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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0日星期二

王汎森:余英时印象

 王汎森 历史与秩序 2024年07月27日 20:36



十六七年前,当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时,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我便开始零星地搜集这方面的文字,并准备写一篇长文(甚至是一本小书)来加以讨论。而且我的讨论将尽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学术论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学术论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不必再经过我的重述。可惜因为个人疏懒,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最近承《数理与人文》出题让我写一篇“余英时印象”,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只先选择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笔。
我是在1980年,《中国时报》在宜兰栖兰山庄举办的一个闭门讨论会上初识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所有参与者,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中研院院士或是“内阁部会”首长。我记得当时偶然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章太炎的思想》,提到当时大陆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动作太慢,深怕资料不足。余先生说史料不必勉强求全,但论旨要集中(原话是要有focus)。还记得当时余先生棋兴大发,与胡佛先生等人对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我在一旁观战,余先生还转过头来问我:“你下围棋吗?”后来我才知道余先生业余六段,得过新英格兰地区本因坊冠军,甚至参加过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围棋大赛。据我观察,余先生似乎在学习与上手之间,时间距离特别短,学诗、学戏、学棋、学书都是如此。这当然也让我想起1980年代后期,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余先生一度前往纽约与林海峰对弈的往事。

1985年,我从士官学校退伍,准备申请到中研院工作。当时思想史在台湾学术界如日中天,史语所愿意招揽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极其幸运地以硕士身份进入这个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审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机会近身接触、观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顿读书之后。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为课程太紧张,学期报告太多,每天“夹着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没有记日记,连仅有的三册上课笔记也沦陷在我的书海中,一时无从翻捡。现在回忆旧事,脑袋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胡适说得好,人的记忆倏忽而逝,如果没有一片纸记下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胡适记了几十年的日记,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料)。无论如何,在那五年半间,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学的几个侧面。
首先,余先生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地专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它们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连类”的功夫特别强。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写了一篇与钱谦益有关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阅,便马上说它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个片段相出入。我个人对《柳如是别传》并不陌生,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叙述浓厚,每每还有一点枝蔓,所以完全没有把两者想在一起,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从史语所的“杭立武档案”中见到1949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报告的信。信中报告说黄霖生已经到广州劝陈寅恪一家来台。写信的章丙炎说黄霖生已经见过陈寅恪,但陈寅恪“因在铁幕内受片面宣传影响,对赴台深踌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这封信,余先生马上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与这封信比观。去年我受人之托,传真了一篇《祖国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绍反共文化运动中的两个学派》),请余先生确认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传真,推测作者应该是某某人,而这位先生曾经访问哈佛,做过杨联陞先生座上客,后来未再见过等,把握精确,绝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习惯是彻夜不寐的,所以我刚到普大时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觉得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的感觉。我也曾针对这一点请教余先生,他的答复是: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而余先生当时烟瘾正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便听说过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烟,驾车到普大附近的WaWa买烟的故事。此外,我记忆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长夜之谈。余先生熬夜长谈的本领真高,在节日前后,他每每邀请学生与访问学者到家里吃饭,并做长夜之谈。这类长谈往往持续到凌晨三四点,当座客皆已东倒西歪之际,余先生仍然从容地吸着烟斗或纸烟。

在我中学生的时代,台湾正流行一种做卡片的运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卡系”,我也受这波宣传的影响,以为“卡系”是一点就通的治学利器。而且一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了辅助记忆力之不足,往往比较系统地做卡片。我就认得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如果忘了带他的制式卡片,是不进善本书库读书的。因此,我曾好奇地问过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说,除了早年为《后汉书》做过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记笔记,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观察没错,余先生读书也不太画线,与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至为不同。甚至上讨论课时,也不大记学生报告的重点。好似他的脑袋中有那么几个匣子,有意义的材料会自动存在里面,等他开口评论时,只要依次打开那几个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期间,我一度回母校,为了旅途解闷,余先生曾将一两章稿子交我阅读。这时我注意到文稿中夹了几张废纸,上面零星地记着几个词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写时所依靠的线索。至于余先生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乾初),他说自己详思多少年之后,决定判《大学》为伪经,乃下笔“快写一过”;或是像阳明在顿悟良知之后,凭着对经书的记忆,快写而成《五经臆说》。至少这是我读余先生很多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觉。
余先生撰写研究论文时,显示一种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达方法,也就是说他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由于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发达,往往一按键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舍,容易出现过度水肿的情形,失去了阅读时的畅快感。
余先生阅读的方面非常广,如蜜蜂采花酿蜜,但大多备而不用。等到要写某一篇文章时,各种资源自然群到笔下,这也还是“冰山一角”式的做法。依我学生时代的观察,他对当代正在发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这中间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等人的书。那些年代余先生飞行机会比较多,坐飞机正是他读书的时候。我记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一书就是他在从台北飞到纽约时读完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手上还留着一张纸条,是余先生托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总馆帮他借《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Revisited)。
余先生极少托我们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谓的“单干户”。从做研究到写文章,全部一手包办,纯粹农业时代的手工作风,顶多请系秘书帮忙缮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谨慎的。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满纸鬼画符。
余先生是不碰计算机的。记得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正好遇到翁启惠院长,提醒他因为余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所以应该送一封贺函。过了几天,再度遇到翁院长,我问他送了吗?他说送了。我问用什么方式,他说电邮。我急呼:“余先生没有计算机,也不收电邮,您的邮件送到哪里去了?”至今,这还是个谜。
余先生1955年离开香港到哈佛,他是带了许多当时华人学界的关怀与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后便关心希腊时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主题。此外,关心余先生早年写作的人,已经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时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而且文章最常出现的词语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时,他的研究是以社会史为主,即使在美国担任教职初期,仍是以广义的社会经济史为主,后来才逐渐转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测余先生早期有一个思想与学术复调平行的发展,后来逐渐归于思想、文化一路。
2007年一篇题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Dao,2007.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先生身处的时代学术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命定主义”影响甚大,认为文化、意识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历史是由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后的发展似乎对这类带有决定论色彩,或认为历史有通则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强调文化及意义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传统。他说在1955年,第一次读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时,深为其中许多讨论历史知识的特质、开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个事件的内在与外在部分,像历史知识是一种对过去思想的追体验,当时觉得比起那时最为当令的Carl G.Hempel的历史通则(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说服力。
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许多主张值得深入探讨。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从年青时代起,对自由、民主的理论便做了很多讨论。如果我的了解不错,在1950年代,国共政权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分配上的平等,是相当热门的问题。傅斯年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平等,那样的国家他不愿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没有自由,那样的国家他也不愿意住。他心中比较认可的,是像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兼顾两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没错,余先生《自由与平等之间》等论述,便与当时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关。除了自由与民主的讨论之外,我觉得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简单地说,在民主与自由的时代仍需要有一个“背景文化”,否则它们是行不通的。我觉得余先生早年在讨论自由、民主的时候,便与这个“背景文化”的观点暗合,所以他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当时他曾经给《自由中国》投过一篇文章,认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废儒家文化。但是,这篇文章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主流派认为,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传统文化的阻碍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觉得余先生更加自觉“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纪忠先生讲座”以及唐奖汉学奖的座谈中,都强调“人文与民主”,也就是认为丰厚的人文素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惊觉当年负笈普大,在系办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时,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现在的年龄。那时余先生精神飒爽,名满天下,刚从耶鲁大学的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的全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没想到岁月不居,转眼过了将近三十年了,时光飞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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