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um Nov 29, 2016
20150726鳳凰網講座完整版
我們要理解歷史，首先就要理解歷史的各個作用主體在整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體的相對位置搞混了，那麼你把史料堆積起來是不能給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你要把層次和格局搞對，把相應的比例感調整好，然後才能懂得各個角色之間的相互位置。這種做法照陳寅恪的說法就叫做：「各族盛衰之連環性」。他發明這個說法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能用從漢到唐的王朝政治邏輯去考慮中古時代的歷史演變，你要把整個亞洲北部的各個種族和政治勢力的連環互動考慮進去。因為隋唐也不是亞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時間內，它在突厥面前還是處於被動的。而許多歷史學家故意的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他政治勢力對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喪失了適當的比例感。所以僅僅把視野放在中原內部，結果對中原本身的政治發展也就不能得出正確和適當的認識了。要理解隋唐，就得理解隋唐的來源，他們毫無疑問是武川節度使的鮮卑人的後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國以來蠻族南入中原的整個格局。所以中古史的問題，是整個中亞到內亞的歷史格局演變的一個被動和附帶的結果。他的看法比其他歷史學家高人一籌，就是因為他的眼界更廣闊一些，所以釐清線索比較容易。
近代以來的遠東也是類似的情況，你不能像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那樣把它看成一個相對孤立的整體。近代世界的國際體系中心，毫無疑問在歐洲。無論是拉丁美洲、中東、南亞還是遠東，他們的內部的小體系或者子系統的運動，都是歐洲國際體系運動產生的餘波。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東亞大陸內部，那麼你得出的結論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程度，就有點像是湯因比曾經描繪過的一種東非中心的歷史。據他說是，坦桑尼亞或者肯尼亞一帶的德屬坦噶尼喀的某一個黑人部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解釋，就是說，由於英國登山隊員和德國登山隊員，在敬拜山神的過程中間有所差異，結果得罪了山神，於是山神就決定，把坦噶尼喀從德國人手中奪過來交給英國人，作為這件偉大事件的附帶效果，德國人在歐洲也被英國人打敗了。這就是他描繪的「東非中心論」的世界史，是當地某一個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觀。
湯因比是一個多元論者，所以他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哪一種中心論的史觀都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最好什麼中心論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意思實際上是在說明，歐洲中心論是比較接近於正確的看問題的方法，而「東非中心論」的荒謬程度，比「歐洲中心論」大得多。遠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雖然比東非更接近於中心，但是它遠遠沒有像歐洲本身一樣接近中心。也就是說它對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衝擊力度，是遠遠要次於歐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動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輔助原因混為一談，那樣的話就把格局搞混了。然而我們的近代史無論是屬於哪一派、傾向於哪一種結論的流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說，他們其實都跟坦桑尼亞的黑人部落一樣，是講的是「東非中心論」。包括著名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勝利」的學說，就是這種中心論的產物。
實際上我們如果撇去這些無聊的虛榮心，我們應該首先在討論任何具體問題之前都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說，無論是抗日戰爭也好，中國幾次革命也好，八國聯軍也好，還是以後的直到現在發生的種種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動力源不在東亞內部，而在歐洲。東亞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是在應對歐洲產生的整個歷史衝擊波的過程中，做出了各種不同的選擇，然後施加了次要的歷史影響。如果你有哪一本書，包括我們的中國革命史，或者說反對中國革命史觀其他種種的中華民族史觀或其他什麼什麼史觀所產生的歷史，之所以不正確，不在於他們在史料方面有什麼不正確。史料方面嘛，大家都有正確的地方和不正確的地方。但是一般來說正確的史料在你沒有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以前是發揮不了作用的；錯誤的史料一般來說僅僅是出於疏忽大意的史料，跟錯別字差不多，是不會影響整個格局的。能夠影響格局的不是你史料正確多少，而是你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有沒有放對位置，所以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基本格局問題。
