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叙拉古之惑 2024年10月27日 19:19
在上一部《叠变》中，我主要探讨中国文明在大航海之后所面对的困扰。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为什么与世界失去了“共时”的机遇，从而使中国原本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一拖再拖，直至叠压至不可承受。接续前书，这本《涵变》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在一系列困扰叠压之后的反应。所谓“涵变”，其实就是“涵化”，也就是摄入外来政治文化与思想所引发的变化。不管是西风东渐还是国人向东求学，西方和日本的文化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固有的制度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国人的观念在“接受、适应或反抗”中开始发生蜕变。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尽管中国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甚至国际公法等，中国也并非一概不知道，有些内容比如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不仅学得不错，而且还有“二度创造”，很多物品既为中国人所欢迎，也受西方人青睐。仔细检讨洋务新政三十年的中国发展，必须承认中国在器物层面，将创新转化为实用方面，朝廷主导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确实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工业化与西方的差距在急剧缩小。但是就文化的本来意义说，甲午之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导，三十年发展虽然包含了许多西方因素，但西方文化的真谛、要义、精神，似乎并不在那时的中国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接纳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因素是“末”，是“用”，是枝节，是奇技。换言之，正如那个时代或稍后的知识人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所看到的那样，中国采纳了西方近代工业化发展之“末”，注意了器物、技术、实用，而忽略了国际体制的根本再造。中国缺少英国意义上的工业化发展，缺少一个社会中间层，因而中国没有办法随着社会经济的调整，重新调整政治权力格局，没有办法将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将君主的普遍权力给予制度性改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维新时代的政体探索
甲午之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失败，中国三十年积累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近乎归零。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珍惜的教训。“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失败之后并没有沉沦，而是迅速转身，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仿行明治维新，开启了自己的“维新时代”。所谓“维新时代”，就不再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也不再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吸收外来文明，更不存在什么“本末”，什么“体用”，而是将所有文化，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古今，全部拿来，摄入“涵化”，重构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样态，甚至政治样态。更直截了当地说，甲午后的中国开启了国家重构、国家再造的过程，李鸿章那一代人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其实所指就是中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仅要重构周初以来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而且必然会重构周秦之际建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权力架构，可能会发生与英国近代历史同样的故事，一个新的阶级萌生，政治权力体系重构，王权不再是一家一姓之护符，王朝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不再是某一个或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甚至是那些开国功臣、军功贵族手中的私人财富。王朝必然转型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君主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际、边界必然会重构。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其时间段大致限定在1895年甲午战后至1917年张勋帝制复辟失败。这二十二年，涵盖了晚清十几年，以及民初几年。这二十二年，从大历史视角而言，应该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帝制到共和，又从共和到帝制，再从帝制到共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演了西方一些国家上百年的历史。尽管政治基础依然不牢固，但的确开启了现代中国的长河，引领中国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不再在一家一姓之天下、之王朝史中打转转，不再遵循王朝史“兴盛衰亡”历两千年而不变的“四部曲”，逐步进入一个人民本位的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做主。即便是最坏的政党政治，也不再是一家一姓，其权力的传承不再凭借血统，而是在政党内部的竞争。这二十二年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但其根本的价值指向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且从甲午战争之后的最初反应看，也是要延续或者是调整之前三十年洋务新政的缺陷。所以我们看1895年之后的所谓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在接续洋务运动，又是在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和调整。然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掌控大局的恭亲王奕䜣于1898年春突然病逝。许多人都像张荫桓、宋育仁、张謇那样敏感地意识到政随人亡的规律又将发挥作用。[1]恭亲王奕䜣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在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协助嫂子慈禧太后、侄儿同治帝与光绪帝，是洋务新政实际的领导人。甲午战后，受命与李鸿章一起善后，再引领中国走向维新变法路径。