渔翁得利。

企业家与权力有矛盾，也很容易合作与结盟。房地产商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央视节目中分析房市，检讨万科拿下两块“地王”的行为，冼岩视之为“王石与政府有关部门早有约定（或默契）的一次良性互动”，并赞赏“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进步”。其实，中共政府调控房市的作为，表明它对自己垄断土地毫无反省，只一味地动用各种手段打压房地产商，王石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反省，表明了企业家的人格与社会责任心，也反衬出中共政府的冥顽不化。

触及到地权，就再来看綦彦臣分析的“长波危机”。

他认为，“长波危机”是“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全面衰退”：一方面“土地资源遭遇硬约束必然导致粗放型经济的迅速衰落，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热突转偏冷”，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所谓“科学发展观”终究服从于增长，粗放经济仍有“重复与扩张”的冲动与潜力，这样，“能源供给约束必然使经济体系失去弹性”，同时也加重环境生态的破坏，“预测而言，2009年至2011年将是三年中等衰退期，之后大衰退期将出现在2016至2017年之间”。

中共政府把持着城市地权，也实际控制着农民地权，它以批地获利，还可以收回批出而闲置着的土地，得到更大的周旋空间，是“长波”中的变数，而农民逐渐觉醒的对土地的权利要求，在这“长波”的中期里或许不会有很大突破，但它却是更长时期中的变数。德国人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形成。要不了多久，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相比之下，农民运动更是一种“慢变量”，然而它在中共政府的压迫下渐渐地积聚能量，它的发展有可能根本性地扭转中国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的势头，并对工人运动形成有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声称它是所谓“三个代表”，但是它实际站在了工人、农民的对面，顽固地坚持着它自己一党的利益，顽固地要人们相信，它一党的利益就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幸运的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都开始展现它们自己的势头，表明着工农群众对于他们自身权利的意识、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觉醒。无疑，这是2007年末之际能想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附录1：《綦彦臣：中国进入十年“双危期”》

如 果说1999年下半年江泽民采取宗教镇压与逮捕重点异议人士的政治动作，是出于政治恐慌的话，那么八年之后的今天，真正的政治恐慌则悄然临到。并且，这样 的政治恐慌的真实背景是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时期。初步判断，从2008年开始，中国将经历十年的政经双重危机时期。

短波危机：社会不公条件下的资源价格飞涨

邓氏改革以来，历三十年，畸低的资源价格塑造了出口型经济。中共统治集团上世纪末对外汇储备的渴求，变成当下对畸高 外汇储备的恐慌。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深重的学者开始从伦理上质疑出口导向型经济，称之为“中国供养世界”。在这种伦理思维之下，官营实业界趁势推出资源全面 涨价战略，并迫使中央决策层面全盘接受。这样，中国在国际资源方面定价权的缺陷就由国内经济体系来弥补；这样，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国内工资水平仍然无法真 实反映劳动力成本。通俗地说，劳动者的福利（劳保与医保）仍要处于政府公务人员的水平之下。

人民币升值是国际经济与政治压力之下的政治选择，而非国民经济真实核算的结果。如果有一个真实的劳动力成本计入升值 因素，那么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必然会全面瘫痪。资源价格的飞涨，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要求，如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转而为全面内需的经济 模式。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需要的时间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内，而这个期间劳动力的真实成本必然会随着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提高。统治集团恐于政治变数， 又必然强化对维权力量的打压，矛盾继续深化。预测而言，从2008年开始以劳资纠纷为引信的社会冲突会进入高峰期。

长波危机：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全面衰退

中共在经济方面统治中国的两大核心法宝，一为金融国有化，二为土地无值化。前者的状况正在改变，后遗症也正在暴露即 货币政策完全失灵，仅具“表演意义”。后者为权力资本阶层提供了“水变油”式的资本升级捷径，从而使土地资源由无值化到高值化的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兴奋 剂。目前，珠三角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导致了大量企业停工或内迁；在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供给也到了极限；称为第三极的环渤海经济圈土地供给已日趋紧 张，预期内只有北部湾新经济圈尚属富地区域。土地资源遭遇硬约束必然导致粗放型经济的迅速衰落，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热突转偏冷。

在另一端，中央决策集团也很有可能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再促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供给约束必然使经济体系 失去弹性，并成为全球性问题。重复与扩张的粗放经济增长水模式也将使环保问题国际化。预测而言，2009年至2011年将是三年中等衰退期，之后大衰退期 将出现在2016至2017年之间。