所以我在談論遠東格局之前，必須首先談論19世紀的歐洲格局和20世紀有什麼不同。因為這是一個背景問題，所以我就不詳細說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19世紀國際體系，首先是維也納體系確定的，然後經過1878年的《柏林條約》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最後遠東、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這個基本格局調整過程中的一些副反應。1815年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基本格局用簡單的兩句話來考量就是這樣的：在歐洲大陸內部，列強應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海外世界，皇家海軍就是最高法院。英國在這個體系中屬於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歐洲大陸不允許再出現拿破侖或者菲利普二世這樣的霸權統治者，不容許任何人統治歐洲。這個體系保護了歐洲的小國，不像是其他國家，比如說像是遠東的小國一樣，很容易被暴秦這樣的大國吞沒而變成統一帝國。英國人負責維持歐洲的平衡，就是說，列強內部的博弈只要沒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國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嚴重的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產生第二個拿破侖的時候，英國就要進行斷然乾預，不容許任何一方再做大。在大國和小國發生衝突的時候，英國人要盡力維護小國的獨立，因此歐洲保留了最多的小國。但是這個平衡體僅限於歐洲，海外是皇家海軍說了算，其他任何人都說了不算。這個體系成功的維持了100年和平和繁榮，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世紀，諸如此類的說法，其實都是對英國統治下的和平的一種政治哲學性的描繪，這種體系沒有英國皇家海軍的霸權是無法維持的。
19世紀末葉，這個體系開始有局部鬆動。局部鬆動就主要體現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列強開始滲入海外世界，對皇家海軍的仲裁權提出了挑戰。英國對海外世界的統治相對於遠東來說，就體現於李鴻章時代英國對東亞的代理人統治。因為英國皇家海軍在獨霸七海的時候，他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統治的。他的標準政策是：只建立若干個中繼站和皇家海軍的基地，再控制幾個要害的貿易港口；在貿易港口以外的內地，盡可能的扶持對英國友好、能夠維持自由貿易的本地統治者，而不對它進行直接統治。英國的殖民主義跟我們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國人的主動擴張，而是英國在維持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間被迫、不得已的對那些實在不守規矩的統治者實行司法仲裁的結果。一般來說那些統治者犯的錯誤就是侵犯了私有財產、沒收扣押了外商財產，或者說因為揮霍浪費弄到自己破產，牽累到外商、還不起債務之類的。像埃及和印度的許多邦國、許多土邦之所以淪為殖民地，並不是英國人想佔它的土地。英國人如果真的想佔它的土地，他就自己派官派兵去守，那是會增加額外的費用，對於一個自由貿易帝國來說是錯誤的做法。只有在這些土邦王，像埃及的副王一樣，花光了自己的錢以後，就想去抄沒外商的財產，就想去賴債欠外國人的錢不還，在這種情況下要影響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以後，英國才被迫出兵干涉，強迫它回到英國人所認為的自由貿易的那個正路上。如果它實在回不來，英國人採取派員監督實行間接統治，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起源。如果按照英國人這種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佔領任何地方的。
像對於大清來說，這個體系就體現於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對於大英帝國來說，佔據香港和上海這兩個貿易體系，跟內地進行廣泛的貿易取利就足夠了，他根本就不想佔領大清帝國的內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國願意遵守條約，好好搞自由貿易，他不但不會侵略你，而且還會積極的扶持你。這就體現於赫德對海關的改革和琅威理對北洋艦隊的改革。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主要就是因為他抓住了這個機會窗口，變成了大清和大英帝國之間的主要聯絡人和代理人的緣故。
這個體系開始出現問題就是因為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開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業，而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慾望不如英國。首先，最嚴重破壞的就是法國，它把本國的吏治國家傳統帶到了非洲阿爾及利亞、尼羅河上游和其他地方，它要求直接佔領海外的領土，在這些國家內推行法國式的官僚制度，給阿爾及利亞的每一個村落都配上法國的警察，讓阿爾及利亞每個孩童都學會講法語。不用說，這種統治方式是很昂貴的，官僚機構是最貴不過的事情，你要在殖民地建立跟本國一樣的官僚機構，那是非常靡費的事情。英國人控制的印度這個相當於大清帝國全部領土的地方，它有多少軍隊呢？六萬軍隊。英印帝國的六萬軍隊控制著北到帕米爾高原，南到印度洋這塊巨大的、擁有三億多人口的這個土地。而且這六萬人中還有一多半是廓爾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隊。英國人參加八國聯軍到北京的時候，號稱是英國軍隊，其實來的只有幾個軍官，絕大多數士兵都是在威海衛招募的山東人。英國軍官把他們訓練出來以後，然後帶著他們到天津，然後帶著他們一路殺進北京，然後這就算是英國人的軍隊了。這就是英國人搞的那種極端省錢的殖民主義，如果它還能算殖民主義的話。其實這種東西與其叫「殖民主義」，不如叫做「自由貿易的監督體系」比較合適。