奕的政治主张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稳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在此基础上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等更多问题的改革，奕并不一味反对、拖延、不赞成，而是根据需要，切合实际，因时因地灵活应对。比如说，洋务新政主旨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不主动触及政治、法律、教育诸多层面，但我们从奕主政时期的实际举措看，似乎并没有绝对化。中国在洋务新政开启不久就引进翻译了《万国公法》；就破天荒地组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创办同文馆；就允许教会、传教士近乎公开在中国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奕䜣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启者，应该说是实至名归。1898年6月11日，也就是恭亲王奕䜣去世十余天后，光绪帝宣布改革，先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大力推动新教育。进而，光绪帝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并宣布翁同龢开缺回籍，宣布提升一批新人，罢黜一些旧人。实事求是地说，光绪帝这些改革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过去的研究认为属于激进，是导致保守势力反扑的根源。其实，这些年我重新研究这些举措，并不认为光绪帝的政策宣布有问题，因为发布的这些新政策有的属于滞后，是对已有改革的确认；有的是超前，但并不是要求立即执行，而是未来一个很长时期的政策。所以，我并不认为1898年维新运动迅速失败，是政策激进的结果。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短时期发布的诏书，并不都是要马上执行的。一个政策宣布之后，要有个消化过程，它实际上是在弥补过去几十年有些该做而没做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已经在做，或在局部地区做，而尚未获得官方确认的改革。就总体来讲，光绪帝在政治、经济、知识产权、外交、法律制度方面的政策宣布都很有意义。从现代化角度讲，光绪帝要推动的变革其实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之后，必然要发生的一个权力分享运动，从全球史观点看，就是大宪章改革。虽然晚了西方几百年，但意义是一致的。通过这种政治改革，其目标就是要把皇权置于法律之下，至少是为皇权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边界，从无限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普遍权力变为具有某种节制的权力。比如政治顾问机构如何设置，让众人参与讨论，就不再是天子家的私事，而是为皇帝配置了一个顾问班子，是顾问而不是南书房，也不是事务性的军机处。至于中央机关的机构调整，实际上就希望能够设立某种议政机构，让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分置。这并不是光绪帝的异想天开，而是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走过的路。日本1890年前后开始实施宪政，甲午战争也证明了这套制度的有效性。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光绪帝与维新大臣长达几个月近一百天的反复讨论，说到底就是如何将中国从一个“前现代”的政治体转型到一个现代国家，其价值取向虽然没有说的那样清楚，但在光绪帝和主事大臣的心目中，“先发的”欧美诸国，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相仿的日本，就是自己的榜样或摹本。可惜的是，突发的政变打乱了既定的政治日程，光绪帝的理想继续只是理想。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是康有为那批“政治边缘人”的焦虑与想象所导致的。比如康有为，我们不必怀疑他的政治赤诚，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他在北京实在是太活跃了。阅读他的“自编年谱”和同时期的他人记录，康有为太急于进入北京官场了，他与翁同龢、张荫桓、文廷式等朝臣往还，与谭嗣同、林旭这些政治新锐结成密友，短短几天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了许多政策制定，以自己的名义，更多以大臣的名义上了大量的诏书。[2]但仔细研究康有为的活动，其实他是一个“政治边缘人”，并不了解政治运作的根本，对实际政治缺少体认。当然，我们也不必否认康有为重建现代国家的理想，在近代中国国家再造过程中，康有为依然代表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他对日本、俄国变法历史的研究，对西方宪政体制的观察，都为中国后来国家体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政治立场当然不可能清一色的团结一致，各色人等的认识差异、人际关系肯定不一样，翁同龢、张荫桓这些人在与康有为熟悉之后，肯定讲过一些官场矛盾、人际关系之蛛丝马迹。这些原本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差异，可能就被康有为牢牢记住，进而演化出更富细节的官场内幕。这不仅是康有为一个个案，我们日常接触的类似故事不胜枚举。惊心动魄，但并不真实。戊戌政变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挫折。中国原本可以通过温和的政治变革调整自己已不太合理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却因为政变一切归零。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属于“话语强势”人物，他们继续用维新话语建构戊戌叙事，依然坚持支持光绪帝的保皇立场，这当然是康梁的认识、权利，但却害苦了紫禁城里的光绪帝。直接当事人谭嗣同等人死无对证，而略微知道此事的袁世凯也可以证明谭嗣同确实找他说过“围园劫后”的计划。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在政变后变得非常微妙，光绪帝表示自己与太后没有二心，更没有阴谋，但康梁在海外发声却给出信誓旦旦的相反旁证。太后心中的疑云如何能够去除？
新政改革：现代中国步入正途
光绪帝不得已的选择，大约只有不再恋战才能表明自己的心迹，于是我们看到政变后一年时间里，光绪帝的身体时好时坏，至1899年下半年终于确认慈禧太后以及最核心贵族圈的操作，为光绪帝选个大阿哥。理由固然很充分，毕竟光绪帝身体欠佳，成婚十多年尚无子嗣，但事实确是光绪帝无法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力，他无法解释清楚谭嗣同去见袁世凯的那些故事。当然，作为后来者，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只是当局者迷，不论光绪帝，还是康有为、袁世凯，他们所知其实只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一段，而无法重构全部的故事脉络。大阿哥的设置、选拔，是中国的主权，外国人无权置喙。但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不论是外交官、传教士，还是一般人，其实也都受中国舆论的影响。