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跟朋友聊到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歷史上的獨裁者和極權政府，幾乎總是非常善於也相當重視利用音樂與聲音來塑造政治形象、鞏固權力並控制群眾。
私以為，音樂之所以容易成為獨裁者的強力工具，是因為它能繞過邏輯思考，直接影響大腦的情感中樞─包括它能引發集體的亢奮、神聖的敬畏，或是對敵人的仇恨。
舉凡上世紀二戰時期德國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每每將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的歌劇視為納粹精神的體現，利用其音樂中宏大的日耳曼神話、英雄主義和反猶色彩，來建構「亞利安人（Aryan）優越論」的歷史正當性，而在當年參加「拜魯特音樂節」（Bayreuth Festival）更儼然成為納粹高層的宗教儀式。與此同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大量生產廉價收音機（Volksempfänger），讓希特勒的演講和納粹軍樂能夠滲透到每個家庭。
無獨有偶，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f Stalin）強迫要求作曲家（如蕭士塔高維契、普羅高菲夫）創作宏大、樂觀、歌頌革命和領袖的樂曲，那些過於前衛、悲觀或抽象的音樂作品往往會被批判為「形式主義」，作曲家甚至面臨生命危險。史達林利用音樂來掩蓋大清洗的恐怖，同時透過紅軍合唱團等形式，展現蘇聯堅不可摧的軍事力量和鋼鐵般的意志。
同樣在中國，音樂亦被徹底改造為政治教化的工具。例如〈東方紅〉這首將毛澤東比作太陽的歌曲，在文革期間的實際地位超越了國歌，成為個人崇拜的聲音圖騰。彼時在江青的主導下，傳統京劇被改造為禁止才子佳人、只准演工農兵形象的「樣板戲」。音樂風格結合了西方的交響樂配器與中國戲曲唱腔，旨在塑造無產階級「高大上」的英雄形象。
巧合的是，當代亞洲國家最常頻繁出現在國際新聞裡的獨裁者─比如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他們各自的配偶彭麗媛、李雪主剛好也都是曾經接受過專業聲樂訓練的歌唱家。
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呼應中共官方的國族敘事
與前幾任中共領導人的配偶（如江澤民的夫人王冶坪、胡錦濤的夫人劉永清）通常保持低調沈默有所不同，彭麗媛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早已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民歌天后」，知名度遠高於當時尚未進入中共權力核心的習近平。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Nicolas Sarkozy）的夫人卡拉．布妮（Carla Bruni），她在2008年嫁給總統之前就已經是享譽國際的創作型歌手和超級名模，發行過多張暢銷專輯（如《Quelqu'un m'a dit》，中譯：有人告訴我）。卡拉．布妮擅長沙啞、呢喃的法式香頌，一把吉他自彈自唱，娓娓聽來彷彿在耳邊私密低語的Whispering pop（耳語流行樂），歌詞內容多關於愛情、慾望與個人感觸。卡拉．布妮感性、輕柔的歌聲與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丈夫激進的右翼形象，吸引了部分中間派或自由派選民的目光。
全然不同於中國彭麗媛、北韓李雪主的「國母」形象被嚴格管控（媒體只能轉發官方通稿，禁止任何負面評論或八卦）。卡拉．布妮不僅時髦、隨性甚至帶有反叛色彩，她的歌聲代表了西方追求「個人主義」與「浪漫自由」的獨立靈魂。然而，法國民眾對她卻是愛恨交織。一方面欣賞她的時尚品味與自由精神（很符合法式審美），另一方面批評她是脫離現實的「波希米亞資產階級」（Bobos），認為她不知民間疾苦。法國媒體更是對卡拉．布妮毫不客氣，她的裸照曾被拍賣，她的過去情史被大肆報導，她的言論（如自稱左派卻嫁給右派總統）也常被嘲諷。
事實上，卡拉．布妮對法國政治決策的影響力極低，主要集中在愛滋病防治等慈善領域。法國民眾並不期待她成為「國母」，甚至對她的奢華生活保持警惕。卡拉．布妮將政治視為人生的插曲，始終保持著藝術家的自我與疏離感，權力對她而言只是丈夫的工作，而非她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她證明了在民主國家，「第一夫人」可以不必犧牲自我，依然保有獨立的職業生涯。
【參考連結】
1985年Hong Kong唱片公司發行《彭麗媛演唱中國民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