但是英國人最後還是不得不擴大他的殖民地，主要是因為法國、德國和其他人也加進來了。他們直截了當的，就是不守英國人定下的這個規矩，他們想要直接統治。他們如果征服了一塊土地，把它變成殖民地以後，那麼就要在這塊土地上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通過貿易保護，高關稅政策，把英國貨物排斥在外，徵收到的稅收，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器。這種殖民的模式，按照英國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斷專橫的，損害了各殖民地的原有習俗。英國人在香港和上海，他都是不破壞本地的習俗的，英國人按照英國人自己的法律乾，華人要娶小老婆你照樣娶，要纏足照樣纏。中華民國廢除纏足多年以後，威海衛的婦女照樣纏足，因為英國人不會強力干涉他。無論是強迫你纏足還是強迫你不纏足，這都是違反英國人對自由的理解的。像大清帝國那樣強迫你不要留辮子，否則砍你頭，這是違反普通法規定的自由的；但是像中華民國那樣，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辮子不可，你不剪辮子就抓進派出所，這同樣也是違反英國的制度的。英國的制度就是什麼也不管，你愛咋咋的，愛纏足纏足，愛留辮子留辮子，愛剪辮子隨你，愛胖子也隨你這種做法。這種做法對英國人來說，一方面是他們的法律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國人的做法，他就要教你們統統學法語，學啓蒙運動的理念，把你們統統變成法國人。這種層面是非常高的。從英國人的角度看，最好是各國都不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貿易，搞自由貿易是對英國人最有利的。英國人不用佔領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貿易。
但是如果各國各佔一塊土地，把大清給挖空了的話，那麼英國人即使分到最大一份，他其實比佔有全部自由貿易還是吃虧。因為誰都不分殖民地的時候，等於是全世界都是英國的自由貿易區。如果列強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是40%的殖民地歸了大英帝國，實際上大英帝國所佔的份額由原來的將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了現在的40%、50%了，19世紀末葉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大英帝國在其他後進國家的驅迫之下，很不情願的直接佔領了殖民地。這對他是雙重損失：一方面，他擴大了殖民地佔有區，也就增加了行政費用，這是他不高興支付的；另一方面，別人佔領了殖民地使他本來可以利用的自由貿易區縮小了，這意味著維也納體系確定的國際體系日趨衰落。
英國人應對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對，而是跟後進的各列強搞協商。第一個協商其實是體現在美洲，就是門羅主義。美國人對美洲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美洲列強幹涉南美各個弱小的共和國。這種政策，其實美國當時的實力不足以支持這一點，能夠實現還是英國暗中支持。在英國人看來，他本來就不打算兼並南美的任何領土，所以美國人禁止歐洲列強進入南美對它沒有損害。同時美國人又沒有禁止它搞貿易，實際上是在幫他的忙。由美國人出一個頭，其他國家，像法國這樣有領土野心的國家進不來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貿易還是照樣搞。而只要搞自由貿易，總是對英國人是有利的。
1904年的誠信協議(Entente Cordiale)是跟法國人簽署的，主要就是解決了尼羅河上游和非洲的長期爭議。1907年的英俄協約則是解決了著名的大禁忌問題，就是俄羅斯向中亞的推進對英印帝國造成了威脅，這個威脅就涉及到西藏和新疆的問題。英國對西藏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護性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在這些地方樹立緩衝國阻止俄國南下，如果大清能夠封閉這些地方，他也其實並不想要這些領土。在遠東地區，他採取了同樣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他選擇的主要代理人是李鴻章。他希望李鴻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國或者中東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能夠替英國人阻止俄國南下，同時能夠維護英國在遠東的貿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戰證明大清帝國完全不中用。戰爭以前英國支持袁世凱和李鴻章把俄國人趕出朝鮮的擴張性政策，反對美國人維護朝鮮獨立的企圖；戰爭一結束他已經看清楚大清帝國是扶不起的阿斗了，唯一能夠阻止俄國南下、充當東亞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來很不起眼的日本。於是甲午戰爭產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
