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銓 / 風傳媒 20240511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1929）〈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李怡任香港《七十年代》（1970年2月-1984年4月）和《九十年代》（1984年5月-1998年5月）總編輯，達28年許，無論他個人或雜誌對中國、臺灣和香港的報導與分析，在海外輿論界和知識界產生的影響之深之久，可能無出其右者。《九十年代》停刊，他接著為《蘋果日報》編言論版和撰寫專欄，主要關注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虛與實，又達25年許。他在輿論的暴風圈超過半個世紀，地位舉足輕重，常常牽動兩岸三地的內外關係與互動，何以自稱寫了一部《失敗者回憶錄》？因為他說：
回顧我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頁35，820）我的一生也經歷多次解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覺醒，對共產黨的覺醒，對愛國主義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頁831）
有人形容他是「散點透視」的寫作方式，有如報評選題，斷斷續續，不是整體的系統敘述。我嘗試從中整理若干線索和環節拼出一幅圖案，以解答一些我所好奇的問題。他說他避免陷入美化自己的怪圈，希望鑒往思今，「在敘述個人往事中，一直帶著對個人思想、心路歷程、對社會和國家大事的思索和剖析」（頁832）。終其一生，他不斷探索，不斷反省 ，不斷改變，不斷和自己的過去作戰。他是有爭議的人物，他的回憶錄自然也引起不同的反應。我這篇讀後感，重點不在褒貶李怡，而在呼應他自己表白的旨趣，聚焦在他個人的經歷與時代變遷的聯繫。有時候我也根據他的回憶錄借題發揮一下。
李怡的回憶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我首先將回顧李怡的心路歷程，從認同中國到重新認識中國，從而體會他「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其次，循著李怡的線索，我將素描一群海外知識界領袖的「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他們爭先恐後成為「有用的白痴」，走過的路必有痕跡，歷史有責任留下一點記錄。第三，李怡曾被國民黨視為「非我族類」的異端，但他同情聲援臺灣的黨外運動，從旁間接促進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第四，他見證香港回歸以後由興變衰，「一國兩制」的變質與崩壞。他最後避居臺灣，走完人生，真是情何以堪。
一、從認同中國到重新認識中國
環顧全球華人和華文政論界，李怡和他的雜誌允為奇葩，是記錄中國、臺灣和香港數十年變化與互動的溫度計。當然這首先得歸功於香港的中介地位，它的新聞自由和法治在華人社會是獨一無二的，如今香港情勢轉劣更加無法複製。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基於實際需要，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換言之，中國在冷戰時期受西方圍堵，香港是中國通向西方、打破孤立的主要視窗，中國不但從香港獲取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各方面情報，香港更為中國賺取巨額外匯（1980年以前高佔六成到八成）。在英治時期香港「有自由，無民主」，當局制訂遊戲規則，允許國共雙方在架構內建立輿論基地，相互攻伐，矛盾化暗為明，文鬥不武鬥，港英政府則居中操縱局面（李金銓，2022，頁410-412）。李怡說：
我的生活時代是中國、臺灣和香港經歷極大變遷的時代，而我置身在觀察、報導和評論者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當中，經歷在香港最能夠自由報導海峽兩岸事態的時代，也眼看著香港這地方新聞自由的失落。（頁800-801）
李怡的優勢在哪裡？右派報刊支持臺灣的國民黨，以僵硬蒼白的方式反共，漸與香港的主流民意脫節。左派報刊受中共控制，「寧左勿右」， 在香港左派暴動之後和文革時期，幾乎一敗塗地，更造成了輿論真空。縱然港英允許左右派報刊存在，但它們各說自己機械乏味的「黨話」，而且黨同伐異，在香港社會毫無公信力和影響力。《七十年代》於1970年創立時，投資者是上海書局左派商人，屬於「灰線」的外圍刊物，不由中共直接控制，故有一定的靈活空間操作，不必緊跟極左的思想和政策，而「紅線」的正統喉舌——如《大公報》《文匯報》——則被黨組織管得動彈不得。
《七十年代》初創時，正值中國文革的高峰，雜誌不是直接為中共當局宣傳，而是在國際舞台上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迎合北京統戰意識和宣傳需要。「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中美關係的突破，更提供《七十年代》發展最大的機遇。1970年美國協議將於1972年把沖繩交給日本，1971年以留美臺灣學生為主力爆發大規模釣運，在美國六大都市示威遊行，嚴厲譴責國民黨當局對日示弱，喪權辱國。這些留學生不滿當年在臺灣接受國民黨的愚民教育，不信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到了美國校園受到左派反帝反建制的氛圍影響，轉而在海外認同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香港的右派刊物當然不敢碰不利於國府的消息（包括保釣運動和後來臺灣的黨外運動），左派報刊則建立頑強的敵我意識，處處覺得必須「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只有外圍的《七十年代》敢於掌握難逢的時機，在夾縫中大顯身手，除了大量摘錄留學生刊物，並請《大公報》寫手寫他們不能在自己的正統左報發表的文章。之後，中共進入聯合國，中美關係逐漸解凍回溫，釣運迅速變質為親中的「統一運動」，掀起海外華裔學者專家的訪華狂潮，《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左派的言論堡壘，至少居中協調，提供載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怡自嘲是當了中共「有用的白痴」（詳後）。
《七十年代》很快就被北京當局重視了，連周恩來也是從《七十年代》的報導和評論認識海外保釣運動的。李怡這段話說得很坦誠：
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按：周恩來）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按：國民黨），轉為對權力的依附(按：共產黨)。《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擾的開始。（頁270）
李怡受到周恩來重視，在香港當然備受左派領導層禮遇和器重，包括出版界的藍真、中調部（情報單位）駐港負責人潘靜安和新華社領導，都與他來往密切。種種證據顯示，這個「外圍」刊物的總編輯地位顯然不太「外圍」：左派在資金、後勤和其他方面給《七十年代》很大的支援；李怡經常聯絡海外保釣和反對國民黨人士，並安排他們訪問大陸；他也應邀上訪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並被安排與中央調查部（後來改稱國家安全部）部長見面談話；他自言輪流會見各方訪客，像醫生看診一樣忙碌；他將海外知識人來信的看法，不時反映給香港出版界領導人；他還享受閱讀內部文件的特權，這就必須到一定層級而是組織信得過的「自己人」了。看來他做的很多事，無關乎甚至超出純粹的雜誌編輯，進入為中共做宣傳、統戰和情報的範圍。這種關係要到1979年才破裂。
