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7年 ，我因发表了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被禁言的那一刻，算是明白了，我其实生活在母语的文字狱里。中文语言己如陷井，你不知道哪个词是禁品，一旦写出来就被捕获了。同时我也明白，为了守护言论自由，我将在写作之外，还要不断地冲撞文字狱。因为这也是写字行业的职业道德，也是文学创作面临的安全写作。等于你坐上了飞机，那就要关注飞行安全。这也就是常人说的"搞政治"。可文字狱不仅是为我而建，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更加专业化罢了。禁书禁言禁思想是极权政府存活的重点工作。
现在我作为中文流亡作家住在伦敦，除了携带着母语，就是文学的职业道德了。
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由五个故事组成，是我对宗教、爱情、伦理、历史和自由的反省。在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必须更换思想走向独立思考。但结果被消失的不仅是我的小说，而是被中国政府掐死了文学中的道德意识。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里几乎消失了人道主义思想。作家们成了皇帝们的御用文人或是躲到了自我解放的流行文化里了。从此，关注时代和社会的眼光被关闭。中国文学只反省人性不反省社会，进而为了维持统治而建造的文字狱不断地扩大。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文艺作品大都失去了道德意识，仅保留了与时代脱节的微弱的人性困惑。从天安事件至武汉新冠病毒传染全球，竟然没有出现文学作品，来反省我们时代的挫伤。甚至武汉作家方方写了本纪实日记也被禁止出版。文字狱从八十年代至今，被查禁的书以及关押的作者正成倍的增长。在汉语领域里，共产党终于消灭了自由、民主、人权以及能产生文学道德的独立作品，甚至也不再有地下文学了。因为作家和读者们共同失去了道德能量，自愿关闭观察现实成为了"永恒主义"的探询者。更认为政治制度是暂时的，而描写人性才是永恒的，还可以躲过文字狱。 对当代的反思和观察会影响文学创作。多数作家躲开政治，进到了人从哪里来，基因为什么存在，科学、数学以及宗教神灵等迷人的永恒问题。干脆地说：现实政治无所谓，人文社会更不要去守护，做好自已的道德坚守。因此，便走出了中国特色人种：不搞政治，把个人自由交给统治者管理，換回人生平安。我眼看着政治恐惧不仅成为权力，还把大众也做成了顺手的工具，进而把人发展成了党的产权了。只要控制好政治恐惧的施放权，就控制了全社会。其它配套的洗脑、连言论审查等手段都不再是首选。因为人人都习惯了自我审查。
我们都知道经济是生活，政治是生命，这本是活人的常识。但中国大陆己形成了麻木的群体，只要个人利益不受损害，人们就不会为社会公众事件说一句话写一行字。哪怕为被侵略的乌克兰说几句支持的话，其它人也会认为那人是害群之马。在中国社会，很难看到人道主义的表述，文学的道德意识己沉溺。
而且这种道德意识的淡化，也让我这种流亡作家渐渐失去冲撞中国大陆文字狱的激情。因为，当你看到溺水的人没有什么求生的意愿，你又何必跳进去拯救？而流亡作家的处境就是离开了言论审查，可以守住自已的文学道德了，那就进入个人创作的空间吧，别给不需要言论自由的人以自由，因为他们已寻找到了"永恒"的方向。这等于罗卜已经腌了十几年，虽然形状还在，但那就该叫咸菜。咸菜是不能返回罗卜的。而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文人会认为只有永恒的纯文学才会发扬光大。写本时代就是搞政治。我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理论，但我不相信这种闭关自守的人生。我对我活着的生命阶段太在意了，无论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还是广西博白县的反计划生育农民起义，我都充满好奇和关注。我也认为没有本时代思想的作品只是流行小说，不是文学。中国文学传统不仅唐诗三百首的诗人，大都是被流放的一群文人传承着。早有孔子屈原近有四大名著，都因不在官方所控之下以个人意志联接成文学传统。现在的文字狱不差于明清，所以共产党文学不会是中国传统文学。如苏联或东德，极权政府一倒，那些文学作品几乎被遗忘了。而《大师玛格利特》留下了。中国当代文学能留下的作品也不会多，主要是没有了文学道德就会随风而逝。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由于伴陪着文字狱，至今也未造出个文明社会。倒是创造了无数的成语和引喻词汇：我至今也无法摆脱竹子是清高、荷花是纯洁、龙是帝王、松树是长寿等等意向。
在一个缺乏同情的社会，你只能信任自己，而自己也被环境渐渐瓦解。有什么政治制度就造出什么人民。人实际上就是个社会产品。养鸡场里找不到兎子。共产党不但毁灭传统文化，也把中国的人性改变了。起码有三代人的精神气质经历了从罗卜到咸菜的改变。
我想，流亡作家不再被原语言的环境所控制，也是那个语言陷井的幸存者。我使用的的母语也是幸存者。我可以随意用没被禁止的五千多字写作，而中国大陆的文人只能用不到二千字写作，其它都是禁词了。文字狱正张着血口吞噬着没经验的青年人。
