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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

【書摘】《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四、歷史會面 / 五、面對焦慮

【書摘】思想坦克  2024 年 8 月 16 日


書名《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作者:羅冠聰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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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會面

抵達英國,投入倡議香港民主、抗衡中共的國際戰線後,我便陸續獲邀出席不同會議,與時任工黨影子外相麗莎.南迪(Lisa Nandy)、影子亞洲事務大臣史蒂芬.金諾克(Stephen Kinnock),以及執政保守黨的亞洲事務大臣奈傑爾.亞當斯(Nigel Adams)等人會面,令英國的政治領袖都能從前線倡議者身上了解香港於二○二○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變化。

以政治語言解讀,官員與倡議者的會面釋放的政治訊息,不僅是雙方獲取資訊的途徑,更向大眾突顯政治人物對議題的支持。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是由象徵式會面開始,讓社會消化當中的政治含意。在過去數年,鑑於香港議題仍不是各地政治的主流討論項目,爭取與政壇中人會面相對吃力;香港議題於二○一九年成為國際熱門話題,因此在我抵達倫敦後便促成一連串會面,相關工作水到渠成。這些努力既鞏固了英美政界對港政策的態度,也證明以往數年在各國累積的民間外交工作並無白費,建立起來的公信力和人脈於民間外交工作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我離港兩個月內,我便獲邀出席一場歷史性會面。

黑色七人休旅車駛至位於攝政公園(Regent's Park)的某座庭園大門前,兩旁荷槍實彈的警察先與司機打聲招呼,然後搬出一台電子偵測器掃描車底,確保沒有任何爆炸裝置。所有到場的警務人員嚴陣以待,這是我遇過其中一個最深嚴的保安關卡。

駛過大門,我們來到一所被大樹環繞的大宅,門外掛著美國國旗。這是美國駐英大使的官邸,二十世紀初修建的溫菲爾德宮(Winfield House)。頂著熾熱的太陽,我先下車並整理難得革履的西裝,同行的英國政界人物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亦隨即下車,我們在大使館職員的指示下步入大廳。

懷抱著忐忑緊張的心情,即使進入如此充滿歷史感的宅第,我也沒有多留意或記著內部的裝潢。大廳內人來人往,明顯地所有人都為為這個短暫旅途忙得焦頭爛額。之後我們走到一處休息室,迎接我們的是一副熟悉的臉孔──曾在香港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擔任記者的瑪莉.基塞爾(Mary Kissel),亦是我即將會見的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的資深顧問。與她寒暄後,我隨即被引領至會客廳。

在國務卿進入房間前,所有隨行官員都先行離開,只剩下我孤零地等待著。會面前我得知這是一場私人會面,內容保密,是國務卿主動提出希望在行程中會見香港民主運動的倡議者。在此之前,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也與他分享了對香港事務的意見。

身為首位與美國國務卿會面的香港流亡者,我深知此次會面將獲社會廣泛關注,因此這雖並非我與他的首次會面,但心情卻依然忐忑緊張。二○一九年五月,是第一次我與國務卿的會面,在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牽線下,我與李卓人、麥燕庭、吳靄儀等民主派組成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參與由麥高文(Jim McGovern)議員主持、就香港《逃犯條例》召開的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聽證會。

有關注香港議題在美國倡政治倡議的朋友,對於龐佩奧這個名字絕不陌生。除了一直盡力推動針對北韓的強硬制裁措施,早在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當支持史密斯議員(Chris Smith)眾議院版本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只有寥寥數位時,龐佩奧就是其中九位非常具遠見的連署者之一。翌年七月,他又撰寫並提出了另一項決議案,讉責北京漠視國際海洋法法庭的裁決而繼續軍事化南海,並呼籲對方尊重公海自由原則。由此可見,他在接管美國對外政策之前,長久以來都對中國、亞洲地緣政治深感興趣。

二○一九年時的訪美之行,我便與代表團到訪國務院,與龐佩奧交流會面,談論逃犯條例及香港局勢。位於西北華盛頓霧谷區(Foggy Bottom)的杜魯門大樓是國務院的總部──在參與國際連結的這幾年,我也經常到訪此處。每次在國務院內參與會面,我都要至少要提早幾天安排好會面的詳情,向國務院提交同行各位的護照全名和號碼登記,到達大樓後從C街的訪客入口進去。在森嚴的反恐措施保護下,由警衛搜身,再排隊核對資料,整個過程耗時要近半個小時,一行人才能進入大樓內部。與到訪規則相對開放的國會和議長會面相比,會見國務院實習生所經過的行政程序可能更為繁瑣。