戊戌政变撕裂了中国官场，同情维新的人一般都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叙事，以为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代表着守旧势力，光绪帝失势，意味着中国维新运动的失败，因而国内外舆论差不多都不认同清廷的选择，这是后来义和团运动，以及中外冲突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大阿哥事件、义和团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按了一个暂停键，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激活了排外主义、中国与世界的对抗，进而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受到了极大损伤，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挫折。庚子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相关诸国与中国议和善后，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妥协，于1901年达成《辛丑条约》，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接受武器禁运，拆除一大批炮台，允许外国在一些关键地方驻军，而且必须约束各级官员，必须控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得煽动排外，违者如《辛丑条约》已经处理的那样严惩“肇祸者”，停止该地科举考试若干年。在体制上，《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很多大臣已经深刻认识到必须进行某些政治改革，必须在体制上尽可能与主流国家大体一致，因而改革了外交体制，废止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外务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由此彻底走出“天朝体制”，承认各国交往的一般原则，极大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在这一年联名上书多篇重要奏疏，各省督抚、内外大臣也先后提出新的改革建议，于是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主导的新政与辛丑谈判同时进行，互有影响。1901年开始的新政，接续几年前的戊戌维新，重新认同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拿出了实际的措施。这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很重要的一步，进入近代以来几十年所积累的许多问题获得了一个初步解决。在价值观上，新政改革之中国不再刻意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是比较心悦诚服地相信西方价值就是现代价值，日本明治维新可以将之运用东方，证明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承认日本先走几步的价值与示范性。此后的中国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几十年改革的中国实践，具有极强的移植特征。[3]1901年新政改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种稳健的改革一定会推动中国积小步为大步，日日新，日又新，方向不错，终会见效。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或巧合在于，中国的变革每每遇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近代中国之内与外总是盘根错节，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新政仅仅实施了三年，又突然爆发了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而发生的。起先，义和团运动从内地传播到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此时拥有相当数量的外国投资，其中因为地缘因素，俄国的比重较他国为高。而关内、直隶的乱局不仅拖住了朝廷的注意力，而且也使列强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无法顾及东北。就是在这种特别的历史背景下，当然也与俄国人一直觊觎东北，觊觎寻找进入太平洋出海口有关，俄国军队乘此乱局大举进兵，遂将整个东北收入囊中。东北地区是俄国东进南下的必由之路，不论是进入亚洲，还是进入太平洋，进入南洋，东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是亚洲的岛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确立了踏上大陆，与欧美诸强竞争的基本国策，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于日本来说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经甲午一役，朝鲜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是朝鲜的独立极为脆弱，实际上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以朝鲜为踏板，日本很容易经过中国的东北地区进入欧洲，与诸强会师，在同一竞技场竞争。然而现在俄国人借义和团事件染指整个东北，且久居不退，日本认为这极大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其实，中国政府对于俄国占领东北也极为恼火，但毕竟当时情况特殊，清政府有苦说不出，稍后清政府派员与俄国人交涉东北归还问题，并达成俄军撤退协议。只是俄国人实在不愿意退出，一拖再拖，日本人于是不再忍耐，直接向俄国人发难。俄国人自认此事与日本人无关，在俄国人的概念中，这是中俄之间的悬案。而中国的交涉底气似乎不足，也没有与俄国人翻脸的勇气，因而日本向俄国挑战，中国宣布局外中立。这是一场诡异的战争，但由此却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加速了历史演变。中国的局外中立当然不是真的中立，毕竟战火在中国燃烧，而且是清帝国的圣地，那里不仅有大量中国底层民众未及撤离，事实上也不可能撤离；而且东北是清王朝龙兴之地，那里埋葬着满洲人的列祖列宗。清廷内心深处非常矛盾，出于实际利益考量，当然希望日本人胜利，赶走俄国人，拿回自己的土地。但从政治上，清廷发自内心希望俄国人获胜。这是为什么呢？俄国人胜，日本人败，中国可能暂时拿不回来东北，但对中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足以证明中国君主专制体制之正当性和合理性。中俄两国的国家体制都是君主独裁，君主拥有至上的权力，不论君主身边有多少顾问、南书房、军机处，重大决策就是由君主一人独自判断、独自裁决。所谓君主独裁，就是君主拥有的至上权力不可分享，更不可分割。清政府选择局外中立就是认同俄国体制，与俄国有点价值观同盟的意味。但是这个事情的结局很糟糕，日本战胜俄国。俄国的失败导致其内部迅速改革，俄国政治变革有点突飞猛进的味道，沙皇俄国允许开国会，允许选举，允许新闻自由。1905年俄国变革是日俄战后之最大觉醒，俄国向资本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在体制上反而向日本这样的宪政国家看齐。这就将清政府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化解这种尴尬，也是为了摆脱外交困境，清政府在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本来是做做样子，缓解外交孤立，让西方人觉得中国开始变革了，体制上可能会拉近。由于是为了做做样子，因而更大张旗鼓；由于大张旗鼓，又引起革命党人内心的不踏实，因此发生吴樾只身炸五大臣事件；五大臣事件不是吓坏了清廷和官僚，而是启发了清廷和官僚重新认识到了宪政的意义和力量。