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社會契約的「重置」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上）

梁京 RFA 20240917

中國政府終於公布了久拖未決的延遲退休方案。從細節和宣傳文字不難看到，設計者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們應比所有人都更清楚，這個方案必將遭到民眾一片罵聲。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國家背棄了以前的重大承諾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則是，當局無意面對中國社會契約舉世突出的弊端：極不公平。

為當局辯護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國的退休年齡之早，全球僅見，面對人口急劇老齡化的現實，延遲退休年齡勢在必行。問題是，當局為甚麼不借這個機會，把中國的養老體制，乃至整個社會契約搞得稍微公平一些、人道一些呢？這就觸及到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甚麼現代中國，或者說中共國的社會契約，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都是世界上內部張力最大，也就是既不公平、更不人道的社會契約？更困難的問題就是，為甚麼這個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會契約，不僅延續半個多世紀，更創造了所謂「中國奇跡」？這個問題背後複雜的歷史和文化邏輯，當然非一篇時政評論所能講清楚，但確實是中國有心變革的知識人不能迴避的認知挑戰。

共產黨「大一統」堵住再造共和

理解當代中國社會契約演變的起點，當然是西方通過發明「主權在民」和「民族國家」的過程帶來的競爭活力和文化優勢，不僅在19世紀給大清的帝國秩序帶來毀滅性衝擊，還給華夏文明帶來了徹底失去文化身份的所謂「亡天下」之憂。現在看來，士大夫的這種集體恐懼，在20世紀一次又一次地壓倒了變革者落實主權在民的努力，也就是壓倒了推動地方自治的努力，從而讓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走上了棄「共和」而反覆重建「大一統」的歧路。一次革命不行，就二次革命，國民革命不成，就來一個共產革命。

共和，也就是一個基於地方自治的現代中國，有沒有過成功的機會呢？這是一個值得去深究的問題。我的看法是，西方發明的民族國家，在20世界初導致了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走向共和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後果。在這次西方文明自毀的危機中，列寧發明的黨國，令中國重建大一統的傳統傾向獲得了一種現代化的組織和文化資源，堵住了中國再造共和之路。

政治文化「大一統」與社會契約關係

那麼，重建大一統的成功與現代中國既不公平亦不人道的社會契約是甚麼關係？我的理解是，中國所謂兩千年不變的「政治大一統」，現實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覆震蕩。一般來說，「合久必分」的邏輯不難理解，但「分久必合」反映出來的政治文化韌性或頑固性，則不是那麼容易解釋。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政治文化的大一統偏好，需要一個文化演變的地理和地緣政治邏輯。

在我看來，幾大古文明的政治文化演變，有一個共同的地緣政治因素，那就是歐亞草原的馬上人部落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衝擊和征服。多年來，由於缺乏全球史視角，馬上人對不同文明秩序的形塑作用被低估了。在這個問題上，華夏文明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大區別是，華夏文明雖然難以避免一時被馬上人征服，但馬上人最終無法逃脫被華夏文明同化。這個邏輯與中國社會契約的演化有深刻聯繫。也就是說，華夏文明的品格，不僅與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也與她和馬上人漫長的博弈和纏鬥有密切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