在國務院七樓走出電梯,途經幾個不同部門的辦公室後,終於來到國務卿辦公室的前台。基於安全原因,我們必須將所有電子產品寄存於接待處,避免這些電子儀器被用於危害安全的用途。完成安檢後,我們一行人等待了十數分鐘,就見到龐佩奧被幾位幕僚簇擁著,臉帶微笑地從我們即將會面的會議室走出來,熱情地與每位到訪的朋友握手。

之後他引領著我們和一眾幕僚到會議室內,民主派代表團坐在一排,他與幾位幕僚坐在長桌的對面。我首次發言時便感謝他在議員時期就已支持香港議題,他似乎也對我們的詳細的資料搜集感到有些驚訝,預料不到會有人知道他是首批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議員。隨後我們便講解逃犯條例的來龍去脈,讓他多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會面約三十分鐘,完結後他們帶著我們參觀辦公室的其他房間,包括他接待其他外賓、甚至簽署國際條約的大廳。在這次交流中,我們感受到龐佩奧不單是因為職位所需,而是個人本身就對香港民主運動抱有關注。

毫無疑問,在川普執政的幾年間,我們是見證了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國議題有了轉趨強硬的新共識。自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向北京伸出友誼之手以來,華盛頓的外交系統都一直主張要與中國打好交道,造就了卡特與台灣斷交、雷根高調訪華、老布希在六四屠城後向鄧小平示好、柯林頓把「最惠國待遇」地位與人權狀況脫勾、小布希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相對示好及綏靖(Appeasement)的政策。過去數十年,不同執政黨都積極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反對黨則會批評,直到政黨輪替、角色對調,但其大方向依舊。直至在近年「中國威脅」論逐漸獲政界支持,各黨派變相爭相證明自己對華較為強硬,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自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就更明顯變成了中美關係的新角力場所,直至數年後香港議題慢慢淡出國際視線。二○二○年的會面,就是於此基礎上促成,令我能與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私人會面約三十分鐘,延續「尚未終賽」的香港議題。

會面結束後,我深知此行是過去幾年工作的累積,也是眾多捍衛自由的港人努力成果。數年前我仍是初出茅廬的大學生,來自草根家庭,沒有任何顯眼的身家背景,轉眼就成為眾人眼中的「香港代表」,感到榮幸之餘,也帶著沉重的責任感。這或許是倡議路上的其中一個里程碑,但我們必須認清現實:它所能帶來的改變有限。

只有透過國際間政策上、立場上持續地改變,對抗極權、守護民主,我們才能燃起回家的希望。在溫菲爾德宮的門外,看著依舊刺眼的太陽,我有種完成了重要事務,卻又失落空虛的感覺。

五、面對焦慮

二○二○年九月,示威持續。周日,香港的示威中有接近三百人被捕,其中一位十二歲少女在旺角購物時被黑警粗暴對待、壓在胯下、驚惶失措。觀看著這些事態,必然怒火中燒,再度痛恨政府的暴虐、黑警的無良之餘,也對自己無法扭轉局面感到悔恨。縱使理性上清楚明白靠個人力量無法扭轉香港的命運,但情感上,還是會為自己不在現場、無法幫忙而感到傷心。

這些愁緒很容易就滲入生活:一整日看著直播,已安排的寫作日程不斷被推遲、線上課程也無法專心收看,整天心不在焉,看著社交媒體追蹤最新消息。深知減低查看手機的頻率仍能趕上最新消息,但你還是希望在第一時間看到香港新聞,無間斷地安撫自己心眼上的擔憂。

拿著手機,不斷滑動頁面、更新,已成抗爭時代的日常。

這種生活狀態,在二○一九年留學時經歷過太多次。每每香港烽煙四起,便是我停筆之際;本應投入閱讀和學術的時間心力,全都放在緊貼香港情況。這種緊繃、焦慮的情緒,絕對會影響日常生活,以及本應承擔的工作。

到底如何在焦慮中與自己相處?

其實我也沒有答案。也許在很多朋友和媒體面前,我有強裝堅定的一面:不想讓別人擔心,也不想顯得軟弱。大概在強權壓境之下,很希望自己變得比頑石堅強、比橡膠強韌,無論遭遇什麼困難也面不改容。

但人心肉造,即使經歷大風大浪、大起大跌,要心如止水,又談何容易?

