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鐘
转自博客來网
我和曉波結緣在1988 年冬天的香港。連續發生兩件後來「載入史冊」的事情，都與我主編的《開放雜誌》（當時名稱《解放月報》）有關。一件是那年11 月號發表曉波評論文章〈混世魔王毛澤東〉；另一件是12 月號發表我對曉波的專訪〈文壇「黑馬」劉曉波〉。這兩篇文章，雖然都是雜誌的壓卷之作，但當時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豈料半年後，北京爆發天安門學潮，曉波成為舉世矚目的六四清場的重要新聞人物。在學運遭鎮壓後，他被指控為學運的「黑手」，當局對他展開全國性的批判。罪證之一， 就是這合二為一的文章和專訪。
尤其是12 月他路經香港做的專訪，曉波在回答我「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歷史變革？」的問題時，他斷然回答：「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時間「賣國主義」的指控在大陸幾乎家喻戶曉。其實，中共更在乎的是〈混世魔王毛澤東〉這篇大作。被官媒稱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並指文中提到的「四個代替」是劉曉波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綱領性主張」。罪名可謂嚴重之至。
現在主題批毛的《劉曉波文集》第三卷出版，將〈混世魔王毛澤東〉作為首選，那是毫無疑義的。近三十年來，評毛的著作、論文不計其數，單以批毛而論，曉波此文應屬舉旗之作。在邏輯和論證上強而有力，氣勢豪邁，文字上明快質樸，妙語閃耀，令我歎為觀止。不免感念：1988年，曉波才三十三歲，文革暴起時不及小學畢業，何以在五千字的文章中將毛的權術、心態寫得如此透徹淋漓？對毛和中國愚昧封閉國情的關聯也分析恰當，對文革的判斷更是醒目到位。他指出，毛只屬於中國，且罪孽深重。
曉波調侃道：在毛的統治下「每個中國人都是零，十億個零加起來仍然是零，因而毛澤東最後也變成了零」。他說，在近現代史上，中國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奴隸而生存的。毛的所有運動都是模仿而來，唯有「文革」是他的獨創，前無古人，他也就成為千古罪人。毛在世界範圍內，是徹底的失敗。他沒有絲毫走向世界的跡象，只能在內部整肅中發洩他的權力欲。玩中國，易於反掌；玩世界，猶如一個死守二畝地的土財主。—這篇堪稱曉波代表作的文章，顯示他理性批判的功力和對中國政治生態與傳統的真切把握。
今天，我們仍然在關注毛的行情。西方公認的二十世紀殺人紀錄達到「千萬」數量級的三大惡魔，毛已居其首。其次的史達林、希特勒，他們死後很快就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架，然而，毛屍已經泡了四十年，還是一具天安門的圖騰（中共的供奉，帶動少數海外毛痴）。這不啻是二十世紀留下的最大怪誕，無異於對人類智慧的世紀嘲諷。這是需要解讀的。
曉波不失為先知者。他就為何「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容易」提出兩點解釋：一是中國傳統只反昏君貪官，不反專制皇權。「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專制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二是缺乏國民自身的否定。文革就是專制主義的極端化和被統治者愚昧軟弱的極端化合成所致。沒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專制主義絕不會如此長久而肆無忌憚。
後文革三十年的中國政治不正是印證了曉波這些富於遠見的論述嗎？曉波不是書齋中的理論家，他是勇於實踐的領軍人物， 八九北京民主潮湧，他立即從紐約飛往天安門廣場，帶著他的「從我做起」的民主信念，和學生一道，堅持到最後，履行「和平非暴力」主張，挽救數千名準備犧牲的年輕生命。直到他入獄之前倡導的「零八憲章」運動，都貫穿他終結專制主義的要旨。從1988 年開始為海外媒體撰稿數百篇，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僅是在《開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達九十九篇。這些文章，每篇都是有觀察有見解的力作，沒有諂於時尚的乖巧虛飾， 不失為自由世界不屈的一流政論家，他的人格與論證力量無愧於諾貝爾獎的崇高榮譽。
追尋曉波的思路，還應該補充一個他強調的命題，在我看來極為重要。那就是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打倒皇帝的革命，包括對毛澤東的否定，如果沒有消滅皇權賴以生存的小農文明，都將歸於失敗。他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還有天助（毛總要死），困難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他的結論是：「 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 的力量。」