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尋找開放的共同體概念
在社會高齡化越來越嚴重的先進國家，如何維持未來的勞動人口以及年金制度，是很大的問題。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在二〇〇〇年初發表的報告書《替代移民能成為人口減少與高齡化的對策嗎？》中指出，二〇五〇年日本勞動人口與高齡人口的比例——也就是撫養人口指數——將嚴重降低。若要維持現在的數値，必須在五十年內引進總數五億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外籍勞動者；換算起來，每年平均必須引進約一千萬人。在這個情況下，日本的總人口數將膨脹到八億兩千萬人左右，而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七將會是從現在開始來自國外的移民及其子孫。這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預測。
在戰後已經超過五十年的今天，日本社會仍然無法妥善應對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的在日朝鮮人。從這樣的現狀就可以看出來，日本怎麼可能在未來的數十年、每年接納遠遠超過這個數量的外國人？那終究是日本社會沒有能力做到的事。那麼，究竟該怎麼辦才好？
當然，上述的預測是以非常單純的計算方式為基礎，現實不太可能照著這個方向進行。可以想見的是會有相當多補正的方案；比方提高女性的勞動人口比例，或是延後退休年齡等等。但是，如果沒有某種根本的改革，問題恐怕是不會解決的。除了先進國家的這種內部的問題之外，第三世界各國與先進國的貧富差距，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徵兆。將來移民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不會緩和下來。
歐洲與美國等這些在歷史上吸收了許多移民的國家，最近因為對外國出身者的同化政策無法順利進行，「應該採用什麼樣的原理作為形成國族的根據」這個問題，引起了熱烈討論。過去在遇到移民問題的時候，日本總是能蒙混過關，但這種悠悠哉哉的狀態已經無法持續下去了；必須認真討論民族與異文化接納問題的時期，已經到來。在這最後的一章，我們將嘗試從本書先前一貫主張的觀點，來建構一種開放的共同體概念。
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的陷阱
近年來，以日本與德國為代表的血緣主義國家概念受到批判，被認為是封閉的想法。相對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則受到讚揚。但是，以「將民族視為實體」這件事來說，兩者其實是一樣的。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保護弱勢文化，摸索讓多樣的世界觀可以共存的方法。但是乍看正確的這種理念，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在這種想法下，人們很容易依據各自的民族出身而形成孤立的居住區域，像過去的猶太聚集區（Ghetto）那樣。紐約的哈林區與唐人街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國政府在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對這樣的狀況表示憂慮——儘管同樣是英國公民，人們會因為皮膚的顏色或是文化出身的不同，而在學校、職業、宗教、語言、居住地等各方面，處於彼此完全隔離的狀態。形成這種分離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尊重弱勢文化為前提，將民族與文化的差異視為實體的想法。
一九八〇年代，主打排外政策的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簡稱FN）在法國抬頭，而在同一個時期，也興起了與它對抗的反人種歧視運動。各種人權團體以「與眾不同的權利」作為口號展開活動，主張尊重並保護外國出身者的差異，不應以強制的方式逼迫他們與法國文化同化。
然而，儘管人權團體的主張出於善意，但他們對差異的看法其實和排外的右派政黨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都將文化與民族視為實體。因此，當右派團體高喊「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固有的文化，要讓他們與其他民族同化是不人道、而且不可能的。因此，對那些無法融入法國文化的外國人，我們不應該強行推動同化政策，而應該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出身國家」時，反人種歧視陣營無法在理論上，提出有效的反駁。