儘管如此，李怡引用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形容個人的思想價值與周遭的環境和人群的志趣相反，但為了生存，不能不與之妥協融合，以免被排斥或孤立。《失敗者回憶錄》開篇的幾章，共60頁，就是描寫1970年〈命運待決的一晚：闖關〉、〈親臨困境〉、〈「香港客」回鄉的殺氣騰騰〉以及〈前途茫茫的煎熬〉。原來他的妻子梁麗儀在深圳教書，夫婦長期兩地分居，李怡週末通常回深圳探親；適逢文革不同派系鬥爭白熱化，紅了眼到處抓間諜，他的入境不但橫遭刁難，梁麗儀甚至被隔離審查三個月，目的要逼她指證李怡是香港來的特務。左派領導內部有很多不同的線，獲得這條線的信任，也可能踩到另一條線而不自知。對於個人和家庭的遭遇，對於文革許多不合理現象（如林彪案），李怡不是沒有清醒反省的時刻。但他畢竟出身左派家庭，讀左派學校，從小受到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所牽引，還有現實生活和事業的考慮，於是總有辦法找理由把問題解釋掉，相信中國終會愈變愈好。何況《七十年代》蒸蒸日上，事業春風得意，梁麗儀1974年獲得潘靜安之助以「調幹」方式回港。李怡傷痛後的抉擇是：不能否定自己的過去，因此一直留在左派陣營。直到最後被「掃地出門」，李怡自嘲「那時也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頁60）。
他感嘆：「我們都覺悟得太遲了。」 文革結束思想震盪，使「統運」潰不成軍，也是李怡對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共產黨和中國「覺醒」的契機。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李怡開始以「齊辛」（寓意與妻子「齊心」）的筆名撰寫政論，他把所有的問題歸咎於四人幫，原則上還是替中共的體制辯護。1978年跟隨黨中央路線改變，李怡否定文革和四人幫為「極左派」，批判毛澤東的文革錯誤，抨擊奉毛為神主牌的「凡是派」，並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1976年到1979年初之間是《七十年代》與中共的蜜月期，不僅刊物在海外銷路大增，在大陸也可以郵購訂閱。弔詭的是李怡因為響應鄧小平「解放思想」的口號，目睹中國政局激烈動盪，竟逐漸發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和對中共的批判（葉蔭聰，2024），埋下日後衝突的伏筆。一旦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掌權，收緊言論的尺度，就是《七十年代》與中共有摩擦乃至分道揚鑣的開始：
——1979年5月，中國海關不許包括《七十年代》在內的五份港刊入境，《七十年代》連登三篇社論抗議和建言（7-9月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不以為然，談話不歡而散。
——1979年9月號，刊登〈特權階級在中國〉，當時國門剛剛開放，派出中日友好船赴日，船上載有600多人，其中400多人是夫人、小姐、公子和高官顯要的親友，團長廖承志就攜帶30 多位這類人隨行。這篇揭露是觸怒官僚回潮派的一拳重擊。身為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要求香港工委王匡「徹底搞垮」《七十年代》，只是當時新華分社沒有徹底執行。
——1979年11月號，李怡未聽取潘靜安託人勸告，登出關於魏京生被判15年的北京來稿。12月號又有深入分析，批評「以言治罪」，直指鄧小平。
李怡從此被視為「背叛」，與左派漸行漸遠，與左派機構領導的來往愈來愈少。但就像所有的重大思想變化一樣，並非一蹴可幾，必然經歷迂迴的艱辛過程，李怡不是直接發展成為日後的「自由派」，而是有一段時間不斷徘徊在「體制內改革」的範圍內。根據葉蔭聰的文本閱讀，《七十年代》在1979-1981年間大力鼓吹王希哲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 制」，亦即「在中共的新舊理論框架（如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中提出不同的詮釋，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黨內反對派、基層選舉、媒體自由等等來阻止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官僚專政與特權」（葉蔭聰，2024）。1980年，李怡訪問美國一個月，廣泛接觸華裔學者、作家和當年保釣健將，得到很大的刺激，開始做出刻骨銘心的檢討，勇於否定過去的錯誤。自言在美國各地演講成集的《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1982)，標誌著他思想認識的分水嶺。李怡的回憶錄很少提及王希哲， 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卻收錄他在《七十年代》（1981）發表的〈王希哲文章為什麼能引起共鳴？〉一文，足見王希哲在李怡反思過程中的分量。當中共當局重新一統權力，壓制異音，終於在1981年逮捕王希哲，並重判他14年監禁。
在這多事之秋，猶特起波瀾。1981年，李怡訪問學者徐復觀，徐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之後又訪問學者勞思光，勞「不贊同」有人估計中國會發生革命。但兩篇文章皆被指為「反共」。接近官方的左派刊物《鏡報》登了幾篇文章，「謊稱」勞思光鼓吹第三次革命，並藉機撻伐李怡。1982年1月《參考消息》轉載《鏡報》的幾篇文章，但拒絕刊登李怡致信說明，那封信改在《七十年代》2月號刊出。廖承志藉這兩篇訪問，再度要求香港工委執行「徹底搞垮」的指令，也就是「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主動決定與《七十年代》割席，也就是掃地出門，李怡不得不另起爐灶。
1982年以後，《七十年代》擺脫左派色彩。1984年改名《九十年代》，以眾籌的方式募款，反應熱烈，取代被左派切斷的資助，走完全言論獨立的道路，繼續茁壯生存。一如西諺所言：「其他都是歷史了。」然而歷史並未因此終結，1989年天安門屠城以後，「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昔日中共親密的同路人——被北京的人大報告點名，指稱他「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是六四「動亂的醞釀」。這項指控針對的是李怡半年前在《信報》寫的〈大家長應該退休了〉一文，李怡自稱該文語調溫和，何況是根據鄧小平早幾年「老幹部應該退休，不要繼續干政」的說話。世事難料，人生無常，寧過於此？
「覺醒」是痛苦的，也是解放的。「覺醒」的李怡 ，得出「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的結論，不能把一張空白的支票交給掌權者，從此他對北京當局的批評從未轉彎或妥協，及至香港回歸，他從頭就不相信中共會遵守「一國兩制」的諾言。值得安慰的是李怡與妻同行，牽手近一甲子，經歷種種困厄和打擊而孤立無援的時候，「總有一把聲音說我是對的」，這把聲音就是梁麗儀。他自認理想一一破滅，是「失敗者」，但他的家庭與事業無疑是個「成功者」。李怡身亡，遺體從臺北運到加拿大，安葬在妻子身邊，不僅理所當然，更是情所當然。
二、素描「有用的白痴」