因此，他延伸出中共指為綱領的「四個代替」—「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 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毛的死亡，確實是天助完成的否定毛的第一步，但是否定遠沒有完成。曉波以超越「鞭屍」的民間訴求的高度提出：「否定毛澤東，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否定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小農式生存， 是一次全民族的脫胎換骨。」他說，這種否定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否定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具有世界上最頑強的生命力，當代中國人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別無選擇。否則，毛雖死，「他代表的專制主義仍然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至此，我們似乎感到一陣神諭般的啟示，看到了中國經濟噴井式的爆發和專制政治一再強化之間的那條臍帶。換言之，習近平只是用西裝包裹起屁股上的毛家烙印，就像那些大貪官在地下室藏匿成堆的美鈔和情婦一樣。中國今天迷魂式的摩天繁華，雖有國際資本的輸血，殊不知一切都堆積在小農意識的狹隘地基上，這深層的局限性，蘊藏深重的危機，不可能實現「四個代替」，只是習近平踏著毛的陝北足跡落腳窯洞時幻想的一場中國夢。
我在文革五十週年之際，曾經不斷尋思，為何習大大甫上台，就作痛心狀地呼喚，蘇聯那樣大的一個黨一個國家，咋的說沒就沒啦，竟然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迄今沒有人給他回答。我的探索是，蘇聯的一黨極權是建立在一個工業化大國的基礎上，它的修正主義乃至發源於歐洲的國際共運的整體瓦解，是從「第二國際」時就已發其端，而於百年之後完成其社會使命，這是必然的軌跡，也是歷史的進步。毛的文革坐井觀天，完全蒙昧於時代大潮流而反動，正如曉波所形容的：「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自欺欺人，害人害己，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
曉波以他的耿耿道義、堅韌不拔和非凡才智，通古今之變， 洞悉中國的苦難宿命，為這移山般的批毛工程留下心血大作，有如二千年前駱賓王撰寫那篇著名的討武后檄文，兵敗而亡命一樣，陷身大獄，孤度寒夜，不知何時得見自由。念及和曉波的一段知音之遇，如今重洋遠隔，蒼天悠悠，祝君保重，是所至禱。謹為序。
我和曉波結緣在1988 年冬天的香港。連續發生兩件後來「載入史冊」的事情，都與我主編的《開放雜誌》（當時名稱《解放月報》）有關。一件是那年11 月號發表曉波評論文章〈混世魔王毛澤東〉；另一件是12 月號發表我對曉波的專訪〈文壇「黑馬」劉曉波〉。這兩篇文章，雖然都是雜誌的壓卷之作，但當時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豈料半年後，北京爆發天安門學潮，曉波成為舉世矚目的六四清場的重要新聞人物。在學運遭鎮壓後，他被指控為學運的「黑手」，當局對他展開全國性的批判。罪證之一， 就是這合二為一的文章和專訪。
尤其是12 月他路經香港做的專訪，曉波在回答我「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歷史變革？」的問題時，他斷然回答：「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時間「賣國主義」的指控在大陸幾乎家喻戶曉。其實，中共更在乎的是〈混世魔王毛澤東〉這篇大作。被官媒稱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並指文中提到的「四個代替」是劉曉波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綱領性主張」。罪名可謂嚴重之至。
現在主題批毛的《劉曉波文集》第三卷出版，將〈混世魔王毛澤東〉作為首選，那是毫無疑義的。近三十年來，評毛的著作、論文不計其數，單以批毛而論，曉波此文應屬舉旗之作。在邏輯和論證上強而有力，氣勢豪邁，文字上明快質樸，妙語閃耀，令我歎為觀止。不免感念：1988年，曉波才三十三歲，文革暴起時不及小學畢業，何以在五千字的文章中將毛的權術、心態寫得如此透徹淋漓？對毛和中國愚昧封閉國情的關聯也分析恰當，對文革的判斷更是醒目到位。他指出，毛只屬於中國，且罪孽深重。
曉波調侃道：在毛的統治下「每個中國人都是零，十億個零加起來仍然是零，因而毛澤東最後也變成了零」。他說，在近現代史上，中國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奴隸而生存的。毛的所有運動都是模仿而來，唯有「文革」是他的獨創，前無古人，他也就成為千古罪人。毛在世界範圍內，是徹底的失敗。他沒有絲毫走向世界的跡象，只能在內部整肅中發洩他的權力欲。玩中國，易於反掌；玩世界，猶如一個死守二畝地的土財主。—這篇堪稱曉波代表作的文章，顯示他理性批判的功力和對中國政治生態與傳統的真切把握。
今天，我們仍然在關注毛的行情。西方公認的二十世紀殺人紀錄達到「千萬」數量級的三大惡魔，毛已居其首。其次的史達林、希特勒，他們死後很快就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架，然而，毛屍已經泡了四十年，還是一具天安門的圖騰（中共的供奉，帶動少數海外毛痴）。這不啻是二十世紀留下的最大怪誕，無異於對人類智慧的世紀嘲諷。這是需要解讀的。
