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習近平與美企高管在北京會談中的表現，不僅凸顯了習近平治國無能的困境，同時也凸顯了中國對習近平無奈的困境。習近平訓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既空洞又高傲，令人不敢相信，他對中國經濟的大麻煩真能「有辦法」，但與此同時，習的這種「做派」也明白無誤地告訴世界，那些不滿習近平「定於一尊」的中國人，對他也毫無辦法。
當下中國的這種雙重困境，讓不少人都想到了明末的中國。那麼，究竟在甚麼意義上，當下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有可比之處呢？我相信，一層含義是指一個剛愎自用的皇帝，正在給整個國家和社會帶來滅頂之災。還有一層含義，就是這個皇帝和整個國家，其實是別有選擇的，因此，國家本不至於亡於外族，而社稷也不至於生靈塗炭。
雖然習近平的作為容易讓人聯想到崇禎，但其實兩個時代的中國和兩個「皇帝」的處境，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可比。習近平根本沒有外患之憂，他擁有的國家力量，更令崇禎無法想像。但為甚麼還是有一種宿命般的邏輯，讓一個人的意志或愚蠢，能給如此廣大的「眾生」，甚至可能給遙遠的外邦，帶來一場浩劫呢？這個問題當然非一篇時政評論所能闡述清楚，但我想強調兩個基本判斷，一個就是，今天中國的雙重困境，是中國利用改朝換代、重建大一統的傳統來應對西方文明挑戰的結果。中國借此實現了經濟和技術現代化，卻未能擺脫這個政治文化的內生邏輯，即所謂的「周期律」，第二，中國經濟和技術的現代化，尤其是與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深度整合，既為中國走出這個文化困境創造了條件，也由此產生了更大規模的災難風險。
基於這兩個判斷，當下習近平無能治理中國的困境與中國人拿習近平沒辦法的困境，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甚麼樣的實際風險和機會？這顯然不可能簡單與明末中國相比得到答案。未來中國的風險和機會，主要集中在戰爭與革命這兩個問題上。戰爭若打起來，會是甚麼樣的戰爭？革命若爆發會是甚麼樣的革命？這兩者之間又是甚麼樣的關係？中國的雙重困境，要求海內外的華人知識分子，能夠對各種可能性的因果邏輯關係，有越來越深入的思考和交流。事實上，美中的經濟戰、技術戰，以及因台海和南海的衝突引發的戰爭風險，已經越來越現實，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內部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如何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層面上展開，未來中國有甚麼樣的變革機會和挑戰？這些問題已經成為英語世界的思想者不得不深究，也越來越熱門的交流話題。
對比之下，由於國內知識分子的交流受到了政治環境的極大約束，而海外華人思想者則缺乏深入交流的平台。這意味著當重大的歷史機會出現的時候，華人思維和交流產生的想像力，很可能不足以支持新秩序的創造。我認為這才是當下中國雙重困境背後最大的隱憂。
回顧近兩百年來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走過的道路之坎坷，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巨大的文化差異帶來的交流障礙。應該說，這個問題在過去三十年有了歷史性的突破。但時至今日，華語世界和英語世界的思想精英，仍未能突破自說自話的大格局。對未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片不祥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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