李怡引述法國《世界報》，以「非常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形容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特定的境外中國人士。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輕信中共的宣傳，但他們講述自己相信的故事，態度誠懇，敘述生動而有可讀性，自然比共產黨乾巴巴的宣傳機器更有效，因此被他們誤導的人更多。李怡在回憶錄也把自己歸類為「有用的白痴」。
「有用的白痴」一直假定是列寧首創的，最近的說法是1864年即首次使用，早於列寧。美國國會圖書館資深館員遍查《列寧全集》，也沒有找到「有用的白痴」一詞。無論是誰先說，西方知識人在歷史上不乏這類「有用的白痴」。他們追求抽象的絕對理想，在抨擊母體社會激烈動盪、明顯缺乏公義之際，轉而憧憬並美化對立面的共產黨政治經濟體系，並以之為模範的對照體。行到極端處，他們表現出非凡的「朝聖」熱情，既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專權政治的本質和內幕，處處曲為其行為和政策辯護。無論出於誤信、無知、迎合或善良願望，他們只看到想看的，只聽到想聽的——也就是他們所認為母體社會所沒有的東西（如平等、無私），然後以想像的方式反彈投射回來。說來夠諷刺的，絕對化的理想主義導致他們盲目相信專權政體，而專權政體也積極製造一種符合「白痴者」的想像，使他們繼續「有用」，可見左右兩個意識形態的極端距離最近。
美國進步運動左翼知識界在1930年代一派嚮往而崇拜蘇維埃革命，是歷史上最典型而深刻的教訓。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社會的美好形象。左翼進步知識界鼓吹美國應該學習蘇俄，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合理的主張。但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為史大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運動，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辯護。總之，對他們來說，為「革命」所犯的所有錯誤都是可以原諒的（詳見Oren, 2002 pp. 111-116）。歷史上，通達如羅素、杜威和胡適等哲人也曾讚揚蘇俄制度，只是時間不長就幡然醒悟了。
西方知識界嚮往蘇俄，於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恐慌時達到高峰。西方「朝聖」中國的熱情，則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鼎沸，那個歲月正逢美國反越戰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種族運動的高潮。而中國正進行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高呼「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和「大公無私」等誘人的口號，美國激進分子對國內怨懟的情緒找到宣洩口，一股腦兒投射到文革，建構一幅浪漫和虛脫的中國想像。在不同的時代，西方激進知識人對蘇聯、中國和古巴，展現為革命而「朝聖」的無比熱情、經歷理想最後的幻滅，前後軌跡都是如出一轍的（Hollander, 1983）。美國學者建構的文革中國，是一個人人平等、全面參與、充滿革命熱情而兼具高尚品德的社會，中國給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提供一個良好的政經發展模式。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歷史文化不同，必須尊重它追求的目標，不應該以西方標準——包括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衡量中國（Harding, 1982）。
文革結束，揭開神秘的面紗，鄧小平的改革派轟擊文革極左派的宣傳是「假大空」，這對激進左派的美國學者和記者是一記當頭棒喝，後來天安門鎮壓更是致命的打擊。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祭酒費正清（John Fairbank）為代表，余英時（1992，頁153）一語道破：
總之，四十年代的延安，五十年代後的北京，對他來說都一直「在遠方閃爍著光芒」。大概要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後，這光芒才熄滅或減弱了。
說起來時間是最殘酷的裁判，許多著名學者恨不得抽回文革時期的寫作。同時，在歷史上，美國的中國研究和報導在不同階段始終徘徊於樂觀與悲觀的兩極，經過文革和天安門鎮壓，鐘擺從一端移到另一端，必須努力尋找平衡點（Lee, 1980）。
西方知識界和輿論界尚且如此，若干海外華人學者對中國文革裡裡外外的理解，同樣霧裡看花，而感情介入更深，只要有機會走訪中國幾個星期，他們就可以天花亂墜說一通，更是不折不扣的「有用的白痴」。李怡在回憶錄一再對《七十年代》刊登大量這些文章「有很大的誤導性」表示愧疚，其他體面人士又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呢？以下我將順著李怡提供的脈絡，以楊振寧、何炳棣和趙浩生為代表，呈現那一代知識界領袖心理狀態之一斑。
首先是楊振寧。美國國務院於1971年解除與中國往來的封鎖，楊振寧戴著諾貝爾獎的光環，是第一個海外華人獲得簽證訪問中國的，還和周恩來談話五小時。（他後來不斷訪問中國，1973年與毛澤東談話一個半小時。）楊振寧第一次訪華回美，在他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以英語發表〈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演講，《七十年代》取得錄音帶，譯稿刊登於該刊11月號。對中共的統戰而言，這場演講「非常有用」而且影響深遠，因為楊振寧帶動了美籍華裔學者、作家、名人的訪華潮，簡直絡繹不絕於途。這張趨之若鶩的名單羅列起來很長。他們在大陸的訪問經過官方刻意安排，只看到當局要他們看的東西，卻使很多人感動莫名，隨後紛紛在《七十年代》發表浮誇失實的印象和觀感。該刊等到1976年毛澤東死亡、四人幫倒台以後才扭轉編輯方向。
歸納起來，楊振寧宣稱「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紅火朝天的文革精神是什麼？李怡在回憶錄批評，其實就是「拋棄所有傳統的道德觀、審美觀的唯權至上精神」，也就是「無產階級流氓精神」（頁322）。當然這是李怡事後反省得到的錐心之論。然而楊振寧事後有何檢討？根據《楊振寧傳》作者江才健（2002）的記述：
楊振寧後來曾經說過，從今天的眼光講起來，那是感情非常豐富的演講，尤其是頭一次四個禮拜在中國的訪問，在他身上產生極大的感情上的衝擊，他承認當年最大看錯的地方，是沒有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說當時演講中曾經有這麼一句話「現在大家非常的合作，不是爭權奪利」，這是因為他不知道，當時其實是有極大的爭權奪利，只是表面上看不出來。對於這一件事，他曾自嘲的說，他是一很蹩腳的新聞記者。（頁346）
楊振寧是傑出的物理學家，一輩子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國得到當局的重視和禮遇當然也無與倫比。但他在特殊年代產生巨大誤導的力量，難道一句「蹩腳的新聞記者」就了事了嗎？那個時候的新聞記者有蹩腳的，也有不蹩腳的。
李怡分析，海外華人學者所以容易被感動，原因有三：一是緬懷故土，覺得祖國什麼都好，不好的也可以原諒；二是他們見的人和事都是當局刻意安排的；三是中共領導人接見他們，使一批自命不凡的專家學者以為受到特別的加持（頁283）。李怡形容這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他們不自覺地美化當權者。
