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 2026年8月16日
作者：张云（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原载：《世纪》2019年第6期
原载：《世纪》2019年第6期
1955年3月21日，潘汉年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
在党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扬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
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春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
因为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
4月1日，会议结束的次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几天以后，潘汉年被捕。南京之行最后终止了潘汉年的政治生涯。
1942年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年。由于香港的沦陷，潘汉年情报工作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但此时上海的局势也更为险恶，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在委派中共党员袁殊打入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后，又将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到李士群身边，还亲自去李士群家做工作，与李发生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
胡均鹤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登云，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76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一个得心应手的大红人。
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都乐此一举。但胡后来彻底反正，解放后被上海市公安局录用。
就这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核心领导层，从而也为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埋下了伏笔。
▋为获取日伪“扫荡”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情报再闯虎穴
1943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的书记，三人小组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等组成。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获取这方面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3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
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1942年11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径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潘汉年。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与汪精卫的交谈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
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
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
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标榜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3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
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
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抨击汪精卫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而今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
这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整个活动的流程他们实际上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南京之行的后果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尤其是这次谈话的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潘汉年还做到了既有礼有节，又针锋相对，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信念的原则立场。
不过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
但这次谈话后，国民党就攻击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与大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顿时谣言四起。潘汉年又未能及时地向组织上汇报，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对潘汉年信任有加，对外面传谣根本就不相信，还专门发文件加以辟谣。
▋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穿着拖鞋被押走”
在潘汪见面后，汪派为了往脸上贴金，立即发布消息声称：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也随即发布消息：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潘见过汪，马上辟谣：绝无此事。
这三方面的公开报道，潘可能是知道的，心情自然沉重。
潘汉年是1943年3月在国民党大特务李士群设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后，才见汪精卫的。也就在这时候，延安破获了多起伪装革命者的人，原来是国民党派遣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
于是，4月开始“审干”，5月发动“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浩大声势对潘汉年多少有点威慑。
紧接着，6月新四军的“黄花塘事件”整人事件，致使潘汉年欲说还休，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
潘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感染”，也是一种负面的思维共振。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威望极高，做报告满堂喝彩，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少拍掌”，可是听众给他的仍然是掌声如雷。
人无完人，他那患得患失的缺点，让他没有提及此事。
1949年饶漱石提出“以特制特”，本无可非议。不料1954年批饶漱石的“以特制特”，不消说，潘汉年是做了不少“以特制特”工作的。他见大势不妙，回想过去，便主动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得到的结局是“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穿着拖鞋被押走”。
可以断言，对潘汉年的这般处理是过分的，失当的。不过，如果换位思考，汪、蒋过去在他身上大作文章，使得延安把不是谣辟成谣，给党制造了麻烦，是不是对那过重的报应也有可理解之处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看在潘汉年功劳卓著的面上，对他的关押是有特殊照顾的，只是不允许随便外出。
纵观潘汉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反思。
第一，要充分理解地下工作之艰难。他们远离党组织，不像正规部队，遇事可以开会讨论，转身可以向上级请示。可是地下党连开会的机会也难找到，随便见上级说不定是害了上级，说不定会给上级招来杀身之祸。地下党可谓孤胆英雄，对时时处处把脑袋拴在裤带上过日子的地下党的失误，应当充分谅解，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至少应当与正规军平行，甚至高出半格。
第二，出了事以后，对更多人和事产生怀疑，这在心理学上属于前面提到的“心理感染”中的一种“爆发性”感染，是难免的，但是怀疑不等于事实，不可以匆忙做结论，否则会酿成“大群体感染”，那就成了“刮飓风”。 “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的思维方式祸国殃民。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嘛！
第三，在政治生活中，切忌大轰大嗡。大轰大嗡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左”得出奇的“运动群众”。
《人民日报》曾经披露一个消息，在潘汉年被关押后的大量外调中，替潘说好话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潘已离异的前妻。
有人说，潘已离异的妻子之所以敢替潘说好话，是因为她是“不懂政治的普通人”。如此评价她是不恰当的，但其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
再想一想，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无一人投反对票。唯一一位被“四人帮”以反对开除刘少奇之罪而打压的女性中委，其实她也不是公开反对。她是既不举手赞成，也不举手反对，也没举手弃权，而是埋首漠然置之。