于是，吴樾临门一脚，实际上以一己之死将中国踢进了宪政的大门。这是1895年以来中国政治维新变革最有意义的进步，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经过长达一年的漫长考察，五大臣向国内传递东西洋各国的政治进步，以及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期待，启发了清廷，甚至慈禧太后也有了开启宪政的信心。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谕旨，一个全新的时代终于拉开帷幕。中国现代化终于步入正途。正如梁漱溟后来所说，政治上没有办法，一切都没有办法。反过来，一个国家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向，持续向着这个方向走，总有达到目的的机会。1906年预备立宪，开启了近代中国真正变革的大门，走活一步，全盘皆活。瞬间，宪政进行中的中国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世界主流大国逐步开始与中国重建新的关系，让中国与世界主流更接近。所谓走出传统，步入现代，就是与传统农业文明挥别，与旧体制切割，拥抱现代工业文明，成为国际体系中让世界放心、踏实、合格的成员。从大历史来看，1906年宪政，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从朝廷开始推动。朝野共识的宪政就是预备立宪，就是“有计划的政治”。翻检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书，每年做什么都有规划，有设计。必须承认，过去的评估，以为清廷在死亡之前推动宪政是骗人的把戏，肯定是不对的阴谋论。清廷确曾长时期犹豫徘徊甚至倒退，是事实，但形势比人强，当世界潮流逼着清廷只有这一条道路可选择时，他们并没有选择逆行，也没有躺平，听之任之，而是顺势而为，打开了历史的时间窗口。中国从英国大宪章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耽搁的全部课程，终于开始有计划地补上。进步有先后，方向对了，终究可以赶上。预备立宪与先前几年的新政无缝对接，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大幅度推动地方政治的进步。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地方精英纷纷投入地方政治，参加竞选或助选，尽管地方省级层面的行政权仍由朝廷主导，督抚的选择与任命仍然是皇帝的权力，但各省谘议局开议之后，督抚的权力受到了监督，特别是地方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地方公共设施的修建等，都必须经谘议局审查与决定。这才是宪政的真谛，关注钱袋子，才能真正监督政府；约束权力，从制度层面制止权力任性。而且，从制度设置视角观察，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也是“两千年未有之巨变”，被秦王朝一举摧毁的周王室、各诸侯国双层政治架构终于又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进入近代，关注西方的知识人，政治家如魏源、徐继畲、郭嵩焘、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注意到近代西方进步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治理，地方自治让治理精细化，比大一统模式下的粗糙、粗暴不知强了多少倍。十七世纪思想家顾炎武曾萌发地方自治的想法，也曾主张寓封建于郡县的制度构想，在承认大一统前提下，主张各地重建稳固持久的政治架构。十九世纪晚期，黄遵宪在湖南从事政治实践时，也曾将地方自治列为一个重要事项。黄遵宪虽然没有看到成功，但后来湖南自治运动以及西南各省之联省自治，都可以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一些线索或影子。宪政改革时期各省谘议局的创建无疑更具有制度重建层面的意义，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在中央层面，预备立宪开始不久先成立了资政院，作为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资政院议员两百人，一百名由各省民选谘议局议员再选举，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因而竞选者竞相向选民示好，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理念。资政院开议之后，中央政府接受其监督，人事任免、预算、决算等关涉全国的重大事务，均由资政院议决。皇权、中央政府的权力开始有了一个护栏，这是两千年帝制的一个巨大进步。资政院议政能力远较皇帝秘书班子——军机处更有效更多元，不仅提高了决策透明度，让国内外更容易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明白中国的民意，让国内外对清政府政治决策、政治变动建立了可预期的政治信任，而且极大提升了决策质量，让皇帝、让政府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资政院成为君主的外脑，虽然不是正式国会，但事实上让预备立宪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对君主专制体制最大的修改，是“两千年未有之巨变”一个最大的修正。帝制继续存在，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的梦想不是更远，而是更近。宪政架构下的君主体制，很难想象被什么力量颠覆。《钦定宪法大纲》：迈向现代国家的关键
1908年，清廷按计划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仅就文本看，中国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当然是模仿了日本，皇权仍然是至上的，但是辅助皇权的合法机构——议会将要出现，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运作。议员将从一半选举，一半钦定逐步过渡到全部竞选，不再钦定，不再有特殊议员。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显然方向是对的，是向现代国家迈出最关键的一步，是两千年帝制的重要转型。至于政府，钦定宪法规定向议会负责，享有完整的行政事务处分权，但必须是一个“责任政府”，是一个可以对其行政进行追责的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皇帝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拥有宣布战争、结束战争等重大权力。但皇帝实际上只是象征，不再承担专制体制中事必躬亲、事必钦定的角色。皇帝的决定主要来源于议会的辩论，不再是过去内外大臣的奏疏，更不是他们的密折；不是秘密政治，而是透明、阳光，可辩驳，可争论的票决。按照钦定宪法，中国除了重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皇权之下，还有宪政国家普遍拥有的所谓“第四权力”，即开放的媒体。也是这一年，清廷公布了《大清报律》，从制度上规定了新闻出版的自由与限制。什么东西可以自由报道，什么东西必须审查，批准或不批准，都有明确的文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新闻出版作为国民合法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也负有对国家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过去的研究对这个报律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其实仔细研究宪政国家体制，不存在完全放任的新闻自由。