第二個例子是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歷史教授何炳棣。他很早就訪問中國，1977年全美華人協會成立，第一屆會長是楊振寧，副會長何炳棣，他們積極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何炳棣（2004，頁407）在回憶錄自稱：「愛國運動使我的心變『野』 了，不能像往昔那樣持續地專心於國史的研撰」。受「新中國號召」的這段愛國運動，對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生經歷，所以我很好奇他將如何著墨。不料他在將近五百頁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裡 ，只用了兩頁多一點的篇幅，輕描淡寫 ，歷史就猶如船過水無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表述：
這時（1970年代）我已全心全意投入釣魚台愛國運動，時常被邀各處演講，而且很受歡迎。集當時演講和談話「大成」的是1974年年初所撰的一篇長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此文刊於香港《七十年代》，並一連五期轉載與北京的《參考消息》。據國內親友函告，此文在國內影響很大（其實在海外影響更大），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情感 ，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頁405）
我們不妨解讀這段簡短的自白：因為1974年一篇「集大成」的長文被《參考消息》分五期轉載，自詡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很大，三十年後（2004）提起來仍不禁飄飄然有自得之意，看來未必真想「把它忘掉」。真想忘掉的倒是1975年訪華後所撰之文，當時全球石油短缺，何炳棣吹噓〈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毫無真實根據。何炳棣後來歸咎於中共領導人姚依林的誤導。何教授公認是最自負而霸氣的重量級歷史學家，居然這麼容易上當，我同意李怡，毋寧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何教授寫出這樣違背學術紀律與欠缺普通常識的文章，事後只想「把它忘掉」，了無一句愧疚或真誠道歉的話。
第三個例子是耶魯大學的中文教師趙浩生。他原來是《中央日報》記者，出版過幾本反共的書，其中《說不盡的故事：記反共義士董濟平》（臺北：大陸新聞社，1969）記錄中國駐蒲隆地文化專員投奔自由的故事。1973年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搖身一變，頻頻穿梭往返於美中兩地。他從反共變成親共，雖無顯赫成就，卻能躋身「有用的白痴」之列。我查了一下，發現他的確相當多產，從《來自中國大陸的聲音》（1974）、《紅棉似火的季節》（1975）、《悼念與回憶》（1977）到《從三十年代到新的長征》（1979），四本書都是由七十年代社出版的。李怡回憶說，趙浩生與許多文化人、學者訪談，以對話體撰文為文革大吹法螺，尤其是同極左派「批林批孔」的跟風文章，是很引起反感的。
儘管文革結束多年，海外學者「國師」妄想症——也就是：以知識依附權力的奴性——的DNA綿延不絕。李怡描繪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 「亢奮」 的行狀（頁653-654），直入現代版《儒林外史》外一章。臺灣戒嚴時期，我記得黨外雜誌封熊玠為捍衛國民黨政權的四大海外「金剛」之一。1984年臺灣情治單位派黑社會暗殺華美作家江南，當局成為眾矢之的，熊玠在海外誇說，他見過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熟知內情，他敢「保證」責任不涉及蔣孝武。四年後（1988年），熊玠獲得鄧小平接見，根據李怡生動的描述，熊玠出到香港急著炫耀中共派了20輛摩托車為他的轎車一路從廣州到深圳到香港在前開道，然後故弄玄虛，說東道西，妄圖在海峽兩岸高層之間穿梭傳話，以營造國共和談的氣氛。翌年，在六四事件之後，熊玠冒天下的大不韙為北京當局辯護，也令人難忘。從「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到「有用的白痴」，這是絕佳的博士論文題目，不但蘊含豐富的理論意義（參考Hollander, 1983），寫得好的話也是活生生的《醒世因緣》。
最後回到李怡提到的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出版於1937年，這是第一本改變世界對中共形象的書。斯諾記敘在延安窯洞訪問毛澤東等人的見聞，中共從紅色流寇變成農民革命的民族主義者。抗戰時期無數愛國青年也因為讀了這本書投奔紅色根據地。但李怡說，中共建政以後，大陸卻長期沒有此書，因為斯諾描寫的延安中共（如民族主義者）有些地方不符合北京政權的政策（如向蘇俄老大哥一面倒）。斯諾1960年訪華時，出於統戰需要，才出「內部發行」版應景。1970年毛澤東再邀斯諾訪華，透過他發出願與美國和解的試探信號，帶動後來季辛吉和尼克森解凍中美關係之行。但《紅星照耀中國》要到21世紀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
斯諾對中共這麼「有用」，他的書命運卻如此坎坷，令人匪夷所思。李怡慨乎言之：
對中共來說，「非常有用的白痴」最關鍵是「用」，也就是說，所有的文化產品、歷史記述、作者的認真寫作、個人的道德尊嚴，都抵不上一個「用」字。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頁273）
這不正是李怡個人遭遇——從被周恩來青睞到被中共「掃地出門」——的寫照？我也記得1980年代香港回歸以前，首先吸納為中共統戰新貴的是大資本家，其次是被港英刻意培養而後捨棄的政客，而數十年來與港英鬥爭的傳統左派反而靠邊站，所以有人說：「老愛國不如新愛國，新愛國不如忽然愛國」。
三、李怡在變，臺灣也在變
李怡與臺灣關係的變化——猶如他與中共關係的變化——之複雜微妙，再有想像力也難以編出其中的詭譎與曲折。這半個多世紀以來，李怡一直在變，臺灣一直在變，雙方關係也一直跟著在變。1978年，臺灣軍事審訊「人民解放陣線」，涉案人戴華光被判無期徒刑，罪名是兩年前到香港與《七十年代》總編輯「李匪怡」會面，李怡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大陸訪問，又給他一些「任務」。 戒嚴時期，李怡是臺灣「不受歡迎的人物」，是國民黨當局的眼中釘，他的雜誌必須「走私」才能偷偷進口。他親共，卻大量報導聲援臺灣的黨外運動，間接推動臺灣開放和民主化的過程。臺灣解除戒嚴的次年（1988），李怡首次踏上臺灣的土地，造成一陣「旋風」，成為朝野的坐上賓。1990年，《九十年代》臺灣版創刊，酒會冠蓋雲集，賀客盈門，包括許多當年痛恨「李匪怡」入骨的國民黨高官。2020年香港頒布《國安法》，新聞自由蕩然無存，一年後李怡避居臺灣，越年不幸病逝。
最早期的《七十年代》以海外保釣運動崛起，充滿反美和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保釣運動很快變質，發展成為左派主導的愛國統一運動，《七十年代》在主觀和客觀上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刊以民族大義嚴厲抨擊國民黨當局，許多文章來自一群在美國的臺灣留學生，他們先是保釣運動健將，後來參加聯合國任中文翻譯。之後，《七十年代》對國民黨在島內的威權統治和壓制異見，多所揭發抨擊。誠如李怡所言，舉凡白色恐怖與文字思想迫害，以至於黨外運動的重要事件，從陳映真案（1968）、柏楊案（1968）、臺大哲學系風波（1972）、雷震案，到余登發案（1978）、陳明忠案（1976）、中壢事件（1977）、美麗島事件（1979），到林義雄滅門血案（1980）、陳文成墜樓案（1981）乃至鄭南榕自焚案（1989），他的刊物從來沒有缺席過。