大英帝國改變了他代理人的選擇，於是大清的國際地位從此就急劇下降了，本來它像奧斯曼帝國一樣，只要做英國的代理人，那麼英國會極力維持你的領土完整的。今後就沒有這個必要了。隨著英國在世界上採取集中精力保衛北海的政策，在全世界採取後退政策，大家要明白，遠東只是世界體系一個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不僅不如歐洲，而且比起中東還要更次要一點，只是比非洲要稍微強一點。所以英國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英日同盟簽署的時間都要比它在歐洲簽署的時間要晚。191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20世紀初葉的遠東體系，它實際上的意思就是：英國人授予日本在遠東的行動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他擔負起維持遠東秩序的任務。
這個任務，在美洲，他等於是交付給了美國；在西非交付給了法國；在中東地區則交給了俄國。這四個基本協約，就是：第一，門羅主義；第二，英法協約；第三，英俄協約；第四，英日同盟。等於是大英帝國作為總公司的老闆，在年老力衰的情況下，決定進入一個半退休狀態，在半退休以前，他把他原先的四個分公司分給了四個比較信得過的好朋友，美洲歸美國管，非洲歸法國管，中東則交給俄國，遠東交給日本。在這個規劃當中，奧斯曼帝國和大清帝國都做了犧牲品，這是他們後來遭到歷史厄運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代表國際體系的最後解體。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簽署的那四個分公司協議，漏了一個最主要的新興強國就是德國，這四個協議簽署，德國就已經變成釜底游魚了，它無論往哪個方向走都衝不出去。之所以是這樣，是英國人在戰前對各國做了一系列判斷，它判斷法國人和俄國人以及其他列強的要求是具體而有限的，只有德國人希望推翻整個國際體系。別人都是因為具體要點好處，比如說，法國人也無非就是要摩洛哥或者要蘇丹的土地，那麼我們分一下，分一部分給你，分一部分給我就解決了。俄國人也無非是要中亞的政權，那我劃一條邊境，規定阿富汗以北歸俄國，阿富汗以南歸英國也就可以解決了。日本人他的要求是沒有超出遠東範圍的，這個更好解決。美國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和太平洋以外發生作用。唯一問題是德國。德國如果是要求剛果的領土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領土，英國人是很願意給它的，願意把英國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著的殖民地划給它，但是德國人的要求實際上是要求改變霸權的秩序。這一點特別要在海上跟英國爭霸，這是英國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戰以前英國已經做好了全球佈局。而德國知道自己是在被包圍的狀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他首先採取了犯規的措施。
20世紀的革命化，從根本上講有一個縱火者，這個縱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國。19世紀維也納體系所確定的列強外交是一種紳士的外交。紳士外交顧名思義，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樣行事，大家誰也不能把事情做絕，雖然總是有勝有敗，但是勝利者是要點到為止，不能斬盡殺絕的，不能採取太下作、太陰暗的做法。比如說，德國打敗了法國，割地賠款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支持你們本國的巴黎公社起來推翻你們本國的政府。這樣一開始，事情就亂了。因為我可以支持你本國的叛黨，那麼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國的叛黨，我也有社會民主黨人。大家一起搞起來，那麼正規戰爭和秘密顛覆的區別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國沒有必要再去派軍隊上戰場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報組織在你們國內搞第五縱隊，用第五縱隊來顛覆你。這種做法在19世紀外交中間是極不體面，是基本上沒有人會採用的。
第一次開始採用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封鎖之下，進入一種快要民窮財盡的情況下，於是他做出了以前列強誰都不肯做、為體面人所不為的行動：支持俄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顛覆分子，來顛覆大英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他在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當中扶持代理人，展開了以反帝反殖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這個政策後來被希特勒所繼承了。現在的比如說阿爾及利亞共和國開國之父本•貝拉、巴解組織的第一批反對猶太人的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教黨，最初的資助者就是德國人。在以前，任何列強相互衝突的時候都不會採取這種做法。同時，1916年以後，支持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瓦解沙皇俄國軍心、從內部破壞俄國戰爭努力的也是參謀本部。列寧是坐著德國參謀本部的列車，穿過敵國領土，回到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靠的是沙皇和總參謀部給的五千萬金盧布。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落到了英國人手裡面，不知為什麼英國人直到冷戰以後才公佈。