对大事没有不同意见是不正常的，立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侧面，很难一认就同。后来证明好多人内心里是不赞成开除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反后，只有襟怀坦白的胡耀邦就自己曾举手赞成而作了自我批评。只有胡一人公开自责，这也是不正常的。毛泽东就延安整风扩大化向受害者鞠躬道歉，对陕甘宁贯彻“三三制”不力而鞠躬道歉。由此必须引出第四条教训。
第四，要学会道歉，勇于自我批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之见，圣贤也是有不少过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不可忘却的初衷。中央宣传部老副部长周扬整过人，“文革”后他诚恳地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再道歉，反思错误，取得谅解。
【延伸阅读】
作者：秦福铨（博古侄子）
原载：《 中华读书报 》2016年2月17日第五版
来源：转自知乎号“孙果达”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王明此时此刻受到的殊荣，也是他一生中所达到的最顶峰。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张浩把他被党组织从沈阳监狱营救出来后，改名张浩，后被派往莫斯科，以及这次受王明之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
在一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和二月三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七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什么蒋介石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呢，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开始这个谈判呢。原来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钱和武器，就让陈果夫出面与共产党高层联系。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四月八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七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乘火车到达西安，八月七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务。特别是著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和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毛和周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第二条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恩来说：“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毛泽东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说：“现在陈果夫要的是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
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代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
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认为他既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时就是我们的上级，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
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共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
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春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
因为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
4月1日，会议结束的次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几天以后，潘汉年被捕。南京之行最后终止了潘汉年的政治生涯。
1942年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年。由于香港的沦陷，潘汉年情报工作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但此时上海的局势也更为险恶，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在委派中共党员袁殊打入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后，又将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到李士群身边，还亲自去李士群家做工作，与李发生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
胡均鹤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登云，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76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一个得心应手的大红人。
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都乐此一举。但胡后来彻底反正，解放后被上海市公安局录用。
就这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核心领导层，从而也为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埋下了伏笔。
▋为获取日伪“扫荡”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情报再闯虎穴
1943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的书记，三人小组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等组成。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获取这方面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3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
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1942年11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径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潘汉年。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与汪精卫的交谈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
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
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
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标榜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3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
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
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抨击汪精卫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而今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
这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整个活动的流程他们实际上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南京之行的后果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尤其是这次谈话的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潘汉年还做到了既有礼有节，又针锋相对，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信念的原则立场。
不过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
但这次谈话后，国民党就攻击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与大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顿时谣言四起。潘汉年又未能及时地向组织上汇报，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对潘汉年信任有加，对外面传谣根本就不相信，还专门发文件加以辟谣。
▋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穿着拖鞋被押走”
在潘汪见面后，汪派为了往脸上贴金，立即发布消息声称：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也随即发布消息：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潘见过汪，马上辟谣：绝无此事。
这三方面的公开报道，潘可能是知道的，心情自然沉重。