李怡沒有說錯，但必須分析其中脈絡：其一，幾乎整個1970年代，《七十年代》批判國民黨，聲援被迫害的個別人士和案件（如陳映真、柏楊、臺大哲學系事件、陳明忠），可能出於李怡的義憤，但這類揭露性的文章畢竟大有市場，無疑也配合中共打擊國民黨的統戰需要。即使動機如此複雜，結果則為臺灣的密室專權政治開一扇透氣窗，貢獻不可一筆抹煞。其二，1970年代中期黨外勢力崛起，乃至風起雲湧，形成一股實際的政治運動，李怡的雜誌及時給它們在海外發言的平台，等於彼此互相利用。黨外反抗國民黨專權，主旨是「反共保臺」，未必認同李怡「覺醒」以前的「大中華」概念，更與親共的海外統運截然相反。其三，李怡何時開始真正支持臺灣的民主運動？關鍵點大致落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李怡的處境和立場已有重大質變，對黨外運動的支持就脫離中共統戰的脈絡了。
回頭說1950年代臺灣民主運動的先驅《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繫獄十年（1960-1970），這時《七十年代》尚未創刊。雷震在獄中寫下《我的母親》手稿，表明心跡，手稿為警總沒收，下落不明。出獄後又撰《我的母親續編：雷震回憶錄》，黨外逃過警總的耳目，以特殊管道將手稿帶到香港，1978年交由七十年代社出版，雷震為民主奮鬥被迫害的實錄始得見天日。（臺灣還要再等31年，也就是2009年，才有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影印雷震手稿，以同一書名分上下冊出版。）1970年代中期黨外開始崛起，串聯匯聚成為一個鬆散的全島政治組織，需要樹立精神象徵，自稱接續雷震的民主香火。但黨外本質上是本土運動，主軸從「抽象的中國」轉化為「具體的臺灣」的民主化，不以坐而論道為滿足，更要甘冒生命的危險奮起行動，在選舉衝撞和組織街頭集會的過程中凝聚群眾的支持，前仆後繼，向國民黨爭取憲法權利與人民權力。
以輿論的場域而言，黨外各派系一方面推出林林總總的雜誌，與當局不停地短兵相接，進行追追趕趕的游擊戰，也在派系間互相攻擊；另一方面又力求突圍嚴厲的封鎖線，把言論戰場延長到美國和香港，每逢重大事件（如上所列）和重大關頭他們即借重李怡的雜誌，戳穿國民黨的謊言，建立與之敵對或另類的解釋，然後「出口轉內銷」，回到臺灣內外呼應。臺灣人必須借道香港的報刊，才能曲線探知臺灣真相，李怡不啻間接促進了民主化的過程。黨外奮戰國民黨已經自顧不暇，不太關心對岸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又和李怡的雜誌大異其趣了（李金銓，2022，第九章）。
不止黨外人士願意與李怡打交道，在蔣經國晚期和後蔣經國時期，連國民黨內部派系和利益鬥爭也要鑽空子，輾轉尋求海外言論的奧援，保護自己，或打擊對方，以至於紛紛在李怡的雜誌上曝露鮮為人知的內幕。這類例子不少，姑舉兩例以說明之。其一，《九十年代》1984年12月號登出署名駱柯稻〈美洲《中國時報》停刊風暴〉一文，縷述《美洲中時》採取自由派開放的編輯路線，聲譽和銷路蒸蒸日上，威脅到聯合報系老牌《世界日報》的優勢，新仇舊恨，導致該報董事長余紀忠在臺灣背腹受敵，保守派政敵在國民黨中常會圍攻他，無限上綱地控訴《美洲中時》「為匪張目」。由於《美洲中時》仍未收支平衡，余紀忠必須申請外匯出國，挹注經費，卻橫遭高層黨官阻撓，最後該報不得不黯然停刊落幕。我不知道駱柯稻乃何許人，卻推測他是知情者，突破臺灣言論控制的重圍，轉借當局管不到的《九十年代》一澆胸中塊壘。我的判斷根據何在？因為戒嚴時期已有駱文刊登在先，如果參詳解嚴之後陸續出爐的許多文章——包括《中國時報》為慶祝社慶推出的巨幅紀念冊（1990），以及《美洲中時》末任總編輯周天瑞（2019）鉅細無遺記載始末——發現來龍去脈相當一致。其二，《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草簽，臺灣在港右派報紙前途黯淡，黨營《香港時報》繼續苟延殘喘十年才關門。在關門以前，該報內部曾經激辯是否應該軟化僵硬的反共立場，以因應香港即將回歸的政治生態，其過程和內容居然在《九十年代》和盤托出。若非來自堡壘內部，作者豈能瞭如指掌？記得主管機構的國民黨文工會甚為動怒，亦莫可奈何。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利用李怡的平台也罷了，很難想像國民黨當局本身，在最危機的關鍵時刻，竟然會首選曾經視為敵營的《九十年代》為管道，在海外澄清立場，緩和情勢，帶動風向。眾所周知，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喉舌（不論國內外）一般缺乏公信力，臺灣當局在上面說什麼都等於白說，甚至會被懷疑是欲蓋彌彰，反而製造反效果。李怡的雜誌的立場特別，扮演不尋常的角色，最獨特的就是1984年爆發的江南案。美麗島事件（1979）以後，國民黨當局產生嚴重的危機感，宛如四面楚歌。以目前的事後之明來看，那時極右派風聲鶴唳，製造恐怖，正是解嚴前夕的最後一次反撲。情治單位尤其尾大不掉，肆無忌憚，紛紛在陰溝裡翻船：1980年美麗島事件主犯之一林義雄受審期間發生滅門血案，1981年在美國任教暑假返臺的陳文成離奇墜樓案，案情懸宕未解，國內外輿論討伐之聲不絕。這樣胡搞彷彿還不夠刺激，情報局1984年更派遣黑社會頭子到舊金山刺殺《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引起美國政府極度憤怒，幾乎動搖美臺關係和蔣經國的權力基礎。涉案的黑社會故意引燃火頭到蔣孝武身上，暗示他是背後指使的主腦。為了舒緩部分壓力，控制傷害的程度，臺灣當局決定獨家供應《九十年代》江南寫給情報局的七封信，包括江南匯報中共和臺獨在美國活動的機密文件（刊登於該刊1985年2月號），並洽請中介人士夏曉華到東京接受李怡獨家訪問（刊登於1985年7月號）。臺北的「輿論管理」雖未能為當局脫罪，至少轉移部分視線，暗示江南的身份複雜可疑，並鎖定情報局長為此事負全責，不再上升到蔣孝武和蔣經國。蔣孝武隨即被派駐新加坡副代表，斷送了蔣家第三代接班的可能性。李怡稱江南案為臺灣「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蔣經國時代借重《九十年代》處理涉美事件，解嚴以後李登輝處理兩岸關係亦復如是。1990年代初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三度（1990、1991、1992）銜命赴北京，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談話，話題圍繞在李登輝對「臺獨」的立場。沈君山不斷為李登輝緩頰，但並未解除江澤民的疑慮。殊堪玩味的是，1996年8月號《九十年代》突然登出〈江澤民與沈君山的三次談話：與江澤民第二次談話——和平演變與和平統一〉，在這篇長達13頁、五萬字的談話實錄中，沈君山向江澤民辯解，以臺灣的現實而言，誰都無法接受以共產黨的中央政府統一，故李登輝以統一為長期終極目標是「務實的」。江沈第二次談話已經時隔五年，突然登出此文，其中必有蹊蹺。回顧李登輝以總統身分於1995年應邀訪問母校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共不滿美臺觸動「一個中國」的原則，從3月到11月連續發動數波軍事演習，並射擊飛彈到臺海，一時戰雲密布；1996年，李登輝當選連任，北京從3月8日到25日發動第二次臺海危機，企圖以武力威懾臺灣。四個月後，《九十年代》無預警地推出這篇五年前的談話記錄，顯係臺北方面主動精心佈置，以公開方式迂迴地傳達某種訊息，若謂此文無關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恐無人相信。臺灣當局利用李怡，李怡也利用臺灣當局，說明政治與新聞互相辯證依存，也顯示唯有《九十年代》的公信力，始能在夾縫中再一次牽動大局，發揮極其微妙特殊「第三者」的政治功能。兩年後(1998)該刊宣布關閉，令人唏噓。