国家利益，比如军事情报、军队调动，大约现代国家也不会允许毫无约束地报道。至于君主立宪体制中的皇室私密，似乎也不是毫无限制地八卦，毕竟皇室最主要的功能是国民行为示范，荒诞无稽的八卦不仅伤害皇室，而且有害于社会。仔细研读《大清报律》的放开与限制内容，不以先入为主的偏见自蔽蔽人，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也是现代国家重构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1908年钦定宪法的公布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文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不论有多少缺陷，但都标志着中国向完整的宪政国家迈出了关键的不可逆的一步。然而，中国历史的遗憾总在于突发性事件每每扭转历史的方向，或让顺畅的历史进程陷入一段弯路。钦定宪法颁布不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不到十二个小时内相继去世。这是历史上不曾见的巧合，因而演绎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讲，两宫突然去世让政治变革受到很大的破坏，接替他们的“三人组”是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太后、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以及载沣几岁的儿子宣统小皇帝。这个班底从年龄上说，大于1861年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同治皇帝之三人组，也大于1870年代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或醇亲王奕譞、光绪帝三人组。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均属于强势领导人，因而他们建构的体制属于威权体制。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属于“弱势领导人”，缺少大时代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决断力，或者说铁石心肠，因而让清帝国已经铺就的康庄大道在此后几年被完全废弃。摄政王载沣是晚清第一个出国考察过的王爷，到过德国等西欧诸国，知道宪政的意义，也从心里认同慈禧太后、光绪帝预备立宪的选择，所以在他接班主持朝政时，萧规曹随，并没有影响预备立宪的进程。问题出在稍后。我们知道，甲午战争之后，朝鲜不再是中国的藩属，两国关系也降到了冰点。而日本以朝鲜的保护者身份与中国交战后，也延续先前二十年的惯性，与朝鲜的关系日趋紧密。日俄战争爆发，朝鲜被绑上日本的战车，同意日本可以临时征用朝鲜的资源和土地。战后，日朝关系更趋密切，朝鲜实际上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05年，日朝签署协约，朝鲜将外交权交给日本代为行使，日本成为朝鲜新的宗主。日本在朝鲜设置了统监等机构，朝鲜在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07年，日朝再签新约，日本殖民机构统监府有责任掌握朝鲜内政权，朝鲜内政外交均由日本人代理。在中国人的观察里，朝鲜实际上就是亡国了。“日朝合邦”本来是日朝之间的事情，但对此时的中国人却具有无比强烈的刺激并突然产生亡国意识。为防止亡国，中国知识人、中产阶级即那些刚刚出现的资产阶级忧心忡忡，他们期待清廷加速变革，不要再遵守慈禧太后、光绪帝他们宣布的九年立宪规划，即刻立宪，明年立宪。预备立宪是“有计划的政治”，是仿照日本立宪进程的安排。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1881年宣布宪政，1889年开国会。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开国会，实际过渡时间为八年。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其实就是以宪政为诉求，以西方先发国家政治架构为自己的摹本。而中国的情形则不然。从立宪进程看，九年预备实际上并不充分，现在如果再缩短，很可能欲速则不达，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于是在民族资本家阶级策动的国会请愿运动爆发之初，摄政王载沣并没有理会这些请求，强调必须遵照慈禧太后、光绪帝制定的计划办。摄政王不破坏既定的政治日程是对的。但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朝鲜被殖民之初的情形不明所以，出于亡国本能的考虑，无法接受摄政王给出的理由。而且，还有一个背景是，《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拥有至上的权利，这条规定当年是为光绪帝量身定做的，那时的光绪帝年方三十八岁，属于有思想有理想的英明君主。现在，换了一个几岁的娃娃，这个最高权力的行使当然就不让这批资本家放心。这也是他们坚持呼吁朝廷提前立宪的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4]中国资本家阶级的坚持终于打动了摄政王。1910年秋，国会请愿团策动第三次请愿活动，动员了国内外各种力量向朝廷施压。有请愿者拔刀剖腹以明心迹，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几乎都有类似活动，一些省区的督抚也被请愿运动感染，联名上书朝廷建议立即组织内阁，召开国会，尽快步入宪政门槛。立宪党人和各省政治领导人的呼吁引起了朝廷的警觉。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大致确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集国会。清帝退位：中国版“光荣革命”
摄政王的答应显然是草率的，由此打开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潘多拉魔盒。江浙等经济发达、政治变革比较稳健地区的立宪党人尊重朝廷的稳健风格，但更多的请愿团体则不理解朝廷，反而认为朝廷的让步是胆怯，主张乘胜追击，逼迫清廷加快变革，要求速开国会，不必再等三年。激进主义在政治变革关键时刻总是容易赢得人们的追慕，但其结果并不必然美好，中外同理，古今如是。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时，朝野认为九年预备立宪是一个稳妥的判断，九年走完日本二十多年走过的路，走完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因为外交危机加大，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就把步履打乱了，欲速则不达，提前了几年，结果引起此后百余年的动荡。根据调整后的日程，清廷于1911年5月8日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责任内阁成立，军机处不废而废；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以及各部部长，均不再强调满汉身份，也不再设置满大臣、汉大臣，每部一大臣，满汉蒙回诸族一视同仁，量才而用。这个原则当然不错，然而落实到具体名单则出了问题。庆亲王奕劻出任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梁敦彦、盛宣怀等十人分任各部尚书。这是巨大进步，不仅优化了行政机构，而且不再以族群身份为用人标准。然而，清廷想不到的是，细心的观察家发现，十三个阁僚中，竟有九个皇族或满洲贵族。很显然，如此人事安排，似乎还不如改革前的满汉均分，一比一。这是后来引发争议并最终导致清帝国退出实体统治的原因之一。导致清帝国结束的第二个原因是新内阁精心准备的新政策“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中国的铁路建设在早期被人为耽搁，至甲午战后，方才因开放外国资本进入各通商口岸而开始铁路建设。