「人種」這個惡名昭彰的字眼，現在幾乎沒有人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固有文化」的概念，經常被用作主張「外國出身的人無法同化」的立論根據，為隔離、排斥外國人的行為正當化。事實上這種說法一點都不新奇。認為出身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同化的想法，本質上和希特勒為了排除猶太人所發展出來的人種理論是一樣的。透過將文化視為固定的實體，「民族固有文化」的概念完完整整地繼承了過去人種概念所扮演的角色。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在我們身邊也看得到。許多在日朝鮮人，出生在日本，除了日語不會說別的語言；我們應該把他們當作與日本人不同的人來看待嗎？我並不是在主張，因為絕大多數的在日朝鮮人實質上已經與日本文化同化了，所以他們應該否定作為朝鮮人的民族性，歸化日本就好了。但如果尊重少數的背後是將差異視為本質，那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本書反對德國與日本等等、這種以「單一民族國家」為出發點的血緣主義國家意識形態。但是，對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等「多元民族國家」的方向，也持批判的態度。
從反對將民族視為實體的觀點來說，本書的立場或許可以說是接近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法國的國家理念。源自法國大革命的普遍主義，嘗試有意識地以理性的方式建構政治共同體，其告別民族血緣神話的積極態度，値得高度評價。
但是，我們在討論盧梭的思想時已經指出，法國式共和國理念背後的近代個人主義，對人性的看法是根本的誤解。形成共同體的機制，必須對共同體成員隱藏起來，不能讓他們看見。人類生活的世界，不管在哪個層面，都是由社會性的虛構支撐起來的。如果這個自我欺騙的機制不能圓滑地運作，共同體是不可能成立的。
很明顯地，不論從歷史的事實、或是從保護少數的觀點來看，德國與日本的血緣主義都是有問題的。所以，難道我們只能從普遍主義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中，二者擇一嗎？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確認，從本書關於集體同一性的一貫立場，能夠衍生出什麼樣的共同體概念。我們將會明白，普遍主義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二選一的想法，其實是來自對民族同一性的誤解。
阻礙國族形成的因素
即使是法國、德國、日本等等的國族國家，也不是一開始就由「單一民族」所構成。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法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的表象逐漸形成。從外部移入的人們，也在經過充分的時間之後同化。那麼，是什麼因素阻礙外國出身的人融入他們所移居的社會？讓我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來思考這一點。
日本現在大約有六十五萬的在日朝鮮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日本出生的第二代之後的世代，成長的過程中，日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在日朝鮮人雖然在法律上是外國人，但實質上和日本人並沒有任何不同。關於這個事實，鄭大均（日語發音：てい たいきん，韓語發音：Chung Daekyun，1948～）這麼說：
對絕大多數的在日韓國人來說，韓國雖然是父母或祖父母的故鄉，卻不是自己的故鄉。在法律上，在日韓國人可以自由往來日韓之間，也可以從中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地。然而，許多在日韓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實際的生活幾乎與韓國毫無關係。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在日韓國人是出生在日本的世代；對他們來說，韓國這個國家就算跟自己有些因緣，而不能單純說是毫不相干的外國，但其實也已經是非常接近「外國」的存在。用「近在咫尺遠在天邊的國度」這句話來形容韓國，對在日韓國人來說，遠比對日本人更合適。
