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军：自杀的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多

图为2006年10月11日，一男子爬上郑州市二七广场旁17楼高的广告牌上欲跳自杀，后获救。

【新世纪特稿2007年11月19日】“初二张龙泉大爷自杀了，初三梁二婶又自杀了。”昨夜（11月18日），母亲从故乡赶到我家，刚进门就恐惧地向我说起这两件令人震惊的悲剧。看到母亲紧张、恍惚的神情，我不禁忧虑万分。

9月10号是第五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仅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有28万多人死于自杀，两百多万人自杀未遂。官方背景的专家表示，在这些自杀人群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是什么样的忧郁使人产生了彻底地自我了结，绝尘而去的自杀呢？官方的专家、媒体显然没有或者不敢说出自杀的深层原因。

人生而自由。选择自杀是与人类文明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有多长，自杀的历史就有多长。自杀不是耻辱，更不是罪恶，也未必是怯懦、未必缺乏理智。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却有权力处置自己的身体。生存还是死亡，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命是否延续、结束的一种选择。屈原自杀，忧国忧民；项羽自杀，英雄末路。王国维自杀，殉情文化。可是，本当生而自由的人一旦投胎为中国人便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集社集会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怖统治和剥削的自由，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选择政府官员的自由。因此，专制之下，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便是一个个不正常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不同程度摧残、扭曲的人。如果不反抗，中国人一来到人世，就开始了慢性自杀。经济上受剥削，百姓就会虐待子女，子女长大又虐待年迈的父母。从而人人感到生存艰难；言论没有自由，不能言为心声，自说自话。憋得太久，心病由此丛生；信仰没有自由，灵魂没有属于自己的寄托，强烈的无助感致使心病加剧。不能自由集社集会，难以自由选择理想意气相投的同路人，从而更加孤独、孤僻。不相信人，也没有互助合作精神；不能自由迁徙，没有选择政府官员的自由，试图逃避土豪劣官，另谋出路都不得。你还得迫不得已地为骑在头上腐败低能、荒淫无耻的官员鼓掌致意。

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人人都应该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可是，1988年夏天，我的婶娘以及村里好几个不堪苛捐杂税的农民都被逼自杀。那年冬天，如果不及时抢救，被派出所警察和乡村流氓抢去耕牛抵挡农业税、双提款的父亲也会用使用多年的牛鞭结束生命。金堂人李霞因于1989年参加成都静坐、声援“六四”，川大毕业后却被分配到即将倒闭的企业。1990年冬天，饱受歧视、欺凌的李霞跳楼自杀。我的父老乡亲们自杀，是因为专制的残酷剥削。川大高才生李霞自杀，是专制对言论自由的迫害。一句话，他们同当今失业大学生，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没有生活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乃至被欺骗愚民教育迷失了心志而自杀的在校中学生、大学生一样，问题的根源在共党专制统治，是专制迫使他们走上绝路。在基本人权没有保障，个体自由发展被专制统治压榨得逼仄、扭曲之下，自杀是对专制统治绝望的控诉，一种消极反抗。官方专家片面而又笼统的“自杀者心里脆弱论”或“要挟他人论”是对自杀者的诬蔑，对现实矛盾的回避，巧妙、无耻地拍了共产党的马屁。

是的，有人会反驳我：美国作家海明威、港台著名艺人邓丽君、张国荣都自杀了。你为什么偏偏拿中国人自杀说事呢？当然，我不回避自杀是一个世界问题。可是，如果不搞清中国越来越多的自杀人口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杀者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不仅找不到自杀的真实原因，自杀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海明威以及邓丽君张国荣们的自杀并不意味着他们人生的失败。他们的作品或歌声证明了他们的成功。然而，在他们不断追求更高人生境界，一次次自我挑战之中，思想、情感与现实，与个人能力、素质发生了冲突，产生了无力、甚至荒谬的感觉，得不到解脱，又不愿向后退，或降低要求，因而从抑郁走向自杀。当今大多数中国人自杀，却源于制度的黑暗，当政者的无道。毛泽东时代对国人的意识形态恐怖，邓小平、江泽民、胡景涛又把中国人当作没有思想、没有尊严，只知道吃饭睡觉的“人猪”，却又放纵权力对民众的利益掠夺。物质和精神的出路都日渐逼仄、受压。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怎不活得压抑、屈辱？

同样，那些以“好死不如赖活”为人生信条的中国人是不会自杀的。在降低日常生活品质的同时，他们以对现实的忍受、屈从甚至麻木不仁的方式正在暴政的高压恐怖之下努力降低做人的标准。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及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感，丰富多彩的人性生活对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简直是天方夜谭。最后，我要申明：我是不赞成当今中国人自杀的。要知道，中共暴政之下，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真真正正、痛快淋漓作一回人。你们要把自杀的勇气用于揭露、抨击专制的残酷、无道，以反腐维权、集体上街抗议的方式，连续不断地动摇共产党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