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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次巴黎奧運，凸顯中國體育競技水平大跌，国家队的强项游泳和体操均錯失金牌，体操苏炜德两度失误拱手讓日本队奪金，遭网民痛骂；女子蝶泳皇后张雨霏输给美国选手后，中国网民大骂药检不公，兩事皆反映中国民眾的体育意識，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自卑水平，也毫不奇怪，因為國家意識形態還在「赶超」西方嘛。
去年秋天杭州亞運會之際，我便有點評：八十年代的過來人，都不會忘記當年的體育熱、兵乓狂、女排瘋，集體無意識的瘋狂，是個體被「國家」、「民族」這些巨獸呑嗤的時代，今天全世界最厭惡的「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借著體育在那時建構起來的；今天的〇〇後、二〇後是不是只為足球罵街？我不知道。但是，習近平遺傳了江澤民胡錦濤的自卑症，逢到運動會一定要大張旗鼓，以「舉國體制」張羅，出一口「東亞病夫」的惡氣，則是肯定的。當下的「憤青們」知道罵茅台、國宴，如習近平以價值128萬的茅台酒招待金三胖，被揶揄為「滴血的茅台」；還有他為季辛吉辦午宴的奢靡，其含義其實都不在奢侈浪費，而在美酒佳餚中的自卑，是從當年的「體育熱」轉換而來的——與西方爭速度，升級換代為對國際社會的「戰狼外交」，和對集權寡頭的豪宴與迎奉，如最近開靈隱寺打破「千年規矩」迎中東獨裁者阿薩德，那是做給全世界看的，他們是一種「自覺的自卑」，就在於認定所有人都吃這一套低俗作為，然而代價卻是犧牲全民的健康，令中國民眾至今還是「東亞病夫」！】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電視轉播與中國球迷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乒乓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彷彿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彷彿「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乒乓「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乒乓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衝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臺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南韓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臺萬歲」。
收復「國家尊嚴」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靈感就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馬雲預言：中國三大癌症
貧富不均是中國經濟起飛的最大弊端，包括幾億農民工老無所養、病無所醫，然而中國付出的代價，是整體的、全民的、世代的，自然生態是徹底的破壞，受害者是全部中國人，即中國癌症高發率在世界之首，我形容這種悲慘結局，用了一個歷史名詞：東亞病夫，因為它是極具象徵含義的。中華民族到近代得了「自卑症」，那是叫西方欺負的，而中共專門操縱和利用中國人的這個毛病，強固它的集權。然而，最近這三十年，沒人敢欺負中國人了，中國卻山河破碎、人命危淺，近代中國人獲得的那個恥辱綽號「東亞病夫」，也是在四九後成真，我這裡就再說說中國又老又窮的前景，其中人口銳減將很快成真，印度會超過中國，專家們對中國的預言，將一條條成真。
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就有惊人之语：
「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十六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
然而，人不是一堆数字，而是生存质量，即"幸福指数"，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即使没有，也可以用另外的数据来显示，2012年马云说：
「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每一个家庭，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
路透社说，中国三十九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远远超过政府制定的标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预测，如果碳排放不减，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将成为死亡区域，最迟2070年前不宜人类居住。燃烧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煤，灰尘带电，五十万年不会落地。
中国的大河总长约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其中百分之八十已不适合鱼类生存。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原有175种特有物种，一半以上找不到了。黄河的许多河段等于是死河，里头满是铬、镉以及其他来自炼油厂、造纸厂和化工厂的毒物，不仅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也不适合灌溉。
据2013年中国最新国情报告，全国每年死于尘肺病估算约5000人，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约有20万至30万显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四百万白血病人，百分之五十是儿童；两千万尿毒症患者，两百万在做透析；一年近五百万人得上癌症，近三百万患癌而死。还有一种统计，称为"数以亿计"的疾病，列表如下：
肝炎患者，超过一亿；
肾病患者，超过一亿；
痛风患者，接近一亿；
糖尿病患者，超过一亿；
关节炎患者，超过一亿；
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
心脏病患者，超过一亿；
癌症患者，超过一亿；
甲状腺患者，超过二亿；
高血压患者，超过三亿；
结核感染者，超过五点五亿；
艾滋病患者，可能超过一亿；
…………
未富先老，又窮又老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这是双重的"超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三代（约9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五代（约15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十代（约30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也就是说，一两百年内，中国新生儿数量退回到五千年的水平；三百年后中国剩下不到400万人。中华民族衰退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这是2013年出版的《大国危途》一书的结论，作者刘忠良，他对中国人口崩溃式萎缩发出警讯。
首先是中国劳动力从2013年开始加速萎缩，2028至2038年将减少1200多万，再伴随产能过剩危机，经济将面临长期的低迷，中国将未富先老；对绝大多数农民和占城市人口多数的中低居民来说，未来他们将又穷又老，缺少儿女，生活在一个又老又穷的可悲社会。
长期超低生育率、"只生一个孩子"所衍生的"四二一"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结构，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另有一份 "大数据"显示这些人口的财产分配，令人触目惊心的：据央行公布，截至2018年7月全国住户存款余额只有68万亿。50多万亿掌握在1千万人手里，余下10万亿，掌握在3亿人手里，剩下8万亿，掌握在10亿人手里。大约区间是，有1千万人，存款500万以上；有3亿人，存款3万多；剩余10亿人，人均存款8000。
民间出现一份"保财保命攻略"：
1、开启司马懿模式，弃奢入俭，低调做人，熬赢别人就是胜利；
2、留有一亩三分地，大不了回家耕田，总不是先饿死有田人；
3、国内很多企业在越南、印尼有分公司，有技能的去应聘出国工作；
4、面对疾病，要看看印孟方面有没有廉价的彷制药……。
一带一路变死局了，中国模式成笑柄了，雄安新区搁浅了，渤海经济带不提了，上海自贸区消停了，海南自贸区变忽悠了，西部大开发过往云烟了，东三省人再次背井离乡了，2025中国制造被逼下架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更加恶化，治理新疆化、经济东北化、外交朝鲜化，"经济起飞"的一点家底，快折腾光了，没有纠错机制，任形势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据说，中国可能起码有办法养活自己到21世纪中叶，但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加速转向工业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筑，中国也只能很惊险地与灾难擦身而过。这种极端的困境，使得中国格外脆弱。一场大洪水或大干旱，或作物病虫害，都可能让中国的经济体系崩溃，而中国的庞大人口，亦令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无力援救……。
歌手周云蓬有一首《中国孩子》唱道：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
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大火，288名孩子丧生。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沙兰镇洪水，88名小学生丧生。
2003年6月10日，四川成都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被活活地饿死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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