在日朝鮮人歸化日本的人數年年增加，一九九五年以後，每年都超過一萬人。但另一方面，拒絕歸化日本，或還在猶豫的在日朝鮮人，依然人數眾多。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放棄南韓或北韓國籍、取得日本國籍的人數大約有二十三萬人，而保有南韓、北韓國籍的人數則約有六十五萬人。如果單純計算這個數字，不考慮其間死亡的人數，那麼全體的四分之一強已經歸化日本，還剩下將近四分之三的人保持南韓或北韓籍。這樣的歸化人數應該算是多，還是少？
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出生在日本，以日語為第一語言，而且其中有很多只會說日語。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南北韓看不到任何統一的跡象，「歸國」對他們來說是不切實際的，絕大多數恐怕會在日本度過其一生。考慮上述的這些情況，這個數字是相當異常的。在居住國生活了幾十年，文化上有高度的同質性，與南韓或北韓在心理上、文化上的關聯非常稀薄，再加上與日本人結婚的比例超過八成——這樣的在日朝鮮人，為什麼歸化率如此低？
就算取得日本國籍，現實中受到的歧視也不會消失——這樣的不安，也是不歸化的理由之一。但更為根本的原因，應該是與自我同一性（認同）的問題有關吧！金石範（日語發音：きん せきはん，韓語發音：Kim Sok-pom，1925～）在《「在日」的思想》中這麼說：
一位日本人學生問我，為什麼在日朝鮮人那麼在意自己的祖國、民族以及歸化的問題？移民巴西的日本人讓自己適應巴西的社會、以巴西人的身分生活，為什麼在日朝鮮人不這麼做？我告訴他，話雖如此，在日朝鮮人還是必須適應日本社會。但是，「適應」並不表示抹除、拋棄該民族的獨特性或群體的個別性。……在日朝鮮人之所以抗拒同化或歸化，是因為我們的情況，和日本與巴西的關係不同。我們不是像巴西移民那樣的移民；我們身上背負著過去日本與朝鮮不幸的關係，以及殖民地統治的負面歷史。雖然這只是假設──但如果不是日本，而是美國或中國等等其他國家，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在日朝鮮人，大概都會毫無抗拒地歸化過去吧……這是我的回答。（強調標記來自引用者）
歷史上，日本的國家權力對在日朝鮮人所採取的是強制他們同化的政策。這樣的作法威脅到民族同一性的情感，反而強化了他們的民族同一化運動，招來與政策制定者的意圖相反的結果。戰前日本的行為尚未充分清算，無視於現實中歧視持續存在，只是一味地強制同化歸化，會失敗也是必然的。
在日朝鮮人的運動者、知識分子，還有朝鮮總聯以及民團的領導者，一貫採取反對歸化的立場。舉例來說，關於在日朝鮮人的歸化禁忌，朴正浩（Park Jung Ho）這麼說：
事實上長久以來，對我們在日韓國、朝鮮人來說，特別是在民族運動者之間，一直有一種莫名的氣氛，那就是「談論國籍問題」本身就是一種禁忌。特別是第一代的在日同胞中──不，第二代也是如此──有一股風潮，那就是攻擊、彈劾歸化日本者是民族的叛徒。不管歸化可以為生活帶來多少方便，但因為過去日本這個國家曾經為我們帶來那麼大的痛苦，取得日本國籍等於是把靈魂出賣給惡魔──這種想法在第一代同胞中根深蒂固，而像我這種第二代，這麼想的人也不在少數。
另外有一股運動，要求在日朝鮮人可以在在保持南、北韓國籍的狀況下，擁有日本的參政權。在日朝鮮人的民族組織，對這個運動一向明白表示批判的態度。那是因為他們擔心，政治參與會成為在日朝鮮人大量歸化的契機，最後融入日本社會而消失於無形。這裡面可以看到第一代在日朝鮮人的苦惱；他們擔憂第二代、第三代逐漸與日本文化同化，作為朝鮮人的民族性越來越淡薄。事實上許多年輕一輩的在日朝鮮人不懂韓國話，而且比起祖先的文化，他們對日本文化有更強烈的親近感。對這樣的年輕人來說，維繫他們與民族連結的最後堡壘，就是南韓或北韓的國籍。
大多數在日本出生的在日同胞，雖然已經失去語言、生活文化等等民族特性，但仍然努力以「國籍」作為民族同一性的憑藉。換句話說，「國籍」正是在日同胞防止自己被日本的「單一民族」吸收、同化，保衛民族認同最後的碉堡，也是第一代的在日同胞一路守護的貴重遺產。
如今在日韓國人必須重新思考，保持韓國籍、以韓國民族的身分在日本生活這件事的意義。殖民統治的殘渣餘孽「創氏改名」，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就算只是為了克服這個狀況，國籍──作為民族的主張──是必要的。目前的現況，我們可以直接用民族的姓名歸化日本，因此也有人主張只要保有韓國民族的姓名就好，就算國籍是日本也無所謂。但是對於大多數人沒有使用民族姓名的在日韓國人社會來說，為了以韓國民族的身分活下去，國籍作為抵抗的概念，具有強烈的意義。
一九七〇年，日立製作所發生了歧視在日朝鮮人求職青年的事件。在該青年爭取權益的訴訟中，包括民族組織領導者、以及一般在日朝鮮人，都紛紛指責受到歧視的原告當事人。他們譴責的主要理由，是認為在日朝鮮人去日本的大企業求職，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錯的。他們這麼做背後的原因，和拒絕取得日本國籍一樣，都是害怕失去民族同一性的危機感。第一代在日朝鮮人，害怕年輕人過度追求與日本人平等，將失去與日本人的差異，最終將變成日本人。關於這一次的日立訴訟鬥爭，原告陣營的其中一人這麼敘述：