四、見證香港的興衰
李怡（1936-2022）出生於廣州，童年在上海、北京歷經抗戰和內戰，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成就了他，使他在新聞文化界大放異彩，但也是他的傷心地。李怡再三感謝港英在殖民地實施善治，保障法治和新聞自由，最後他含淚送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開香港。《九十年代》休刊以後，李怡進入人生的下半場，以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在《蘋果日報》評析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扭曲和失落。香港的變化跌宕起伏，最後的下場比預料中各種最壞的可能性還要壞，北京強行頒布港版《國安法》，《蘋果日報》被迫停刊，老闆黎智英鋃鐺入獄。李怡人生最後兩年避難臺灣，魂歸天國。
黎智英以經營佐丹奴成衣生意致富。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他在《壹週刊》署名撰文罵總理李鵬「王八蛋」，遭到中國當局即刻報復，他被迫退出佐丹奴，但《壹週刊》因此一鳴驚人。香港主權回歸在即，前途未明，悲觀情緒瀰漫，資金紛紛外流，黎智英偏在1995年逆勢投資七億港元創辦《蘋果日報》。他的立場鮮明徹底反共，但和其他泛民主派人士一樣，他相信中共經濟上需要香港，政治上希望以香港垂範臺灣，縱使為自身的利益著想，中共也會實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諾言。
《蘋果日報》是一個矛盾的奇異綜合體：一方面，在商言商，市場掛帥，沒有道德使命感，沒有政商人情包袱， 也沒有傳統人文辦報的虛矯身段，故能毫無愧色地利用聳動刺激的犯罪、暴力、八卦和性等內容，滿足最大多數普羅讀者的感官；而又力求貼近讀者的需要，提供大量有用的生活資訊，以致迅速躍為最聚人氣的通俗報。另 一方面，當各報加速畏縮、不敢得罪北京新主而不斷自我審查時，《蘋果日報》的評論與報導卻發出反共的最強音，喚出港人內心深處懼共和疑共的意識。《蘋果日報》不是傳統西方意義的中立客觀報導者，而是積極干預政治的鼓吹者。
黎智英個人和《蘋果日報》猛烈攻擊歷任香港特首向北京彎腰，堅決支持泛民主派反共，儼然自命幫小民撻伐豪門壟斷「地產霸權」，每逢各種社會抗議運動，必帶頭號召廣大市民上街示威遊行。由於特區政府政績不彰，喪失民心，中產階級渴求社會安定，年輕人認同社會抗議，《蘋果日報》奏出他們心曲的共鳴。別的媒介愈向左轉，愈襯托出《蘋果日報》與眾不同。「反共」是黎智英的信念，也是生意品牌，他的「政治商品化」，把信念結合或轉化為生意品牌，取得空前的成功（李金銓，2022，頁431-433）。
李怡在為《蘋果日報》寫評論的階段以前，對中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早有「覺醒」，但他自言「悲觀而不消極」。他從頭就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共的權宜之計。他追述1920年毛澤東提倡「湘人自治」的主張，掌權以後就不算數了；而1940年代末謝雪紅接受中共指示，提出「臺人自治」的口號，卻是反右和文革被鬥得死去活來的罪狀。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高官黃文放，熟悉香港和臺灣的情況，曾被派往北京參與擬訂「一國兩制」的政策小組。黃文放接受金鐘（1997）訪問時透露，當年由鄧小平拍板，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既有的生活方式，是因為「中國有需要，香港人有顧忌，中國又不怕」。換言之，中國經濟仍然需要香港與西方保持聯繫，香港人對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疑慮，而「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僅適用於港澳臺地區，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構成威脅。這三個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有需要」，不啻印證了李怡「權宜之計」的說法。
李怡認為「港人治港」只是誘餌，主張讓了解香港情況的京官和幹部主導治港，「應該比一味諂媚中央的港人治港要好」（頁467）。港人缺乏政治歷練，官員自慚形穢，容易揣摩上意，加碼迎合北京領導人的意旨，而且誇大香港反對勢力以討戰功。九七回歸以前，我也在一個公開場合聽黃文放解釋，將來會傷害香港的不是地下黨員，而是絡繹不絕於途爭相去北京「擦鞋」（奉承、拍馬屁）的香港人。末代總督彭定康在1996年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指出：「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引自頁468）。這些話皆不幸而言中。京官治港未必更好，至少不可知；但港人治港多年，江河日下，使孟子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獲得活生生的當代演繹。李怡在回憶錄多處調侃《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是「霎眼族」，屢次言不由衷，以偷換概念的方式曲附上意。但李怡認為最危險的治港港人就是特首梁振英。
香港這一部分的回憶錄，略顯鬆散跳躍，不如前半部緊湊。為了提綱挈領，讓我先引述李怡的一段自白，總結他人生後半場的香港論政：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頁688）
我接著再嘗試綜合申述其中各層涵義。第一，中國經濟崛起意味香港地位的邊緣化。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在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九年後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但回歸那年（1997），香港是亞洲金融和運輸中心，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中國之大，生產總量只是香港的5.8倍弱，海隅一島即貢獻中國經濟的17%；何況內地必須依賴香港輸入資金人才、科技知識和管理制度，外國在華投資更高達七成到八成經過香港。後來整個情勢翻轉，從1997年到2020年，香港經濟總量只增加2.8倍，中國卻增加15倍；香港的經濟總量已被上海、北京和重慶趕過；香港股票市場恆生指數陸資佔七成，港資只剩三成；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而且中國科技、金融、國防轉型成功，對香港的依賴度大幅減少；香港所佔中國經濟總量已微不足道（李金銓，2022，頁17）。回歸後的前十年，中國還得依賴香港，大致隱忍干預之手，至少沒有從後台走到前台指手畫腳，香港的法治和新聞自由運作如常。等到中國不再「需要」香港時，便開始居高臨下，政策愈收愈緊，對港人的「顧忌」愈來愈不耐煩，處理香港的手段愈趨粗暴。