曉波不失為先知者。他就為何「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容易」提出兩點解釋：一是中國傳統只反昏君貪官，不反專制皇權。「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專制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二是缺乏國民自身的否定。文革就是專制主義的極端化和被統治者愚昧軟弱的極端化合成所致。沒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專制主義絕不會如此長久而肆無忌憚。
後文革三十年的中國政治不正是印證了曉波這些富於遠見的論述嗎？曉波不是書齋中的理論家，他是勇於實踐的領軍人物， 八九北京民主潮湧，他立即從紐約飛往天安門廣場，帶著他的「從我做起」的民主信念，和學生一道，堅持到最後，履行「和平非暴力」主張，挽救數千名準備犧牲的年輕生命。直到他入獄之前倡導的「零八憲章」運動，都貫穿他終結專制主義的要旨。從1988 年開始為海外媒體撰稿數百篇，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僅是在《開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達九十九篇。這些文章，每篇都是有觀察有見解的力作，沒有諂於時尚的乖巧虛飾， 不失為自由世界不屈的一流政論家，他的人格與論證力量無愧於諾貝爾獎的崇高榮譽。
追尋曉波的思路，還應該補充一個他強調的命題，在我看來極為重要。那就是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打倒皇帝的革命，包括對毛澤東的否定，如果沒有消滅皇權賴以生存的小農文明，都將歸於失敗。他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還有天助（毛總要死），困難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他的結論是：「 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 的力量。」因此，他延伸出中共指為綱領的「四個代替」—「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 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毛的死亡，確實是天助完成的否定毛的第一步，但是否定遠沒有完成。曉波以超越「鞭屍」的民間訴求的高度提出：「否定毛澤東，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否定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小農式生存， 是一次全民族的脫胎換骨。」他說，這種否定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否定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具有世界上最頑強的生命力，當代中國人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別無選擇。否則，毛雖死，「他代表的專制主義仍然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至此，我們似乎感到一陣神諭般的啟示，看到了中國經濟噴井式的爆發和專制政治一再強化之間的那條臍帶。換言之，習近平只是用西裝包裹起屁股上的毛家烙印，就像那些大貪官在地下室藏匿成堆的美鈔和情婦一樣。中國今天迷魂式的摩天繁華，雖有國際資本的輸血，殊不知一切都堆積在小農意識的狹隘地基上，這深層的局限性，蘊藏深重的危機，不可能實現「四個代替」，只是習近平踏著毛的陝北足跡落腳窯洞時幻想的一場中國夢。
我在文革五十週年之際，曾經不斷尋思，為何習大大甫上台，就作痛心狀地呼喚，蘇聯那樣大的一個黨一個國家，咋的說沒就沒啦，竟然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迄今沒有人給他回答。我的探索是，蘇聯的一黨極權是建立在一個工業化大國的基礎上，它的修正主義乃至發源於歐洲的國際共運的整體瓦解，是從「第二國際」時就已發其端，而於百年之後完成其社會使命，這是必然的軌跡，也是歷史的進步。毛的文革坐井觀天，完全蒙昧於時代大潮流而反動，正如曉波所形容的：「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自欺欺人，害人害己，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
曉波以他的耿耿道義、堅韌不拔和非凡才智，通古今之變， 洞悉中國的苦難宿命，為這移山般的批毛工程留下心血大作，有如二千年前駱賓王撰寫那篇著名的討武后檄文，兵敗而亡命一樣，陷身大獄，孤度寒夜，不知何時得見自由。念及和曉波的一段知音之遇，如今重洋遠隔，蒼天悠悠，祝君保重，是所至禱。謹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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