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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〇一五年秋我們剛搬到華府，就遇到一個會議，是李恆青跟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VOC）籌備了一年多的「中國論壇」，設計為六四流亡群體（以王丹王軍濤為代表）在華府政治圈重新出山的第一場露頭戲，機緣則是恆清向VOC分析中共強勢壓制香港台灣，乃是在太平洋地區向美國挑戰，VOC 背後是傳統基金會，美國保守勢力的智庫，對奧巴馬和民主黨的親華政策早不耐煩了，雙方一拍即合，決定聯合發出聲音，此際又逢中國「七零九」律師遭遇殘酷打壓，而令他們的代表陳光誠聲譽如日中天，以致VOC決定授予他「杜魯門·雷根獎」，以為會議的一個亮點，吸引關注。十年前的「東師古」，是中共「計劃生育」惡政的一塊樣本，然而中國自近代以來，從來沒有好過，則是更大的一個背景，但是令我們吃驚的是，黑暗時代出現的一位英雄，竟然是一個盲人，他令我想起顧城的一句詩：「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陳光誠令我們所有看得見的人們慚愧。我在《鬼推磨》中有一段文字寫陳光誠。】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涂写在无数村庄泥墙上的这些标语，显示了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宣称，"一胎化"政策减少了4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4亿婴儿。
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中国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经将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一家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是2.47，说明这个政策完全无效。而且，这个政策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现代中国最严重的、动摇国本的战略失误。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更荒谬。撰写《独生》一书的美籍华裔作家方凤美指出，中国厉行一胎化，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4倍达1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竟是军方科学家。她写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这个荒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发指。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宫内节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进行了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计生暴行和民众血泪，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中共首脑将活人当作死的数字拨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泽东狂想"大跃进"、"人均亩产万斤"，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次是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
维权律师滕彪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为"一胎化"时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档案。滕彪写道：
『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
滕彪看到，临沂人在野蛮下，人性不曾屈服，体现不屈服的，竟是一个盲人，
『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摘自《鬼推磨》
惊闻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创始人爱德华.李博士逝世。
我与李博士在一次录制纪念六四的电视节目上相识，开启了长年亦师亦友的旅程。李博士是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也是著名的保守主义研究者，毕生追求自由和民主，对中国人民充满爱。
李博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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