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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3日星期二

楊穎宇:曾經西化的戶外生活 同一空間可促進公民社會也可令其窒息

楊穎宇  
RFA 【寰宇古今】20240722


7月14日,4年一度的歐國盃決賽英格蘭對西班牙。不少英格蘭人心知奪冠機會不大,但無損其支持國家隊之熱情。我不是球迷,而且一直在香港生活,對歐洲觀看足球的文化毫無認識。如今近水樓臺,有個有趣觀察:這裡的人十分喜歡戶外看足球,就像倫敦場公園(London Fields),那裡有一間大型酒吧,決賽當晚設立巨型電視機對向公園之內,幾千人坐在公園內透過電視觀看賽事,有人更爬上欄杆、坐在車頂或樹枝上。有趣的是,人群中有些打開手提電腦觀看賽事,換言之將可以在家裡做的移師到戶外人群之中。更有趣的是,我有鄰居把大電視機搬到後花園,自創戶外睇波的氣氛。

另一方面,決賽前一周,西班牙發生反遊客示威。警方表示,有2800名示威者(示威組織聲稱實際人數是7倍)上街遊行,高喊「旅遊業殺死了巴塞隆拿」口號,抗議太多遊客造成各種問題。他們用水槍射向坐在餐廳外的遊客,新聞片段所見遊客們倉皇收拾東西離去。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不少餐廳會向選擇室外進食者收取附加費,一般是一桌10歐元(折合港幣約85元)。換言之,示威者攻擊的,是熱愛享受西班牙陽光的高消費旅客。

「戶外」在西方文化非常重要

以上兩例,從不同角度論證「戶外」在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百多年東亞現代化進程中,除了器物、政制、文化的更替外,認識和接受西方戶外生活,是人們未必察覺但又實際進行中。事實上,東西文化觸碰時,西方對戶外生活的需求形成了頗明顯的文化差異。鴉片戰爭前,廣州一口通商,雲集於城外的外商被禁止入城,亦不能四處亂走,外商不滿侷促於商館,要求到郊外「放風」,於是在有翻譯員陪同下他們可以到附近的花園或對岸舒展筋骨。後來他們組成「公園委員會」,在商館附近設立公園,以便消暑聯誼。

設立公園,是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公園的關鍵字是「公」:園一直存在,但不是公有,公園的設立意味著開放的戶外社交生活成為市民共享,市民只需付出少量費用甚至免費便可享用。以英格蘭為例,最早的公園是打庇郡的Derby Arboretum(打庇植物園),在1840年設立,雖然收費,但逢星期日免費,方便工人階級享用,公園最終於1882年完全免費。

「公園文化」由西方引入香港

這段期間,香港亦著手籌備後來稱為「兵頭花園」的植物公園。早期一本重要的香港史作品《20世紀香港印象記》其中一位作者說:「來香港之前我已經聽說這公園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美麗的地方。」正如香港大學一開始時稱為「The University」,這個當時稱為「The Public Gardens」的地方有三事可述。

第一,這裡培育的樹苗,大批種植在港島山坡,面積達5000英畝(港島面積約2萬英畝),不單一洗開埠時「一毛不拔」(barren rock)的污名,更為多年後的郊野公園及遠足徑奠下基礎。第二,1894年鼠疫,太平山區夷平了大批房屋,政府決定興建卜公花園,綠化、開放、休憩的生活,開始進入原來擠迫不堪的華人社區。第三,1926年,兩位年青人計劃開麵包店,他們總是在植物公園商討大計,後來店鋪開張,就拿Garden為命,中文音譯「嘉頓」,差不多100年來植物公園透過「嘉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孫中山亦非常重視「公園」

我們又將視角轉到廣州。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國第一個市政府,除了為革命募集經費外,更是展示現代的窗口,說明中國人有能力建設現代城市。其中一個「示範單位」,便是拆除廣東巡撫署所興建的中央公園(今人民公園),當時又稱「第一公園」。市政府公報稱:「市政府先行經營第一公園一處,祇以時間及經濟關係,因陋就簡,草草完成,慰情聊勝於無,話梅亦堪止渴。」眾多市政建築,以公園先行,可見曾在香港生活的孫中山深知公園對於市民生活、西化建設、都市形象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

除了公園外,其他戶外活動都是由西人先行,華人模仿並逐漸推廣:以香港為例,游泳(當時稱海浴)文化由淺水灣開始,華人將北角七姊妹變成熱門的海浴場。也是由淺水灣開始的選美活動,20年後的1946年起,在北角麗池夜總會奠定華人選美,至今差不多80年歷史仍在進行中。不少西人於19世紀末已開展遠足行山,華人於20世紀初開始接棒,今年踏入第92年的《華僑日報》庸社行友是其中一隊歷史最悠久的行山隊。賽馬活動一開始是每年一次,華人只能夠在臨時搭建的馬棚觀賽;今天馬會會員絕多數已是華人,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

公共空間精神面貌 隨政權性質改變

社會空間的發生和利用充滿意識形態。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著有《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名,論述空間在形態、精神、社會三者互相影響。高喊改變生活、改變社會,若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空間,便會僅僅流於口號。

這一點,從香港公園運用的轉變可見一斑。幾十年來,維多利亞公園、遮打花園不單是市民休憩場所,而且在「回歸」前已演進成為表達各種公民訴求的殿堂,猶如19世紀中以後,倫敦海德公園成為集會和演說的場所。然而,《國安法》下的新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寧願租給參加者寥寥的家鄉市集,萬人空巷的六四燭光晚會不再。很明顯,同一個空間,可以促進公民社會,也可以令其窒息;公共空間的精神面貌,會因為政權性質的不同而徹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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