臨時政府在七、八月份之間，大致上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對托勒斯基提出起訴，列寧也不得不逃到芬蘭邊境上。但是這時又發生了科爾尼洛夫叛變，於是克倫斯基又覺得需要依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來對付軍隊。於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來，依靠赤衛隊去對付軍隊。這個決定毀了他自己。軍隊一旦進入托洛茨基手裡面，他是再也不會交出來。下一步就是紅色的水兵進攻東宮，臨時政府徹底倒台。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的初期，因為它沒有財源和兵源，他所依賴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說，因為其他的政黨都希望遵守對協約國的約定，把戰爭打到底；只有布爾什維克十分願意結束戰爭：一方面讓德國人高興，另一方面又讓它的主要支持者 — — 就是害怕繼續作戰的前線士兵感到滿意。這些前線士兵，很願意回國去殺光那些強迫他們作戰的軍官和資產階級，而不願意面臨德國的優勢火力。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就當時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估計，大概是，德國人的一個師，可以打俄國人一個集團軍。俄國人用劣質的步槍和武器，驅使為數眾多、出身貧困的農民士兵越過壕溝去衝鋒，跟送死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德國人靠著他們的優勢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們成批成批的掃倒。實際上俄國士兵根本就沒有獲得殺傷德國人的機會就徹底完蛋了，戰爭已經變成一種跟單方面屠殺差不多的情況。所以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們去死的本國統治者，覺得回國殺了這些人比起攻擊根本無法打敗的德國人還要容易一點。
布爾什維克依靠這些人解散了臨時政府和立憲會議，依靠德國的五千萬金馬克和武器支持，打敗了零零散散的志願軍。這些志願軍主要是依靠南方高加索烏克蘭地區沒有被殺絕的士官紳和資產階級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主要武力是騎兵，依靠的武器還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那些武器，因為俄國基本上是沒有軍工生產能力的。在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軍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是非常相似的 — — 基本上是支送死的軍隊。布爾什維克佔有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盡有的軍事資源，又得到德國軍事援助，而白軍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老式步槍，還有什麼，他們最依靠的其實是騎兵和馬刀。所以俄國內戰經常出現的情況，拼刺刀的情況比拼火力還要多一些。而且白軍是處在完全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他們依靠的是驍勇的騎兵、俄國軍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顧一切的騎兵機動性拼刺刀。但他們像後來蔣介石的軍隊一樣，基本上沒有什麼重武器，重武器全在布爾什維克一邊。
我們大家都是受共產黨的教育養大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會相信，布爾什維克如何採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確實有英明措施，別的政權都很難搞到糧食，只有它能夠直接派徵糧隊下鄉去搶糧食。所以在糧食這方面它就比別人佔了很大的便宜，儘管白軍佔有了糧食最多的烏克蘭，但是在供應糧這方面，反而不如佔有貧瘠北方的布爾什維克。但這不是戰爭決定的主要因素。因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誰能夠佔有極少數的重武器誰就能贏，而白軍是一點重武器沒有的，跟蔣介石後來派到東北的部隊一樣；而布爾什維克能夠掌握重武器，跟後來毛澤東在東北能夠掌握重炮的原因一模一樣，它靠的是出賣本國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敵對勢力給它送來了本國了生產不出來、到哪兒也找不到的先進武器。通過這種手段，他總算是在殘酷的1918年到1919年內戰中，基本上粉碎了立憲會議和高爾察克、鄧尼金的軍隊。
這時他的下一步就是推動世界革命了。從俄羅斯本身的角度來看，布爾什維克差不多是一個外國政黨，它絕大部分領導人是猶太人、東方人、高加索人和其他亂七八糟的人，純種俄羅斯人很少。這個格局跟俄羅斯帝國採取的「大俄羅斯政策」有關係。因為在這種「大俄羅斯政策」之下，反對沙皇專制的人和反對沙皇民族歧視的人，不可避免的由於為淵驅魚的原因要走到一起來。誰最反對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對專制的人；另一方面那就是反對大俄羅斯、大民族主義的人。所以少數民族是天然的反對派，也是最積極的反對派。少數民族當中最聰明的人是猶太人，最善戰的、最野蠻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他們的代表。所以在大俄羅斯人及其政黨的角度來看，你們又拿德國人的錢，又是這些少數民族和外國人，所以你們不是顛覆勢力，誰是顛覆勢力呢？