如果有人問我，在日立鬥爭過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我會回答，那就是民族團體──特別是總聯──對我們的「譴責」。他們說我們的運動，是促進同胞與日本社會同化的「新同化主義」運動。所有的運動都是如此吧！對運動來說，最可怕的並不是對手的攻擊，而是你以為應該是你戰友的勢力，轉過來攻擊你。「去日立上班？你是想幹嘛？透過訴訟來讓同胞與日本社會同化，絕對是精神有問題」。以總聯為首，幾乎所有第一代的在日朝鮮人，都是持這個意見。「朴君包圍會」的韓國人支部負責人、在日大韓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議會的會長崔勝久先生，甚至因為參與了日立的事件，被第二代在日朝鮮人、同一個協議會的成員，說成是同化的幫凶，而解除了會長的職務。‥…如果讓我來說的話，對於日本企業就業門戶的開放，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權益，反對得最厲害的，就是一九七〇年代前半，那些民族團體內部的第一代在日朝鮮人。
少數民族拒絕歸化，當然不是日本社會才有的現象。對民族同一性的危機感造成歸化的困難，這在標榜普遍主義的法國社會也是一樣。比較阿爾及利亞移民與東南亞移民就可以發現，前者歸化法國的男性比例是百分之十一，女性則是百分之十六。相對地，後者歸化法國的男性有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女性則高達百分之六十三。
如果想理解東南亞出身者為什麼有比較高的歸化比例，我們必須考慮「歸化」的行為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他們大多數是因為政治理由而流亡的人，之所以能夠毫不猶豫地拋棄祖國的國籍、在行政上歸化接納他們的國家，是因為這個行為並不是真正拋棄了祖國。也就是說，他們所否定的是在某種政治體制下組織而成的社會，而不是作為同一性根據的文化。對東南亞出身的人來說，取得法國國籍，不必然表示放棄自己的文化而成為法國人。有一件事足以證明這一點：歸化法國者的半數以上（男性百分之五十九，女性百分之六十三）說明自己歸化的理由是「為了生活與工作上的方便」。
相對地，對長期在法國殖民統治的壓制下受苦、現在仍然受到嚴重歧視的阿爾及利亞出身者來說，歸化法國的行為帶有較多情感上的意義。對他們來說，祖國是一種象徵（包括文化層面在內），歸化法國感覺像是某種背叛，因此表現出較為強烈的遲疑。以「實質利益的方便性」這種冷靜的理由申請歸化的人，阿爾及利亞出身者的比例只有大約東南亞出身者的一半，男性佔百分之三十一，女性則是百分之三十五。
文化、習俗與身體特徵的不同，無法說明拒絕同化的現象。我們在第一章已經確認過，對法國人來說，阿爾及利亞人的異質性絕不能說比東南亞人更大。
還有，歸化法國的時候，是否要放棄原有的國籍？還是可以保有雙重國籍？這一點當然也必須考慮。但實際上，不能保有雙重國籍的東南亞人歸化率比較高，反而是因為兩國之間的協定、歸化後自動擁有雙重國籍的阿爾及利亞人歸化率比較低。阿爾及利亞出身者，即使不放棄出生時的國籍也可以取得法國國籍，照理說應該比必須放棄原有國籍才能成為法國人的東南亞出身者，有更高比例的歸化者，但實際上阿爾及利亞人卻表現出對歸化的強烈抗拒。他們的理由和在日朝鮮人一樣，都是害怕因此而失去自我同一性。
與標榜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不同，法國的國家理念推崇的是人類的普遍性。因此，不論是依據各地移民不同的出身而有不同的行政措施、或是在社會或文化層面採取個別的政策，這些都是法國的法律所不允許的。甚至在進行人口普查的時候，也不會統計國民的出身地。
作者1956年出生於愛知縣。年少時曾想擔任曲棍球國手，受挫後流浪歐亞大陸，曾於阿爾及利亞擔任日文翻譯。後赴法國求學，1994年拿到法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現任巴黎第八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著作包括《放大：種族的虛構》、《擴展：責任的虛構》（千曲學藝文庫）、《人們如何評判他人》（岩波新勝）、《社會心理學講座》 （千曲淺尚）、《沒有答案的世界》、《Living》（升電社）、《神之鬼》（東京大學出版社）等。
書名：《民族的虛構：建立在想像上的集體認同，如何成為現實的族群矛盾？》
作者：小坂井敏晶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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