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的骑手 #140
这些年，经常听到中文世界有人讲"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随波逐流干坏事，像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官员、像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像现在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大大小小官员。
阿伦特对纳粹德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她不是个有深度观察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对很多事务的评论，都流于表面。在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她有本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事务主管，组织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德国投降后，他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到以色列受审。
阿伦特旁听了审判，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她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不善言辞、平凡普通，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说他组织杀犹太人，完全是执行纳粹德国的政策，在当时并不违法。
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有关艾希曼的材料看，也从我个人对邪恶现象的观察来看，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伦特。她的整个叙事完全被艾希曼牵着鼻子走，所谓"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成了她为艾希曼总结的辩护词。
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律师，都能识破被告这种把戏：假装无辜，假装头脑简单，假装体制的受害者，干坏事的是体制，不是他——他只是体制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阿伦特掉进艾希曼这种自我辩护的套路中，对艾希曼的表演和伪装照单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useful idiot。 "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就是阿伦特这么"思考"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思考"是加引号的。
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这当成深刻。中文世界一些知识分子这样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国这两代人经历了文革，现在又经历文革2. 0版，体制内外各色人等，作恶都是争先恐后，一点都不平庸。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恶不但不平庸，而且相当积极，十分乖巧。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恶，不是因为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不甘平庸，想通过作恶的捷径往上爬。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短语的奴隶"——slave of phrases。这是教育普及后出现的一个观察力萎缩现象。人们从书上看到一个词，一个短语，像"平庸的恶""恶的平庸"之类，就被这个词，这个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短语的奴隶，不再观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现实来矫正概念的偏颇。明明现实中的恶，一点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恶的平庸"，就觉深刻，就放弃了自己的眼睛和头脑。
这些年，我在观察历史和现实时，越来越感到一种不安。用阿伦特"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德国，解释毛时代的文革，解释土皇帝的文革2.0，解释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虽然方便，但太轻描淡写，太虚假了。 "平庸的恶"成了一块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现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也掩盖了作恶者主动作恶的冲动和意图。
阿伦特去耶路撒冷看审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个唯唯诺诺、满口套话的中年男人。从这种浮皮潦草的观察，她得出结论，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从命令。阿伦特不知道，大部分有头脑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来唯唯诺诺、满口律师教的套话。这是被告席上的常态。何况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负责犹太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脑显然比阿伦特的要复杂一些。
一个人在放手作恶时的行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为方式，完全就是两码事。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劫匪，被抓获归案后，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枪抢银行的时候，会判若两人。这本来应该是观察人的基本常识，但阿伦特缺少这种常识。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来推断他作为纳粹官员，组织灭绝犹太人时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思路了。
在纳粹体制中，艾希曼相当精明，在作恶方面极度乖巧。在执行灭绝犹太人的国策时，他不是机械地服从，而是创造性地发挥。为了提高运输犹太人的效率，他主动设计方案，协调铁路，克服物流困难。甚至在战争后期资源紧张的时候，他仍然超额完成杀人指标。说这是"平庸的恶"，简直跟精神错乱差不多。
所谓"平庸"，不过是艾希曼在成为阶下囚之后，为了保命而精心设计的一张面具。他把自己伪装成一颗没有灵魂的螺丝钉。但他不是螺丝钉，他是作恶者。恶都是人主动作出来的。人不主动去作恶，世界上就不会有恶。这是能撬动"恶"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阿伦特的头脑中，没有这个支点。
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恶"，就是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积极主动地去作恶。在文革中，他们发明出各种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们不断加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们主动出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攻击文明的声音。他们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恶，从意图、出发点到结果，都是损人利己，甚至毁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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