從列寧角度來看，他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推翻沙皇。他雖然拿德國人的錢，但是我們也不能按照白軍的誣蔑去想象他，說他就是一個德國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國人的關係，也是相互利用的。只不過是因為他處在一個絕對弱勢的地位上，沒槍沒錢，德國人有槍有錢，結果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為了德國的利益出力，而德國人不大在乎他。其實這是雙方實力對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還是在全世界發動世界革命。俄羅斯是不太重要的，照十九世紀社會黨人的普遍觀念，真正的革命中心應該是在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地方，而對於歐洲來說，毫無疑問，歐洲的工業中心是在德國和比利時，比利時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國。所以共產國際成立的時候，工作語言是德語，最主要的幾個乾將也是德國社會黨的左派。列寧的想法是把俄羅斯作為導火索來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國革命一旦成功以後，即使資助他的德國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範圍之內。革命勝利以後，共產國際的工作中心就要遷到柏林，工作語言自然也是德語。
俄羅斯是一個導火索，這話的意義就是說，它要燒盡俄羅斯的資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會對俄羅斯採取保己安民、積蓄財富政策。相反，它要打倒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和有錢人，要把他們的全部資產都榨出來，在極短期內用到全世界的革命方面。所謂共產主義的暴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共產主義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它的顛覆性造成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比如說你打進了一戶人家，目的是要把這戶人家的錢和資源拿出來，造成武器，順便把其他鄰居也搞掉，那麼你肯定不會在那個鄰居的家裡面實行長治久安的政策，不會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搞什麼休養生息啦、指望二十年以後人民更加富裕什麼的。二十年以後的世界革命早已經爆發了，哪裡還考慮這麼多。現在就是把現有的資源盡可能的榨出來，涸澤而漁的利用，然後等到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後，你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擠乾了的橘子，沒有用處了。這個政策可以解釋布爾什維克在最初幾年採取的極端殘酷政策。可以說後來，大家後來都說斯大林殘酷，其實斯大林比起列寧來說應該是放的比較寬的。之所以會放的比較寬，是因為在斯大林時代，他們已經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內成功了，所以俄羅斯在短期內是他們唯一的家園，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未來考慮了。所以在這個時期，他的政策中間才採取了一些為長遠打算的政策。在二十年代的時候，他是根本不顧惜俄羅斯的。不惜把俄羅斯的一切資源全都消耗到更廣大範圍的革命當中去。
它在這場遊戲中間，面臨的第一個障礙就是歐洲各國的社會黨人。如果讓列寧的計劃得以完全實施的話，那麼歐洲各國社會黨人應該像是俄國社會黨和克倫斯基一樣落到同樣的下場。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完全成功。二十年代，它在歐洲激起了廣泛的清黨活動，在瑞典、芬蘭、德國各地的社會民主黨都採取了報復性的活動。布爾什維克在這場鬥爭中證明自己是失敗者。而這些社會民主黨的報復活動其實是相當慘烈的。跟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比較起來，你可以說蔣介石是心慈手軟，而且殺的很不徹底，比起芬蘭那些所謂白衛軍。這一點我們不能相信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如果你相信布爾什維克的教材的話，那些人都是資產階級，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布爾什維克在這項鬥爭中，首先打的是社會黨人。殺他們的所謂白衛軍，一般來說是芬蘭的退伍老兵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糾察隊。他們之間的關係最近，鬥爭鬥的最狠。德國人也是這個樣子，殺德國共產黨殺的最狠的首先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屠殺的最高潮的時候，瑞典和芬蘭社會民主黨，採取的基本上是挨戶搜查、發現赤衛隊和紅軍就要不經審判立刻殺掉的政策。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內戰，雙方行使的都是戰爭權力。因為他殺的比較徹底，所以以後北歐國家的共產黨經過這次元氣大傷以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而形成了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局面。
最後這段歷史基本上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大家還覺得社會民主黨好像是最溫和的政黨，其實它之所以後來能夠採取最溫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為它在最開始的時候，把共產黨都給殺絕了的緣故。以後他不再有敵人了，也就可以溫和了。如果它沒有殺絕了的話，以後共產黨一次又一次鬧事的話，他恐怕也會像蔣介石一樣，反反復復的像慢性病一樣的不斷的殺來殺去。這樣一來，儘管蔣介石，說老實話，開始的時候殺人殺的不殘忍，但是最後反倒得到了惡名，就是因為他殺的不夠狠。如果他斬草除根了以後，大家以後也不會罵他了。他以後說不定也會變成民主人士了。這就是馬基雅維利政治一個最可悲的地方。大多數公眾心目中的歷史形象，跟實際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差的太遠了，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歷史是公正的，會給你復原真相，這個希望其實是件很不靠譜的事情。哪怕是在號稱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國家，人民所知道的歷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極不可靠的。