人治危机：国家权力高端的历史性成本

说到底，任何形式的成熟法治都是人治，即道德人的司（执）法。中国由于法治缺憾深重，才夸大了人治的危险。而中国的 人治危险从技术层面上讲，就是党政一体。在党政一体的“内部人”选拔机制上，肯定产生不了道德的人治。目前，以1950年出生为中心时点，上伸五年（至 1945）、下延五年（至1955），观察中国高层政治家的年龄构成，备位将来核心层面的人物几乎统属此区间。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共权力恶性膨胀时期即“反 右”至“文革”这个政治灾难区域，由社会因素构成的人格品质存在天然缺陷，如严重的投机心理、罔顾社会公德的政治作为，被表现欲遮盖的麻木不仁。

一直为社会公众讥讽的假学历（位）问题，是为表征；在宗教镇压过程，这一代人中部分“政治精英”对“文革”大批判语言的熟练运用，反映出了这代人政治伦理的本质。

公义危机：法院腐败病入膏肓

对中共命运高度负责的体制内政治家对司法腐败持激烈批评态度，如大法官肖扬从2003年起就公开发誓要治理法官腐败 问题，但四年过后，法院的腐败已经从立案与审判环节纵深到了执行环节。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侵吞胜诉方的执行款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奇闻逸谈”。在一个初级法 院，一位主管执行的副院长伙同两位庭长及院外的“关系律师”，侵吞执行款达700万元。其中一家大型国企的400万元执行款竟然被侵吞140万元，“收 费”比例高达35%。一般情况下，法院执行部门要与胜诉人达成一个分成协议，其比例基本上不高于30%。该案件的引发看起来完全是一场“阴谋”——企业为 对付下岗职工讨薪，向讨薪者“爆料”，说出法院曾侵吞140万执行款的“历史事实”。愤怒的讨薪者围堵了法院大门。

与法院系统病入膏盲的腐败相联系，宪法被曲解、刑法的部门利益化在另一端突破了公义底线。如一直为民间学者所诟病的刑法105条，在“社会主义”政治概念尚未清楚与最后定义的情况，就“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要件施行已久。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的政治矛盾。

危中求机：希望在民间

就目前状况讲，民间强烈的抗争意识正在向危机意识转化，危机意识又促使民间进行自救博弈，如要求法律改进。这种诉求 在2010至2017年之间将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相信届时“全民公决入宪”也将成为主题诉求之一。也可以相信到六四时间30周年之际 （2019），无论中共当局还是民间力量均会面临政治变革的生死抉择。

附录2：中国兴起新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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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深圳的工人代表崔长勇在香港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前往位于香港的迪士尼公司亚洲总部，就工资待遇问题与资方谈判。柏林日报记者在深圳和香港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

“这位玩具厂工人并非单枪匹马，八亿中国劳动者开始向国际经济界提出了获取合理报酬的要求。在全世界几乎全然不觉察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形成。要不了多久，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推动这一形势发展的是‘学生教授反对企业不良行为’的香港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公布每天发生的事件，据说深圳每名工人都曾参加过罢工。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消息，中国媒体虽然报道这些行动，但回避其抗争的性质。只有非政府组织和工会人士知道更多情况。

国 际工会联盟香港办事处的穆勒说，‘中国工人采取的大量行动表明，由于没有独立工会，他们决定自行维护自己的利益。’香港异议人士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蒙 罗也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中国工人知道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大多数雇主无视工人权利。’这位人权活跃人士多年来观察中国不断增多的抗争运动，他注意 到，其它地区的罢工也在增加，‘斗争精神在上涨’。”

中国向全球提供名目繁多的商品，圣诞用品也不例外。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走访了专门提供节日小商品的浙江义乌市场，报道了那里圣诞前生意红火的景象：

“中 国经由义乌向世界出口及欧洲从义乌进口的圣诞节装饰品，分别占四分之三和一半以上。中国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生产的圣诞节装饰品甚至占据了70%的美国市 场。您家里圣诞树上悬挂的装饰品很可能来自义乌。节日礼品公司的经理黄女士说：‘我们每天生产三十万个圣诞彩球，有小的和单色的，有绘有星星的，也有想足 球一样大的。’这家企业什么都做，当然也制作塑料圣诞树。90%的产品出口。

据义乌外事局的叶玉芝介绍，义乌平均每天接待两万名外国人士，他们涌向义乌是为了寻找最佳的进货商机。这里多层的大型商厦一个挨着一个，长达2.5公里，其中设点的商家有三万多家。由于德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义乌每年八月举行一次德国啤酒节。”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