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查哈爾燦 | 六四筆記：學生民主的問題

蘇查哈爾燦 Matters 20240415

本文為筆者參與王超華教授在UCLA東亞系開設的課程：Trauma, Memory, Narrative History China in 1989 and the Pandemic 寫下的讀書筆記，是閱讀《北京黑手：中國民主與社運的反抗生活》一書，適逢六四35週年胡耀邦忌日，歡迎批評與指正。

George Black 和 Robin Munro 1993年出版的《The Black Hands of Beijing: Lives of Defiance in China's Democracy and Movement》給了我一個特別的角度來觀察六四事件。他們不把歷史當作枯燥無味的事實，而是用幾近小說的形式寫下《北京黑手》這本書。在Chapter 11到15這幾章的記敘里，作者把大量的墨水花在了六四屠殺發生之前的學生對話、絕食、學生領袖的矛盾和新組織的成立，戒嚴，留守和撤退的問題。

我關注的是學生運動的民主問題。在書的Chapter 13里，作者通過介紹Xie Xiaoqing指出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的問題。Xie寫道：「5月的最後3日與雅各賓派的獨裁統治非常相似。那些被掌聲最大的人是最激進的」。 作者用5月14到15日的對話代表團談判破裂，來說學生領袖無法控制絕食者純粹的、情緒化的語言，是絕食者把群眾帶到了街頭。同時，學生領導的更換速度非常眼花繚亂也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多元主義精神開始瓦解對話代表團，異議等同於背叛。”

首先，學生毫無疑問是六四社運的核心，知識份子、工人、市民等只是表示支援，它反映出來一個問題，就是在後文革時代出生的年輕人看到的社會是平反冤案，提倡包容和自由，這樣的環境讓學生更加充滿理想，愛國的情緒也他們對祖國未來更有想像。 作者從白樺的民調中點出一個問題，就是雖然市民支持學生，但是他們相信社會運動會失敗，這是基於成年人對於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的瞭解做出的判斷。 這同時揭示了這場運動的悲劇，就是工人、市民的自詡世故讓學生成為了政權唯一的敵人。

學生民主是有意義的，它甚至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次嘗試。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The Capital Joint Liaison Group) 在五月底成立，它發表的聲明把自己描述成連接國家機器、青年學生、愛國民主人士、農民和商人 (State apparatus, young students, patriotic-democratic elements, peasants, and people engaged in business) 的一個組織，作者甚至稱它為“政黨的雛形”(the germ of a political party)。在當時的環境下，學生出現疲態，當局開始戒嚴、甚至武力威脅要清場的情況下，學生能做出一個連接社會不同階層的決定，表明街頭的民主逐漸走向成熟。而校園內，學生每天針對每天出現的新問題開會，商議，做出以學校為代表的決策，期間層層討論也讓學生民主獲得不斷的歷練。這正是在證明，民主的本質在於實踐。

而學生民主的問題，也十分清楚。毛澤東的老鄉唐柏橋，1989年在湖南師範大學讀書並成為湖南的學生領袖，他說當時的學生很多也是模仿共產黨的模式，出版地下刊物，搞地下活動，與共產黨早期革命沒有太大的區別。其次，學生面對共產黨，從對話到對抗，仍然走不出“為民請命”的固有思維。學生民主是一種文明的模式，適合在文明的社會環境里生根發芽，而政府面對學生的和平請願、絕食、全國範圍的無數市民對北京學生的支持視若無睹，甚至採取戒嚴令和武力清場的措施，讓學生民主不能開花結果，只能胎死腹中。

我仍然堅持學生民主在1989年的社會環境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它引導了社會的思潮，打開了一個全民支持學運的新視野。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無論進步的學生、工人乃至普通市民都是它獨裁的敵人，但不妨礙學生民主推動自身發展的意義，它可能是一顆種子，但它不會永遠只是一顆種子。

Black, G.,& Munro, R. (1993). The Black hands of Beijing: Lives of defiance in China's Demo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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