潘汉年是1943年3月在国民党大特务李士群设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后，才见汪精卫的。也就在这时候，延安破获了多起伪装革命者的人，原来是国民党派遣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
于是，4月开始“审干”，5月发动“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浩大声势对潘汉年多少有点威慑。
紧接着，6月新四军的“黄花塘事件”整人事件，致使潘汉年欲说还休，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
潘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感染”，也是一种负面的思维共振。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威望极高，做报告满堂喝彩，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少拍掌”，可是听众给他的仍然是掌声如雷。
人无完人，他那患得患失的缺点，让他没有提及此事。
1949年饶漱石提出“以特制特”，本无可非议。不料1954年批饶漱石的“以特制特”，不消说，潘汉年是做了不少“以特制特”工作的。他见大势不妙，回想过去，便主动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得到的结局是“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穿着拖鞋被押走”。
可以断言，对潘汉年的这般处理是过分的，失当的。不过，如果换位思考，汪、蒋过去在他身上大作文章，使得延安把不是谣辟成谣，给党制造了麻烦，是不是对那过重的报应也有可理解之处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看在潘汉年功劳卓著的面上，对他的关押是有特殊照顾的，只是不允许随便外出。
纵观潘汉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反思。
第一，要充分理解地下工作之艰难。他们远离党组织，不像正规部队，遇事可以开会讨论，转身可以向上级请示。可是地下党连开会的机会也难找到，随便见上级说不定是害了上级，说不定会给上级招来杀身之祸。地下党可谓孤胆英雄，对时时处处把脑袋拴在裤带上过日子的地下党的失误，应当充分谅解，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至少应当与正规军平行，甚至高出半格。
第二，出了事以后，对更多人和事产生怀疑，这在心理学上属于前面提到的“心理感染”中的一种“爆发性”感染，是难免的，但是怀疑不等于事实，不可以匆忙做结论，否则会酿成“大群体感染”，那就成了“刮飓风”。 “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的思维方式祸国殃民。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嘛！
第三，在政治生活中，切忌大轰大嗡。大轰大嗡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左”得出奇的“运动群众”。
《人民日报》曾经披露一个消息，在潘汉年被关押后的大量外调中，替潘说好话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潘已离异的前妻。
有人说，潘已离异的妻子之所以敢替潘说好话，是因为她是“不懂政治的普通人”。如此评价她是不恰当的，但其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
再想一想，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无一人投反对票。唯一一位被“四人帮”以反对开除刘少奇之罪而打压的女性中委，其实她也不是公开反对。她是既不举手赞成，也不举手反对，也没举手弃权，而是埋首漠然置之。
对大事没有不同意见是不正常的，立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侧面，很难一认就同。后来证明好多人内心里是不赞成开除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反后，只有襟怀坦白的胡耀邦就自己曾举手赞成而作了自我批评。只有胡一人公开自责，这也是不正常的。毛泽东就延安整风扩大化向受害者鞠躬道歉，对陕甘宁贯彻“三三制”不力而鞠躬道歉。由此必须引出第四条教训。
第四，要学会道歉，勇于自我批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之见，圣贤也是有不少过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不可忘却的初衷。中央宣传部老副部长周扬整过人，“文革”后他诚恳地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再道歉，反思错误，取得谅解。
【延伸阅读】
潘汉年与王明、博古的关系
作者：秦福铨（博古侄子）
原载：《 中华读书报 》2016年2月17日第五版
来源：转自知乎号“孙果达”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王明此时此刻受到的殊荣，也是他一生中所达到的最顶峰。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张浩把他被党组织从沈阳监狱营救出来后，改名张浩，后被派往莫斯科，以及这次受王明之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
在一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和二月三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七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什么蒋介石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呢，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开始这个谈判呢。原来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钱和武器，就让陈果夫出面与共产党高层联系。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四月八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七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乘火车到达西安，八月七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代的任务。特别是著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和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毛和周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第二条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恩来说：“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毛泽东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说：“现在陈果夫要的是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
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代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
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认为他既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时就是我们的上级，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
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共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
毛派邓发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阐明，中共中央有权更换代表团成员，取得季米特洛夫支持。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这次你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
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潘汉年很关心博古的处境，博古说：“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潘汉年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五四年，发生“高饶事件”。在对饶漱石审查中，发现他有叛党嫌疑，特别在接管上海前夕，批准任用原国民党特务胡均鹤参加公安肃反工作，于是认定饶为国民党在华东的代理人。接着联系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诚自首人员上有重大问题，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从而开始追查负责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
一九五五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一九四三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四月二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代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翻阅了潘汉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来往电报，及同潘汉年有来往的全部人员的相关档案，审问了有关的在押敌伪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反复核实，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在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并未引起重视。相反，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毛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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