不到十年，基本路网大致完成。如此快速的建设主要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基本上与民族资本无缘。1903年，民族资本看到了铁路带来的巨大利润，因而要求朝廷向民间开放路权。朝廷于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但是不久，发现民族资本的进入让铁路建设出现标准不统一、融资不规范的问题，不仅有经济风险，而且弄不好会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事实上，清帝国的终结就从这项举措开始。为防范风险，清政府进行了审慎的研究，于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成立第二天，郑重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新政策。这个政策一开始引起巨大震荡，稍后经过更细致的政策解读、疏导，大部分省份接受了这个安排。但是到了四川，却遇到巨大障碍，并最终将铁路干线国有化演变为压死清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四川的情形太特殊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的路确实不那么容易修建，高山峻岭，长江大河，技术难度不用说了，而经济上，出川的路仅仅凭借四川人的融资显然也是杯水车薪。川汉铁路总公司在铁路建设大干快上的氛围中也融了一大笔资金，只是这笔资金修路显然不够，于是拿去保值增值炒股票去了。但当时的国际市场并不稳定，川汉铁路公司保值增值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待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公布，川汉铁路在股票市场损失惨重，无法接受清廷国有化的要求，于是发动“保路运动”，将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解读成国进民退，与民争利。于是有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事件，于是有湖北新军入川，于是有武昌空虚，于是湖北新军乘虚起事，引发我们通常所说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武昌新军的政治诉求极为简单，就是稍后黎元洪在与袁世凯代表的谈判中所期待的，清廷重回宪政改革路径。然而这一点对于清廷主政者来说似乎又太难了，于是僵持不下。直至十四省宣布独立，清廷仍然不愿让步。于是，清帝国过去十年集中国力财力训练的中央军实在看不下去了，滦洲兵谏，终于冲开了一个缺口，宣统小皇帝下诏罪己，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清代政治掀开新的一页。重臣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后不久就退出政治，回籍养疴。武昌起义后，即受命出山，收拾残局。稍后，接替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面负责与南方诸省义军的交涉，答应各省义军和滦洲兵谏中央军的要求，重回宪政轨道。清政府于是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而稍后的南北谈判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的满洲贵族强硬派并不愿意如此轻易丢掉两百多年所享有的特权，重回宪政轨道，于是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推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逼清廷让步。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加入，让问题的性质悄然改变：重回君宪改革路径、构建一个全新的美国式共和国家，成为两个并重的政治选择。我们知道，十年前清帝国刚刚开始新政时，梁启超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路径选择：君主专制必须改革，美国式的共和则不可取，中国的唯一前途在于君主立宪。[5]这个选择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人的基本共识。现在，清帝国内部反对宪政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在君主专制还是共和的选择上，留给中国人的空间实在不多了。而且，由于列强在武昌起义发生即宣布局外中立，至此几个月过去了，列强在华利益因为中立而受损，他们似乎也有了不满的意思。1912年1月20日，南方革命党、立宪党人策划了一个清帝退位的方案，给出了一个极为丰厚的退位优待条件，立宪党人、袁世凯这些老臣不愿太亏待旧主之孤儿寡母。但这个优待条件实在也害了清帝国。隆裕太后面对满洲贵族“战则不行和则不肯”的现实，依然选择接受这个优待条件，不是没有原因的。各方面的变量都在促动中国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发布声明，赞成清帝退位，甚至有为退位协议背书的意思。1月26日，段祺瑞和那些新军将领四十七人联名通电，呼吁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从根本上化解持续几个月的政治危机。在各方面压力的促动下，清廷在2月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退位。一个两百多年的帝国以和平的方式退出中国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荣光，是中国的“光荣革命”。[6]帝制与共和的博弈
清帝退位、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清帝退位不仅仅是结束两千年帝制的开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意义相媲美，关键是中华民国开辟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后世中国国家建构，中国一系列的改变，其实都是从这个原点开始的。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中华民国构建之后挫折连连，短短几年时间，至本书所描述的1917年，国内政治像过山车一样使中国与世界一惊一乍。先是清帝退位，袁世凯接受清帝委托，与南方政府商量组建、构建一个共和国家。袁世凯是作为清帝国的老臣，用孙中山后来的话讲袁世凯是属于具有“新思想旧手腕”的政治家，属于清末民初举世皆知的“非袁莫属”。而孙中山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具有很高的革命家声望，但毕竟流亡海外十几年，对国内局势格外生疏，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将身家性命托付给像他这样的革命党，因而袁世凯取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具有势之必然的意味。袁世凯就任之后，延续孙中山退职前修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约法规定一年后选举正式大总统，制定中华民国正式宪法。一年时间转眼就到，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间段却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宋教仁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充满激情，也是狂热的议会迷，是当时最具有情怀的宪政主义者。他重组的国民党已获得了议会多数，按照组阁原则，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乎板上钉钉。