好，這已經離題太遠了。我們剛才提到，列寧在歐洲革命中遭到徹底的挫敗，這時候他不得不把重點轉向遠東和海外世界。在遠東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滲透的是那些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中國和埃塞俄比亞。因為有殖民地的國家等於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話，那麼法國人會管；如果是朝鮮的話是日本人去管。所以這些國家都還有一定的實力，直接的顛覆是比較困難的。像中國這樣名義上獨立，但是實際上卻是毫無實力、四分五裂的國家，是最容易顛覆的。埃塞俄比亞也是這樣，它是非洲唯一一個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於是它就變成青年埃塞俄比亞黨的一個據點。青年埃塞俄比亞黨在非洲發揮的作用，跟國民黨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是一樣的。它是共產黨的一個白手套，外面是國民黨，但是支持國民黨的目的，是要在國民黨的裡面放一個共產黨的卵子，等國民黨成功以後，再從內部推翻國民黨。埃塞俄比亞青年黨發揮了同樣的作用，把共產黨藏在裡面，通過青年軍官的組織去篡奪皇帝的地位，然後再通過共產黨來篡奪青年軍官的地位。從長時段歷史來看，就是說，這兩個同盟都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現在我們來講具體內容。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復戰前的遠東秩序，但是他們其實是力不從心的。經過大戰的削弱和革命的衝擊以後，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恢復了國際體系的原狀，但實際上已經大不如前了。英國人第一個撤退，其他各國也就相互觀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儘管通過華盛頓條約加強了它的存在，但還是受孤立主義影響，不願意積極干涉。於是遠東暫時的變成了一個真空區。大自然是厭惡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樣，如果一個地方變成了真空區，原有的主權者有撤退的傾向的時候，那麼新的力量肯定會湧入。
蘇聯在二十年代是積極干涉中國內地的主要列強，日本在三十年代以後才慢慢加入進來。二十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蘇聯直接干涉的結果。蘇聯首先是在歐洲搞了一場革命以後，遭到歐洲和列強的集體封鎖，誰也不願意跟它建交，於是它到東方，希望跟北洋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北洋政府給它的提議就是，如果你能把外蒙古還給我們，我們就願意承認你。蘇聯看到這種情況下，外交交涉很難搞，於是它再次採取了耍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動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做交涉，不能跟你內部的政治勢力做交涉。比如說你跟美國打交道，你不能說，共和黨上台以後，交涉不出結果來，我就到得克薩斯州去，給德克薩斯州州長一筆錢，希望你拿了我們的錢以後就跟白宮作對。然後白宮跟你打內戰，你們打起來以後就顧不上我了，然後我就可以跟你爭取一個更有利的條件了。如果你真正要這麼乾的話，肯定是德克薩斯人和白宮一起整你，因為美國的憲法體制已經很完善了，這種不講規矩的行動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國你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國處在土崩瓦解的狀態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處的時候，蘇聯開始分別跟張作霖、吳佩孚、孫文等人相互接觸。接觸的結果就是，其他的各主要軍閥採取比較負責任的政策，拒絕放棄外蒙古。而孫文在自從被陳炯明趕出廣州以後，已經快落到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認為蘇聯給的這批資助相當寶貴，於是他接受了這個條件。這一點，我們也不能說是孫文個人的政治道德特別難看，應該說這符合馬基雅維利政策的常規。
什麼叫做講原則？講原則是需要有資本的，窮光蛋如果講原則你馬上要餓死。有錢人之所以可以當紳士，是因為老子跟你翻了臉，老子下鄉種田還有二百英畝地呢。你如果能夠骨氣很好，表現的很有原則，動不動就能拂袖而去，那麼十之八九你鄉下還有二百英畝地，可以像華盛頓將軍一樣，只要吵起架來，他的口頭禪就是：老子不乾了，老子下鄉種地去。他能夠喊出這句話，當然是因為他不是貧下中農，他在家鄉有巨大的地產還有整批的黑奴，回去以後照樣過好日子，所以他才可以理直氣壯的堅持原則，老子回家，不乾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當中，能夠堅持原則的是哪些人呢？其實也就是有產有業的地主。在北京城裡面鬥不過太監就說，老子拂袖而去，退隱田園，不問國事了。這個堅持原則的前提是什麼？他老人家有一個田園可以退隱，他回到蘇州去修他的莊園去了。如果是貧下中農的話，他哪兒也去不了。順便說一句，太監一般是貧下中農，如果不是沒飯吃的話，你很難下這個決心去把自己小雞雞割掉的，哪怕是榮華富貴，也不見得能夠抵得上這個犧牲。