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伊朗國王巴列維被逼離開伊朗。2月，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經歷15年流亡後乘坐航機抵達首都德黑蘭。隨行記者問霍梅尼結束流亡的感覺是甚麼，霍梅尼輕描淡寫地用波 斯語回答「沒有」（Hichi），有人認為這是代表他對伊朗實際上漠不關心，有人解釋這是將宗教 信仰置於個人情感前面。不管怎樣解讀，霍梅尼沒有展露出人們期許的興奮，取而代之的，是即將表露無遺的教條原則主義。
不少人大概看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前的圖片和片段，並對於當時西化開放的社會、 熙來攘往的街道、不戴頭巾的女性等等景象感到驚訝。這些令人幾乎認不出是伊朗的畫面，是巴列維推行「白色革命」的結果，變革內容包括提高識字率以至給予女性投票權。當然，巴列維 的現代化並非毫無爭議，推行土地改革、設立秘密警察和與英美之間過從甚密等都受到批評， 但最大推力仍是伊斯蘭教士本身。有別於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對修例的時代革命，伊朗 伊斯蘭革命廢除了君主立憲，將時鐘撥回數個世紀前。
彭定康十年前已預測香港奉行伊朗選舉模式
前港督彭定康十年前曾經表示香港打算奉行像伊朗般的民主制度，意思是指沒有人能預期北京所承諾給予香港的民主，會採用伊朗一樣的篩選機制。伊朗革命後政教合一，將伊斯蘭教條 推行到底並反對世俗化。選民可以透過間選選出最高領袖，但中間經過的專家會議候選人，需要憲法監督委員會事先審批，而當中的一半委員其實又是由最高領袖任命的伊斯蘭法學家。 而最高領袖也透過國家利益委員會監督國家行政。十年後的今日，香港擁有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完全沒有實現一人一票真普選，甚至47名民主派初選候選人大肆拘捕，政治審查絕不比伊朗遜色。
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所奉行的制度被形容為Mullocracy，意思是由伊斯蘭教士所管治。香港也正奉行另類的教條主義，不過卻比伊斯蘭教法更加虛無縹緲。香港政府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舉行精神宣講會，將中國領導人往往語義欠奉的一字一句用放大鏡逐格解讀後上行下效。
一國指令本無一物，兩制變成代罪羔羊
伊朗有被稱作「法基赫監護」的制度，代表伊斯蘭法學家成為管治的一部分並對社會方向有重要的話語權。香港未來走向其中一個最大問題不單是需要跟隨三中全會或是北京的指令，而是這些指令本身過度空泛，導致香港過渡到新的「後法治社會」。香港可能仍然以解讀條文的西方思維套用到刻意含糊的中國官場文化上。假如政策實施後效果不盡人意，可以是指令未被執行得徹底或被準確貫徹。一國指令本無一物，兩制變成代罪羔羊，管治責任最終在本地建制互相推搪和指罵中被徹底消耗。
1979 年後，伊朗政府一度視西化和開放是糜爛和墮落的象徵，肆意禁止娛樂場所和歐美文化，也全面推行政治教育，並在兩年後強制所有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頭巾。不過，隨著霍梅尼離世，哈梅內伊繼任最高領袖初期，伊朗亦逐漸容許開明派參政，與自由社會的接觸亦因經濟需要和互聯網出現等因素而被默許和受年輕人追捧。
在任何地方，由收緊到局部開放，可以是一種暫時妥協的管治手段，並不代表政權有所改變。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三年前 簽訂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並重啟制裁，理由是協議並未足以應對伊朗導彈及核計劃帶來的區域風險，高踞不下的失業率和急劇下挫的匯率接踵而來。2022年，22歲伊朗女子阿米尼因頭巾問題被警方以暴力執法致死，觸發大規模示威，伊朗政府封鎖互聯網及鎮壓示威者。伊朗新任總統最近才承諾道德警察不會再打擾女性，但實際情況備受質疑，亦反映憲法可根據政治現實而任意解讀的問題。
香港未來外交政策與伊朗接軌
未來，香港其中一個政治現實，便是如何調整外交策略。伊朗的外交政策在親西方的巴列維王朝後，曾經加入不結盟運動及採取既非東方、亦非西方（neither East nor West）的消極平衡手段，力求保持外交自主，但這種辦法被證實不可行後，伊朗走向「東望政策」（Look East），意味與俄羅斯及中國加強關係。
近來的例子除了禁運下低價出售石油到俗稱「茶壺」的中國迷你煉油廠，也包括透過香港採購導彈和無人機所需零件。不幸地這亦是香港目前的外交政策軌跡，在2019年後連續數年無法擺脫西方制裁及企業撤資潮，現在正式提出要與中東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這亦包括價值觀上的選擇，當香港與其他專制社會加深交往，經濟結構和文化上亦可能逐漸跌入被同化的漩渦，與自由社會漸行漸遠。
1979年2月，表現麻木的霍梅尼在德黑蘭落機，象徵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開始。到了3月，港督麥理浩卻上機前赴北京作首次官式訪問，當時中國的領導人首次明確提出要收回香港，港督除向英方匯報外不打算公開北京的意圖，只轉達鄧小平的一句「香港的投資者可以放心」。也許在他們眼中，香港從來就只有投資者，這也可算是另一種麻木。歷史的航線縱然交錯，但我想像飛機再次著地的一刻，必不自覺地與你喜極而泣。
- 張崑陽 （詹姆斯敦基金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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