最近與朋友聊起,香港由小至大的菁英教育鼓吹我們要與眾不同、力爭上游,迎合著社群叢林法則,不斷向上。但社會又豈有那麼多「與眾不同」的人?

高等教育所缺乏的,是讓我們學習和接受與平凡相處。

情緒教育不也都一樣?面對困難不也就需要和脆弱的自己相處?焦慮是可以的,傷感是可以的,負面情緒大可抒發出來,然後抹乾眼淚,繼續上路。

這些日子,除了表面上有很多活動、工作、會面,不斷為香港奔波之餘,夜闌人靜時,還是會感到沮喪,會為著世間的邪惡而憤怒。努力投入工作後,深知情緒和體力上都要稍歇,但偏偏會為自己的休息而內疚,會有種投入力氣直到虛脫的衝動。但這種「自毀」的傾向,偏偏不能與自身的工作能力協同:每每期望落空,自身能力落後於期望,結果情緒更低落,更難走出迷茫深淵。

在孤單的城市內,找位朋友吶喊一下,也難上加難。很多個夜晚,只有明亮皎月相伴,或者後花園那時而隱沒的小貓,在寂靜間無緣無故地叫喊。

然而,我們不也就這樣的走過去嗎?太陽升起、日光乍現,也許早上起床時仍存有偏頭痛,但新的一天到來,總會重新獲得力量。重新跑起行程,會見傳媒、朋友,覺得自己開始有所貢獻,棲身於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很多朋友受苦,也有很多朋友默默付出──那些在更困難情景下的朋友都可以勇敢面對,為何我們又在這裡感到失落呢?

與其將一刻的情緒、焦慮看成割裂的狀態,倒不如明白人的生活和情緒必然是一個週期,正如社會運動,潮起必有潮落。不必妄想一直維持歡快狀態,但也不必為一時的失落低沉而糾結。我總相信「生命會找到它的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way)。

願我們都在無數個失眠的夜晚中看到星星,然後在日出時代感到太陽的溫暖──總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寧靜地安眠。

六、煙火綻放

流亡就像煙火,初時耀眼綻放,受人注目;當火光燃燒殆盡,又變回了無聲無息。這點火光,在二○二○年九月攀上了高峰。

《時代雜誌》編輯每年都會挑選一百位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其名單組成一直都引起廣泛關注,亦變相側寫了當年發生的世界大事。繼早前於全球讀者票選中居於首位,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當年榜單上,的確很難以想像。

在每年的名單中,功成名就的藝人、商賈佔去一大部分,另外一些是手握實權的政治家、宗教領袖,或者代表國家榮譽、追求卓越的運動員。

當然,影響力也有分好壞,例如因替嬰兒做基因定序,嚴重違反學術倫理道德並引起巨大爭議及批評、因而被判監的賀建奎也在二○一九年的榜上,以負面影響力登榜。習近平、金正恩等暴君也是《時代》百大的常客,他們對人權自由的破壞不言而喻,長年上榜用以提醒各位自由的可貴。

我的人生歷程縱然高低跌宕,但將我的名字與上述那些人對比,的確沒有那麼備受注目;但這也正好提醒著我,一直都有很多歷史巨人啟發著我前進,讓我成為某種信念的標記。馬丁.路德.金恩前後入獄約三十次,為黑人平權奠下重要基礎,其逝世亦間接讓之後的美國總統通過多項種族平權法案;甘地反抗殖民主義的萬里採鹽長征、牢獄絕食明志,團結千萬印度人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終於獨立建國;曼德拉入獄二十多年,即使飽受壓迫、內外憂患交纏,亦不忘放下仇恨、促進種族共融,為國家和平伸出傷痕累累的友誼之手。

我由經歷學生運動、當選議員、入獄、流亡,也不過區區六年光景,之後數年的流亡生涯也並非時常陷入苦難之中。當中所受的窘苦,不比仍在牢獄的手足、要面對國安法終身監禁的眾人。我時常也質疑自己:我所能為民主與公義貢獻的,又何足掛齒?在香港真正光復、民主到來前,我們這些倡議者、「民主鬥士」,真的值得認可、榮耀嗎?

我們的存在,真的,有改變什麼嗎?

