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已經開始降臨香港，《基本法》承諾的香港資本主義根基已經開始動搖。事緣11月8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召開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對與會29位香港工商界代表作出訓示，要求他們「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他要求香港工商界企業家不要當「評論家」、不要做「旁觀者」，要當「實幹家」、要做「行動派」，以實際行動強優勢而求變革，積極探索新產業新業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這番說話，筆者視之為中共向香港工商界發出的動員令，動員他們按照中共的意圖來挽救特區經濟。
夏寶龍提「六個需要」皆政治議題非純經濟
中共動員香港工商界做甚麼呢？夏寶龍提出「六個需要」：
1. 需要大家堅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鞏固住、提升好香港傳統優勢；
2. 需要大家開拓創新，積極探索新產業、新業態，為香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3. 需要大家堅定支援特區政府，眾志成城，共同推進落實長遠發展規劃，為香港拓展發展新空間；
4. 需要大家堅守企業社會責任，為增進民生福祉多作貢獻；
5. 需要大家堅定愛國護港，面向海外講好香港故事，維護好香港國際形象；
6. 需要大家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推動香港更好發展。
細心分析這「六個需要」，嚴格來說，都是政治性議題而不是純經濟性議題：以香港為家，就是要他們不要資金外移；開拓創新，就是要他們改變過去以地產為主的企業營運方向；支持特區政府，就是出資出力幫助特區進行建設；善盡社會責任，就是要他們承擔一些額外的社會服務開支，或協助減低貧富懸殊程度；愛國護港，就是要他們幫忙對外宣傳香港形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是要他們到內地投資，支持中國發展。換言之，中共要香港的工商界承擔一些對他們來說是不熟悉的政治任務，也不是資本家分內會做的事。
有別於過去訪港時與工商界代表座談數小時左右，夏寶龍此次與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座談安排全天進行，分為上午與下午兩節，足見中共企圖說服香港工商界接受這些他們並不熟悉的政治任務。
為了落實夏寶龍的要求，11月25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特區政府司局長和香港工商界代表考察團訪問大灣區五大城市（廣州、佛山、東莞、惠州、深圳），並舉行粵港深化經貿投資合作交流會，考察大陸「片區開發模式」。
11月29日，港府組織近40家企業的代表實地考察新界北部都會區，瞭解整體規劃和現場建設情況，至下午，85家企業與特區政府簽署《支持及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意向書》。另外35家企業簽署參與北部都會區開發項目協議32份，金額逾千億港元，涉及基礎設施建設、住房和民生服務、創新科技、銀企合作等領域。
從11月8日夏寶龍動員令開始，到11月29日各家紛紛表態（簽署85份意向書和35份協議），一個月內，雷厲風行，頗有中共開始改造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感覺，更有通过「發動群眾運動搞建設」的樣子。
夏寶龍會工商界 標誌香港步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為甚麼說這次活動標誌著香港慢慢步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呢？
第一，這次活動的特點是：中央命令、兩辦（港澳辦、中聯辦）督導、特首落實、富豪表態。以這種手段來催迫投資，香港未之見也。
第二，經濟目的政治解決。這項活動主要目的是要向香港富豪拿錢，向各人攤派投資任務。但是如何驅使富豪們不能不拿錢呢？唯有揮舞政治大棒：夏寶龍說：「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李家超說：「計不計掂條數就看您愛國愛港的程度」。這種催迫投資的方式，與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強迫自願」的做法十分相似，但在香港未之見也。
第三，富豪們除了被迫投資在他們認頭的項目外，還要擔負一些非投資性（也不是他們歷來的經營範圍）的服務如民生和社會福祉事業。這等於要資本家「強迫自願」作出無償的捐獻。以前香港不少資本家，都或多或少會做出一些無償的社會公益的事，但由中央來督促他們這樣做，則香港未之見也。
第四，富豪除了出錢之外，還要承擔一系列政治任務，例如對內要支持特區政府、對外要宣傳香港（所謂「說好香港故事」）。這種強迫富豪認同政府的方式，香港未之見也。
第五，富豪們「被動員」後，要人人表態，大家都要簽署「意向書」，雖然所謂「意向書」只有一行字，就是「支持及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也要他們分四組逐一上台在攝影機前打開「意向書」向外表態支持（圖一）。這種人人表態參與投資的方式，香港未之見也。
富豪們「被動員」表態簽「意向書」 似中共50年代強迫資本家「公私合營」
這五個「香港未之見也」，就是說明大家熟悉的香港原有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已經開始過渡到一個更近似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強迫富豪集體展示自己簽署了「意向書」的照片，更使我想起中共在上世紀50年代強迫資本家「公私合營」的舊事，當年大家都是被迫拿著自己「自願」要求實行公私合營的「申請書」，向政府報到，「自動」地奉獻自己的財產，見圖二。
這宗新聞，令我想起在香港回歸前夕，一位富豪（本港三大地產商之一）問我，中共收回香港後，對香港經濟會有甚麼動作？我根據中共在1949年前後接管內地北平（今日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等五大城市的經驗，判斷一些有可能會採取的措施，包括：一，馴服當地的工商界頭面人物，令他們在政治上不敢對中共的政策有異議；而對不聽話的企業會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或吞併或限制迫其或就範或滅亡。二，對當地的國計民生有關鍵影響的行業必定會逐步掌控（通過派人、參股等手段）。在香港的情況下，這些行業是房地產、金融、海空航運、交通通訊、水電煤等公用事業）。我還提醒他們，您們房地產業的要慎密注意。三，對整個香港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三點是中共的慣性思維和動作,必然會在日後體現出來。我當時強調，鑒於「一國兩制」的政策限制，中共不會在回歸後馬上採取這些措施，但是一旦條件成熟，或者政治上有此需要，中共必然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中共的DNA 決定的。這位富豪聽後默默無語，面有不悅之色。翌日，他囑秘書給我來電，勸我不要妄作判斷，否則會影響我的 credibility（信用）。我這個「預言」終於在27年後出現苗頭，可說是應驗了。
- 程翔（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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