宋教仁之死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按照清末以来的司法体制，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予以解决。然而由于民主政治、议会选举在中国刚刚开始，旧传统的影响让这一案件迅速演化成党派之争。以孙中山为主的一派国民党人认定幕后主使者为袁世凯，进而发动“二次革命”，试图以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二次革命”迅速失败，但由此也埋下了民国初年政治不安宁的种子。几个月后，1913年10月，袁世凯经国会选举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在各方势力支持下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民主政治初始阶段各派政治势力都不知道妥协退让的意义，相互敌对的立场让国会残缺，政治分裂，几乎什么事情都很难进行。因此，袁世凯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措施，成立什么政治会议替换国会，希望能够以这些临时性措施度过宪政不完整的特殊时期，拖至正式大总统选举，中华民国正式宪法制定。1913、1914年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当中国政治陷入困顿时，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14年夏，欧战爆发。这件事本来与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日本执意参战，帮助英国，进攻德国，但又不是进攻德国本土，而是进攻德国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这就与中国发生了关系，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势。青岛就是1898年春租借给德国的胶州湾，或称胶澳。远东局势危急时，德国也曾与中国政府协商，讨论过多种可能性，比如提前结束租借，由中国提前收回。但是时间匆忙，中国内部意见也很难统一。这个方案事实上不具备实行的可能性。而日本进攻青岛前，也曾通报中国，袁世凯政府自以为聪明，借日俄战争前例选择局外中立，划出一条通道供日本军队使用，任由日本进攻青岛的德国军队。战斗很快结束，青岛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而胶济线等山东境内德国原先所享有的某些优先权、独占权，也被日本人攫取。《胶澳租借协议》是中德政府间签订的，日本人从德国人手里夺得了青岛后，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善后条款”，解决如何确认权利转移的相关事项，以及过去二十年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悬案。这个条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日本提出的供讨论的文件，日本也没有狂妄到逼迫中国一字不改照单全收的地步。这个文件对中国的要求确实比较苛刻，特别是涉及中国行政主权时，日本的一些要求绝对不可接受。不可接受就要靠谈判来解决，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本来就是外交谈判的通常情形。但是这一次，袁世凯不准备这样做。他一直被国内政治乱局所困扰，此次外交危机既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似乎也给解决国内乱局提供了一个机会。袁世凯告诉他的外交官与日本人慢慢周旋，并有意识地悄悄将日本人逼迫中国的情形向新闻界以及外交界透露，营造出一种悲情氛围。袁世凯期待利用外交危机化解国内政治困境、僵局。日本人原本希望与袁世凯政府迅速达成妥协，几个月过去了，双方外交官谈了几十次，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不知道袁世凯用意究竟何在。各国外交界对中日谈判高度关注，国内舆论也对日本人的要求越来越反感，认为欺人太甚。面对如此窘境，日本人恼羞成怒，于1915年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对于中国政府最敏感的问题有所让步，但要求袁世凯政府对于这个最后通牒必须在5月9日下午六时以前答复。收到最后通牒，袁世凯别无选择，只好答应，同时不忘提醒国人，这是国耻，是中国的最大失败，希望国人思考何以至此。袁世凯希望利用外交危机解决内政问题，这一点袁世凯显然达到了目的。修订后的《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其中一些条款仍然带有很多问题。由此人们普遍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民国了，中国已经与东西洋各宪政国家一致了，依然不被尊重呢？国人的困扰与不解是真实的，但答案何在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当中日谈判尚无头绪时，最著名的君宪主义者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他的老同学夏寿田密呈袁世凯。杨度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民国已经四年了，为什么“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杨度通过周密论证，其结论也非常直白：“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7]这份“内参”获得袁世凯的高度欣赏，指示先不要向外发布，“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又亲题“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匾颁给杨度。如此大事，无论如何保密也只是屏蔽掉一般民众，想知道的政界知识界人士一定会知道。稍后，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8]，直接否认中国现在就走向共和是不恰当的，中国人的知识素养、政治能力都不支持共和。结论也就不言而喻。在杨度的活动下，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等六人，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的理由堂而皇之于8月公开成立“筹安会”，成为鼓吹帝制复辟的言论机关。政客们也不遑多让。袁世凯多年来的部属、追随者也都纷纷加入鼓吹帝制复辟的行列。梁士诒等人公开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以虚假民意制造舆论。当然，这一切诡异的政治操作幕后推手就是袁世凯。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虚假的民意制造了不真实的“国体投票”，所有投票人一致赞成废止共和，重建帝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定于1916年元旦登基。所谓一致，当然只是投机者、不明真相者的一致。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辩论的体制中，这种一致赞同瞬间可以转换为一致反对。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登高一呼，宣布独立，反对帝制，护国战争打响。不数月，举国响应，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迅速走到终点。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病逝世，他用一个最特殊的方式化解了巨大的政治危机。