对流亡作家而言，流亡的收获就是守住了文学的道德，甚至演化为一种责任和真理，以对抗那个被阉割的母语环境。另外，网络时代其实已经淡化"语言环境"意识了。网络让你生活在任何城市街道，和任何人相处，各地的新闻和故事，包括食品价格和心理压力等也都是真实体验，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任何故事了。何况文学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不是现实的新闻复制。
中国的言论思想控制，使生活在其内的作家们受到语言禁区的捆绑，对创作时的自我审查会加重。再加上网封，使其"知性裂痕"扩大，被禁的关健词越来越多，生活在网内与网外对事物产生的反映也不同甚至相反了。这种与时代分隔，近而失去语言和思想的自由表述，等于加重了人们的精神萎缩。那么在发生了重大时代冲突—-比如武汉新冠病毒、俄乌战争、以哈战爭等便失语，成为时代哑巴。
我认为自由地表达思想很重要，如果语言环境被监控，那社会便没有思想产生，也不会有思想碰撞，人们就会套用统制者的思想，那就是没有头脑的巨婴社会了。当没有钱时是那个社会的不幸，当有了钱时就是地球的不幸了。武汉新冠病毒传播之广，已经让世界惊醒。
流亡中的独立观察也是极权者的照妖镜。通过不受思想控制的作家的描写，更让人产生信任感。比如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描写的6.4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就完全空缺。甚至北京图书馆以及中国所有的历史书籍、网站也都被关健词了，甚至六月四日这个词都不存在了。然而，除了中国，全人类怎么会忘了天安门事件以及引发的东欧共产国家的巨变。从这一点看，流亡文学更真实可靠，也如历史般接近了永恒。流亡文学是独立的文学，它摆脱了极权监控，真实地描述了时代的真相。
我也认为作家的道德思想是写作的前提。小说即是因道德困扰而书写。特别是在不准过问政治制度的国家，一切也都被政治化了。其实文学无法触及到政治权力，而是表达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也只有统治集团害怕文学，才会把文人墨客组织到作协加以管控。但作家的文学思想本应来自他所处的时代，故事人物来自他的社会，不然写作和思想就没有意义。小说是在讲故事，但也使用当代语言反映当代的人和事，文学故事唯一对政治制度的反叛，是让人们通过文学去凝视现实深处，反思人生，去追求更美好的精神生活。文学思想来自他所处的时代，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作家只能对自己的时代表达思想，如屈原的《问天》以及《红楼梦》作者的清代，英国伍尔夫的四十年代以及中国鲁迅的三十年代。也可以说，作家就是社会的产物。海明威和巴尔扎克无法调换生活环境，柏拉图和亨廷顿的时代也无法对换。
文学的本质就是不屈从于政治，因此，文学不会流亡，只有政治流亡。它同时也在验证着：有流亡者的政府，就是没有思想的国家。
当然中国的文化专家们会说，纯文学里没有道德意识，文学是超越政治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茨维塔耶娃或帕斯捷尔纳克从未书写政治事件，他们用作品证明自己能超越政治，让作品永恒。现实是中国多年以来，我的文友王藏没有写天安门事件也被关进文字狱四年，他仅仅关心了香港的雨伞运动。
多数中国文化人都像个不讲理的孩子在讲理：你不要管政治，中国人太多，只有极权才能管好。你要超越政治，你要为自已写作。
我操，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程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实践，人们不仅对洗脑文化不再提防，反而让自已的道德意识蜕化到最低线，活于社会却死于政治。
言论审查只能制造令人无法信服的谎言，然后又只会依赖暴力掩盖真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各国人民的信任。人们应该明白：中国共产党没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不会带来文明的生活，仅用经济手段治理全世界，那就要大打折扣了，起码习近平要实现的中国梦要推迟几十年吧。在二十一世纪，文学最基本的使命还是战胜谎言，见证现实也反思历史，以恢复人类的尊严。
记得毛泽东当时曾经说过,中国要生产一百万名作家,中国要让全世界看看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今天中国共产党己实现了毛泽东的圣旨。但一百万作家并不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且只会扼杀文学,如果说文字狱都不可能消灭文学创作的话,那一百万没有了良知的作家群体就足以摧毁文学，甚至人性里难以铲除的道义。所以说，文学的道德就是发现了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如果我们阅读的小说没有令人反思，没有给生活和社会带来变化，那就是没有内在逻辑的纯文学，也就不会有思想传承也不会永恒。人类需要生活的真相，而真相需要道德思想才能展现。
2024.8.25
於伦敦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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