所以太監和士大夫的鬥爭，其實儒家說是沒有原則的小人和有原則的君子的鬥爭，其實這裡面有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鬥爭的影子在裡面。儘管有產階級不是個個都有原則，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數，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階級。這是一個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關係。有產不是有原則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有產者不一定有原則，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者。而且無產者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時候都是沒有原則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個時代，孫文是無產者，他不是一直都是無產者，但是這一陣子非常倒霉，已經淪為無產者了。而張作霖和吳佩孚這些人，家大業大，還比較有產，所以蘇聯不給我錢又怎麼樣，老子不是沒有錢沒有地盤，你跟我作對，我至少現在還有幾十萬軍隊，你過來試試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較堅持原則。而孫文已經是被陳炯明趕走了以後，而且年紀又已經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軍部黑龍會的支持，但現在日本人自從已經變成了遠東的分公司經理以後，已經覺得沒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勢力，採取維護條約體系的做法對他更有利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處在人老珠黃的狀態，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蘇聯的話，那麼他恐怕以後國民黨就要從歷史上消失了。我們敬愛的蔣委員長，後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蘇聯支持的結果，就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我們從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內幕你就可以看出，蘇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已經強到什麼樣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只要求在幾個軍工企業和北洋政府的幾個部門裡面設立幾個顧問，這個顧問的性質跟袁世凱在朝鮮設立的顧問實際上差不多，並不負實際責任。但是鮑羅廷在廣州的基地，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在國民黨開中央委員會的時候，必須有俄國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廣州的軍隊的；廣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過海參崴，由斯大林安排運到廣州；廣州政府的主要津貼，通過上海和香港由鮑羅廷籌集，以國際赤色勞工組織捐助名義提供給廣州政府；在所謂的沙基慘案當中，率領遊行隊伍去衝擊英國警察的是俄國軍官；在所謂的漢口和九江英租界的鬥爭中間，在漢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國顧問。現在俄國顧問他們和最早期的國共合作黨人在兩湖地區的根據地現在還留存著，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到武昌漢口那裡去看一看，那是絕對的豪宅。比起曇華林附近英美各國的富商、主教、教會長老之類的住的房子還要寬大七、八倍。他們的菜單都留到了現在，也就是說，當時他們開會的時候，在會上負責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務員，一頓晚飯要吃七道大菜。就是這樣一些人，聲稱他們是工人和農民的領袖，我想沒有任何工人農民能在漢口住得起這樣的房子。
漢口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的妙處在哪兒呢？在於共產國際在計算它的東方津貼的時候發生了一點計算錯誤。因為俄國人對中國內地的物價標準不太瞭解，所以他們開始的時候只是通過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總壇，然後這些總壇到內地發展分壇的時候，他們第一是不知道內地的生活標準和社會情況；第二可能是覺得工作剛剛開始的時候多花點錢也無所謂。所以他們大體上按照中國沿海地區的物價標準給他們在兩湖地區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資標準，於是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發了大財一樣。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資標準發工資，讓你到武漢去住，你是不是覺得你一下子比武漢那些按照本地工資標準發工資的人，一下佔了無窮的便宜。兩湖地區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夠住得起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他們沒有搞清楚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物價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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