袁世凯去世后，中华民国重建，只是几年前国体变革衍生出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不过一年时间，张勋、康有为等裹挟小皇帝宣统重演复辟闹剧，结果仅仅十余天就被粉碎，段祺瑞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中国政治重回正轨。此后，尽管民国政治依然步履维艰，一步三回头，但帝制，一家一姓之天下，则从野心家的政治盘算中基本清除。回望1895—1917年这二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时间，从帝制到共和再到帝制再回共和，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令人眼花缭乱。二十二年犹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虽然没有像法国第五共和那样建构坚固的共和民主政治基础，但政治大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们最感慨的还是东西洋各种文化在那个自由的言论空间中无窒碍地进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明相互激荡，涵化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一个不经意的历史奇迹。我们只要简单比较1895年中国人的政治诉求，求君主立宪而不得，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再看看1917年的中国，不仅抛弃了清帝国，也抛弃了袁世凯的“第一帝国”、张勋的“第二帝国”。中国正在涵化出自己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正在缓缓地走来。历史三峡不会一天走过，但只要方向不错，终有冲出三峡，冲向大海的那一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引领中国进步的志士仁人，也不能忘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变革至关重要的意义。“后发”不可怕，方向错了才是致命的。这是我们回望1895—1917年这段历史的一点启示。[1] 见拙著《觉醒与沉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2] 详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3] 参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4] 严复后来说，如果大家对小皇帝不太放心，“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参见［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据此可知，这是中国资本家阶级不便明说的一个理由。[5] 《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6] 参见拙著《1911年中国大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7] 《君宪救国论》，《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8] 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卷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18页。【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国家政体的建构，即从1895年甲午战后到1917年张勋帝制复辟失败的二十二年的历史，从大历史视角来说，这是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甲午战后的中国进入维新时代，探索中国政治体的转型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大阿哥事件、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等虽然为中国政体的转型摁下了暂停键，但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已经达成，人人都认为唯有变革才有出路，清政府重启新政，《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向现代国家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历史充满了偶然，在不可控、无法预见的多种变量的作用下，清廷退出中国的政治，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成功了，后世中国的国家建构，都是以此为原点展开的。虽然此后就是军人、政治家、新旧官僚、新旧知识人、革命党人等在立宪与共和之间的大讨论与大博弈，但中国前行的方向没有变：逐渐成为现代国家。
因病去世的袁世凯用最特殊的方式化解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中华民国重建，张勋复辟帝制成为一场闹剧，段祺瑞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从共和到帝制再到共和，中国终于走出了帝制，也涵化出了自己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正缓缓走来。
【作者简介】
著名历史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中国儒学三千年》《激荡：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四书”等，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的传记，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导论回望1895—1917 / 001
第一章现代中国前奏
转向现代之必然 / 033
华夷之辨 / 040
君主与民主 / 049
执其两端而用中 / 062
第二章现代中国的起点
民族主义诉求 / 071
变局起南国 / 090
重置未来 / 092
第三章新希望与新困扰
开启新纪元 / 107
新教育：一项被耽搁半个世纪的改革 / 120
变革引领者 / 128
自由经济法制环境 / 132
新困扰 / 141
第四章众声喧哗：同一个时代里的不同梦想
一个人的觉醒 / 147
维新思想发生与坚持 / 162
“割辫与绝” / 211
贵族之蜕变 / 225
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 / 250
第五章“灰犀牛”：好方案与坏手段
资本属性 / 273
一个不算坏的政策选择 / 280
出乎预料的反弹 / 283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 290
第六章共和初造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 308
“流质善变” / 323
“共和英雄” / 348
第七章“非袁莫属”
开缺回籍养疴 / 373
时势要英雄 / 397
中国的唯一出路 / 410
第八章乍暖还寒：现代困局
“意义世界” / 429
重建威权体制 / 441
一个制度史解释 / 446
制宪会议：短视与远见 / 464
第九章历史是自己写的
现代要旨 / 490
权力架构缺陷 / 496
国体的选择与急不可耐 / 510
第十章挫折与重建
寻求意义 / 520
一位独特的保守主义 / 525
共和正解 / 530
想象的历史机遇 / 537
归复旧制 / 552历史如何能一马平川 /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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