流亡的日子,經常都在質疑與堅持中交互煎熬。想著香港一切人與事,患難之交如之鋒和眾志等人、在牢獄背負重罪的抗爭者、及在公民社會路上的同伴、在示威現場四目交接的前線手足……離開香港以來,我總有種罪疚感,認為自己的付出有限,無法回報大家的犧牲。

新的信仰,新的理念,就在摸索、碰撞,否定後再建立,在正反合之間淬煉剛強。無論我的眼神、語氣在媒體面前顯得多麼堅定,面對「困難總比方法多」的局面,也只能是內心不斷掙扎,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嘗試。

我的貢獻,大概在於「天時地利人和」之下,走出一條前人尚未探索的路。二○二○年下半年,我收到很多媒體的專訪邀請,希望我講述自己的流亡生活,我幾乎毫無例外地全數拒絕──因為我不想陷於「逃亡」的定型,不想被一種既定的目光凝視。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黑暗時期,流亡手足要面對精神、現實的不穩和飄忽,必然感到痛苦。

但我渴望的,是證明即使離散於世界角落,我仍然能高舉「香港人」的旗幟,高調、積極、勇敢地參與國際政治討論,並為對抗中國威權、捍衛香港民主的戰役付出。我想擺脫「流亡」附帶著的那種無力、滄桑、被動的標記──我的選擇,是一種戰鬥。這是與威脅全球民主的共產黨纏鬥的新形式,也是一種充滿動能、意志以及嘗試撼動世界的路徑。

我希望他朝後代翻看歷史書時,除了看到我被逼流亡時的無奈和決斷外,亦能想像我雙手握拳的神情,義無反顧地投入進取的倡議工作中。

而這種選擇,在缺乏國際浮現疑中態度、香港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這些背景因素支持下,是絕對無法實現的。我能夠「影響」世界的路,其實是無數手足在抗爭、揮灑血汗、承擔牢獄之難而構築出來的。對此,我也懷著無限感激和悲憤的心情,在我力所能及的崗位中,持續地尋找光明。

對我個人而言,上榜也許是過譽了;但作為對香港民主運動的肯定,則是恰如其分。香港抗爭扭轉了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妄想,並以極具感染力的行動、畫面化身成守護自由的標竿,提醒大家所享有的民主自由非從天而降,而是靠眾人警醒、合力守護。從來沒有人想像過,香港抗爭的槓桿力量竟如此巨大,威脅到整個極權帝國的存續。

而身為這偉大歷程的其中一位政治人物,無論受到任何外界的褒獎,最終的目標都是要為你所珍愛的社群爭取公義、民主,令更多人享受到身而為人的尊嚴,活在平等和友愛的社會中。一切外界所加諸的冠冕,都不比香港人的一聲「加油」來得重要。

在政治路上,過多的自信只會陷入曲高和寡的危機;只有腳踏實地、爭取社會上每一分的支持,兼聽包容,才可以於改變世界的路上走得更遠。

很感謝一路以來支持我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於陌生他方重新建立生活,你無法想像每一個鼓勵對我而言,是多麼的重要。每天都要戰戰兢兢地過活──出入要警惕四周、對每位接觸的人都充滿戒心,避免於任何位置留下個人資料,並每日陷於中共威懾的焦慮當中。能夠使我承擔起這些壓力的,不只是內心的強大,更是因為有各位作後盾。

被驅離立法會是我政治生命的低潮,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再也不會跨過這道難關──但實際上,經歷挫折才會使人強大。桂冠背後,全是傷痕。我永遠都與穿金戴銀、名成利就的其他《時代》百大人物相反,我只能過著漂泊、不安的生活──但至少我無悔,我正無限接近生命的意義。

最後亦感謝彭定康港督替我寫了一篇簡介,簡單扼要地講解為何我會出現在榜單上:

「中國共產黨企圖打壓香港一整代人的意志,而他是這代人當中勇敢的象徵。你無法囚禁自由的意志──就像他的同儕黃之鋒一樣,羅冠聰追隨的是像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和陳日君樞機這樣的人的腳步,為了民主權利而冒著失去自由的風險。我們必須繼續為羅冠聰以及在香港的自由鬥士發聲和挺身而出。」

獲得如此榮譽,除了得到眾多友好的祝賀,生活沒有任何變化。還是一步一步地協助建立香港海外社群,持續為香港抗爭者爭取支持和支援,繼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下,盡量令國際社會增加對中共的壓力。

二○二○年,煙火燦爛。


作者為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目前流亡海外,居住在英國倫敦。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是參與政府對話、辯論政治改革的五名代表之一。2016年,他與黃之鋒等人創立「香港眾志」,並投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23歲之齡當選為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但事後遭取消資格。2017年他因參與雨傘運動而入獄,引發全球各界對香港人權和民主運動的關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他離開香港,展開流亡生涯,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人發聲。他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在2020年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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