第二，北京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附帶加了一句「五十年不變」。黃文放接受金鐘（1997）訪問時透露，講出「五十年」這個數字，其實相當隨意，簡直脫口而出，不是縝密的設計，為的是安撫港人當時的焦慮感。《基本法》明言最終目的是要以「普選」方式選舉特首和立法會全體成員，並保障司法獨立，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擁有解釋權。每當港人要求「雙普選」，北京便一再設置柵欄。拖到2007年（胡錦濤時代），全國人大常委會總算提出時間表，允許香港於2017年普選特首，2020年全面普選立法會。不料2014年（習近平時代）政策轉彎，國務院發布白皮書，揭示兩制「從屬於」一國，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取決於中央的授權。中央並將設置機制審查特首候選人的「愛國」資格，等於劃一道紅線。此舉爆發大規模「佔領中環運動」，俗稱「雨傘運動」，以「我們要真普選」為號召，共120萬人參加示威抗議行動，歷時79天，最後特首梁振英下令清場。《蘋果日報》自然是運動的喉舌和積極介入者。
第三，回歸以後，港英建立的廉能專業公務員制度被破壞了。特區政府不斷推出符合中央旨意的法案，民間以維護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進行抗爭，形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官民對峙（李金銓，2022頁453-458）。先是2003年特首董建華提出《基本法》23條法案，涉及叛亂、獨立、顛覆和偷竊國家機密罪，寧枉毋縱，有侵犯人權和新聞自由之虞，觸動50萬人上街抗議，迫使政府撤回法案。北京對此挫敗一直耿耿於懷。2012年特首梁振英企圖在中小學推動愛國教育，最後在民間廣泛抗議下讓步。但最致命的莫過於2019年，特首林鄭月娥提案修例，允許引渡嫌犯到中國大陸受審，若獲通過香港的司法獨立和人身自由恐將不保。此舉激怒了香港就業人口的一半直接間接參與公民抗命，遍及老中青和社會各階層，導致警民嚴重衝突，暴力升級，歷時超出半年，社會秩序幾近癱瘓。一如在其他運動中，《蘋果日報》總是走在前頭，做為最有力的鼓動者和宣傳者，高聲臭罵特首「倒行逆施」。最後，北京再也不肯隱忍或讓步，把這場抗命定性為境外勢力（指美國）企圖搞「顏色革命」的一場「動亂」，2020年無預警地頒布港版《國安法》，象徵「一國兩制」的終結。
《國安法》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寒蟬效應是全面性的（李金銓，2022，頁458-462），這裡無法細述，但它的第一面祭旗就是《蘋果日報》。不但報紙被迫清盤停刊，老闆黎智英更被捕，以多項罪名（包括勾結境外勢力、煽動、參加非法集會）繫獄，刑期加起來多長尚未可知。接著，網絡報《立場新聞》被迫關閉，資金被凍結，前後任總編輯被控以煽動罪；另一家網絡報《眾新聞》因捉摸不到《國安法》的邊際自動停刊。法律學者戴維斯（Davis, 2022）評論說：「《國安法》之危害不僅止於語言模糊，而是通盤威脅香港自由、法治和基本人權，無人設計得出更完整的計劃可以封閉開放社會和限制自由辯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美國和歐盟均一致嚴辭譴責香港《國安法》威脅基本自由和法治基礎。尤有甚者，2024年3月香港立法會更「全票」通過《基本法》23條，其所涵蓋的罪行比《國安法》範圍更廣。
第四，講完《國安法》，再回顧其他各點不免有「反高潮」的意味，但對於了解李怡的心境轉變、社會抗爭的背景或有必要。李怡說，中國自經濟起飛後，其惡質社會所產生的暴發戶對香港社會的侵凌，「香港成了許多大陸客置產、購物、洗錢、走資的福地了」（頁732）。香港廉政公署不再偵辦中資機構了，中國各地賄賂、酬酢、飲宴、送禮和套交情的政治文化逐漸滲透香港的公領域。暴發的陸客不斷抬高香港的房價，港人普遍深受其害。自由行帶來大陸的孕婦潮，佔香港公私立新生嬰兒的45%，生下的小孩自動獲得香港居留權，有權享受包括醫療等社會福利；水貨客到中港邊界搶購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奶粉）；香港的街道、交通和人潮擁擠不堪；若干遊客縱容他們的孩童在公共場所（地鐵、道旁和迪斯尼）隨地便溺，引起輿論嘩然；香港市民的食肆紛紛改裝為招攬陸客的金飾店；凡此大小事皆對港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實際的擠壓，故港人以「蝗蟲」稱之。更有，大陸官方每天批准到港的新移民大幅增加，已佔香港人口的七分之一，他們享受香港的公共資源，以致犧牲港人的權益。《蘋果日報》（包括李怡）當然不斷抨擊這種「權貴式」以及「蝗蟲式」的「一國兩制」。
第五， 回歸前十年，主導民間抗爭的是所謂的「愛國民主派」，或稱「大中華派」，包括民主黨和公民黨。他們秉承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主張以香港的自由推動中國的民主，以中國的民主保障香港的自由。他們普遍相信「一國兩制」是可能的。《蘋果日報》是泛民派最堅定的支持者，黎智英更是資助這兩黨的頭號財主。泛民派自稱「愛國派」，即 「反共而不反中」，「反黨而不反國」。李怡原來認同泛民派，後來批評它們與虎謀皮——因為他說在中共看來，「共」比「中」重要，「黨」比「國」重要。泛民派的反共策略和信息愈來愈老調乏味，而北京干預之手愈伸愈長。2010年以後，年輕人開始不滿泛民派倚老賣老，懷疑他們的訴求無效，而且看到大陸暴發戶侵凌香港日甚（見上述），本土思想於焉應運興起。他們反對中港融合，提倡香港與大陸適當隔離，保留並實施港英的良善制度，自求多福。李怡轉而同情年輕人表現的本土意識，譴責泛民派「大中華」概念的謬誤；他惋惜民主派元老晚年向中共妥協，讚揚本土派青年在運動中的勇猛。反之，黎智英一路力挺泛民派，詆毀本土派，不惜喪失大批年輕人的支持。李怡曾為《蘋果日報》編論壇版（2005年-2014年），兼容並收本土派和泛民派的文章，黎智英不以為然。論壇版另換人編，雖然李怡繼續在報上寫專欄和評論。
說到底，本土派也好，泛民派也好，怎麼對立都是茶壺裡的風波。碰到《國安法》的緊箍咒，一夜之間潰不成軍，坐牢的紛紛坐牢，逃亡的紛紛逃亡，不然就噤若寒蟬，可謂命運休戚與共。李怡的理想再度破滅，「失敗者」的記錄又加一筆，但香港的變化給他人生的教訓與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坦白說，我在閱讀李怡回憶錄時，一直懷疑本土派單憑義憤以卵擊石，何異於暴虎馮河，豈不平白犧牲一代青年，乃至刺激北京當局更早亮出《國安法》的劍鞘？我沒有答案，只有長嘆。
五、結語
李怡晚年心境悲切，健康衰退，竟留下了一部寶貴而翔實的記錄，概述他對一個一個理想升起又破滅、價值不斷敗壞感受的悲哀。半個多世紀以來，香港是地理位置的邊緣，卻是新聞評論和政治角力的中心。李怡從香港看中國，看香港，看臺灣。他見證了一段大時代的變遷，尤其是中國從文革的狂熱導致後來的覺醒乃至其後自由再度倒退的迴圈，以及香港從最自由的中介地和橋頭堡變到主權回歸以後守護自由價值而節節敗退的過程。他不但見證了時代變化，也直接間接以新聞人參與或捲入時代變化，整個過程跌宕起伏，波瀾壯闊。這是新聞人的幸運，卻是理想者的不幸。質言之，他最直接介入的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然後間接介入臺灣的政治，但中國的變化毋寧都牽動香港和臺灣的變化。中國和香港是他的悲痛之源，臺灣的民主進程反而在他悲愴中勉強給了一絲溫暖。
我在這篇文字就四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李怡從認同中國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 ，涵蓋了《七十年代》從早中期扮演中共海外統戰的角色，到該刊晚期及《九十年代》與左派分道揚鑣，走言論獨立的路線。李怡因為暸解而與左派分手，回憶錄充滿反省過後的真知灼見。虛矯自大是華人知識界普遍的文化特質，極少人願意這樣無情解剖心靈深處，所以李怡的回憶錄特別寶貴而感人。
二是分析有意或無意為中共當「鼓吹手」的知識群體，其中最突出的標本更是當權者「有用的白痴」。李怡說他們患了「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症，不惜曲學阿世，以知識依附權力而沾沾自喜，事後既無反省的能力，也沒有道歉的誠意。膜拜遙遠而不透明的專制政體，貽害蒼生，西方左翼知識人歷史上有之，海外華人學者也平分秋色。專業成就的巨人可能是政治素養的侏儒。比起這些著名海外華裔「國師」，李怡的反省之深刻何曾以道里計。隨著社會愈開放，透明度愈高，「有用的白痴」愈難做，但永遠不會絕跡，以前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但妄想做「國師」，享受「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則已深入華人知識群體的血液，病入膏肓，足為警世的歷史教訓。
三，李怡和臺灣關係的變化，取決於李怡思想和立場的變化，時代環境的變化，以及李怡和時代關係的變化。李怡的心曲是個人與時代的糾葛，是大我與小我的互動，交光互影，見微知著。從李怡和臺灣的關係改變，也連帶投射到李怡與中國、李怡與香港關係的改變，反之亦然。李怡留下珍貴的記錄，反照兩岸三地的歷史互動、它們各自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對比。
四，李怡於1948年遷居香港，憂樂歌哭於斯者七十年。香港成就他，也毀滅他。九七回歸，他決定留下不走，輿論界目為香港前途樂觀的指標；《國安法》以後，他卻走了，難道不是象徵「一國兩制」的終結？
對近代史和新聞史的學者來說，我認為李怡是十分重要的個案研究。我曾經以蕭乾、陸鏗和劉賓雁為個案，寫過一篇〈記者與時代相遇〉（李金銓，2019），茲引述其中一段話：
記者記錄政治，也介入政治。記錄時代是記者的天職，但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記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與權力結構像跳一支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跟舞的總是媒介，領者與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換言之，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是第二性。有人形容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頁377）
在過去半個世紀的華人新聞圈，李怡扮演關鍵的角色，已如前述，他的回憶錄自然是歷史不可或缺或磨滅的初稿。我的讀後感只是冰山一角。有志的年輕學者選擇李怡為個案，分析時代如何塑造和改變李怡，李怡如何適應甚至改變時代，寫出另一篇〈記者與時代相遇〉，想必精彩可期。李怡的回憶錄是重要的輪廓，進一步研究必須回去細讀《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本（text），聯繫文本記載與時代脈絡（context），始能暸解李怡編寫政論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時間與空間的網絡與座標，這樣由點到線到面，再由面回到線到點，出入宏觀與微觀之間，不僅有趣且富深刻意義（李金銓，2019，頁382）。《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版期長達28年，篇幅很大，所幸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得到李怡的授權，製作數位典藏，供公眾免費上網查閱（鏈接見本文文末），為研究者和本文撰寫提供莫大的便利，真是功德無量。眼看香港正瘋狂地以國安為名邁向「公共領域沙漠化」，不禁珍惜這個數位典藏是一方學術綠洲。李怡在《蘋果日報》寫專欄跨越25年，文本數量可觀，也已由WiseNews典藏，存之久遠。
我認為李怡撰寫《失敗者回憶錄》，態度是嚴肅的，反省也是親切而真誠的。然而，一如所有的回憶錄，李怡只能從他的角度瞎子摸象，不可能是完整無缺的全貌，頂多是歷史探索的重要一步。他走的道路有哪些必然性，有哪些偶然性？有哪些是深思的理性選擇，有哪些是被時代巨輪推著走？個人與時代糾纏的故事尚未講完，必須追索的問題很多。李怡不想陷入自我美化的怪圈，但任何人自覺或不自覺都會有「選擇性的記憶」，特別牽涉到人生關鍵的挑戰、轉折與思考，牽涉到痛苦的抉擇、煎熬與代價，牽涉到畢生為之奮鬥的名譽與地位，沒有一樣不是切身的顧慮。是故，凡是回憶錄，敘述脈絡必有顯有隱，有輕有重，也帶有片面性、傾向性和局限性，這是誰都無法避免的 ，差別只是程度而已。李怡一生交往過許多 人，知道很多外界不知的事，李怡和這些人事的互動與褒貶，構成回憶錄重要的部分。然而他交涉過的眾多人物，無論是敵是友，畢竟有不同的記憶，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角落，可能有不同闡釋歷史的觀點。有人已經離開人間，有人的記憶瀕臨淹沒無聞的邊緣，何況有些力量（不管是當事人或官方）不斷企圖忘記、壓抑甚至改寫歷史。我在文首指出，李怡是爭議性人物，他的回憶錄引發不同的迴響根本不足為奇，我們只能交給時間做公平的裁判。所以，歷史的重建必須持續不懈，唯有靠學者細緻交叉比對，並放在更廣大更多元的比較和歷史的架構審查，才能更了解接近的真實，增進人類的識見。
參考書目
江才健（2002）。《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天下文化。
李怡（2023）。《失敗者回憶錄》上下冊。印刻。
李金銓（2019）。〈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377-436）。聯經。
李金銓（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時報文化。
余英時（1992）。〈費正清與中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頁123-166）。三民書局。
何炳棣（2004）。《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
周天瑞（2019）。《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印刻。
金鐘（1997）。〈收回香港的秘密決策經過——專訪中共資深統戰幹部黃文放〉，《開放》，1月號。
葉蔭聰（2024年3月9日）。〈找不到生根的土壤─香港親共左派不由自主的命途〉，《風傳媒》。
Davies, Michael C. (2022). Hong Kong: How China Perfected Repr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31(1), 100-115.
Harding, Harry (1982).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 934-958.
Hollander, Paul (1983)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Harper.
Lee, Chin-Chuan (Ed.). (1980),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Guilford Press.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本文原刊《《臺灣傳播學刊》四月號（第45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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