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洪長泰
譯者： 麥惠嫻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13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深度解密「紅色文化」管控系統
全面剖析中共精心布局的控制手法
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期刊《Choice》評選為
★ 2022年傑出學術書籍 ★
要鞏固政權，先操縱文化！
全面洞悉中共染紅人民的文化控制大計
在政治上，誰控制文化，誰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國後，深信必須全面控制文化方能鞏固政權，因而創造出一套環環相扣的「紅色文化」管控系統，來監察書刊和報章的出版、取締民間宗教、設立基層宣傳網、改造幼兒教育、鼓動大型政治運動，和建造促進民族大團結的博物館等政治建築。這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開展的文化政策，早已明確界定共產政權的本質及其發展路徑。一直以來，這些文化政策部分因應時勢而有所調整，但大多還是沿用至今。這種文化操控的制度如何產生和演變，及用了什麼方法去執行中共黨國的決策，正是本書要討論的主題。
《染紅中國》採用跨學科、結合文化與制度的分析方法，是最早全面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共產黨怎樣利用一系列文化控制方法來改造人民思想的專書。洪長泰引用開放不久的檔案文件，輔以內部通訊、回憶錄、訪問和實地調查等材料，深入探討中共如何營造出一套嚴密和全面的文化監控系統，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天堂」。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洪長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榮休）。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哲學），哈佛大學碩士（東亞研究）及博士（歷史學）。從事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間與儀式及民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中譯本《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譯本《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譯者簡介
麥惠嫻
香港中文大學學士（新聞），波士頓大學碩士（公共傳播）。譯有《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目錄
插圖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導論
第一章文化警察與北京禁書
第二章審查及整肅都市報：《北京日報》
第三章打擊民間流行教派：一貫道與群眾動員
第四章文化館：遍布基層的宣傳網
第五章把孩子染紅：改造中國幼兒教育
第六章政治公園：大眾空間用作宣傳舞台
第七章建築與民族：團結在同一屋簷下？
結論
中文參考書目
外文參考書目
索引
序
中文版序
文化的廣義是指一個社群的歷史記憶、文藝思潮、宗教信仰、教育理念和建築環境的總體。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文化既是如此重要，所以古往今來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不想駕馭它，或據為己用，以鞏固自身的權力。另一方面，專制政權則慣用高壓的手段去箝制文化，消除異見，定於一尊。在政治上，誰控制文化，誰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一本有關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國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是受到政府全面監控的，我稱之為「紅色文化」。「紅色文化」涵蓋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書刊、傳媒、宗教、教育、建築等範疇。這種控制是周密而有力的，透過中共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機關去執行，力求鞏固共產黨的合法統治權。
此書是我十年前寫的《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2011年英文版；2019年中譯本）的姊妹篇。兩本書都是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文化政策，但關注點有所不同。《毛澤東的新世界》主要是分析中共文化政策的理念和大方向：如何改寫歷史、重塑政治空間和推廣烈士崇拜等。改造政治空間最著名的工程是擴建天安門廣場，把昔日紫禁城南面的宮廷用地，改建成一個比莫斯科紅場還要大數倍的巨型民族主義舞台。在1950年代，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均在此上演數十萬人的大遊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國家在中共統治下的輝煌成就。
《染紅中國》則是集中討論文化政策的籌劃、組織、執行和後果。我分析中共如何審查書刊和報章的出版，打壓民間宗教，建立基層宣傳網，改造幼兒教育，建造政治公園和民族博物館等政策。其中一個例子是首都的《北京日報》受到官方三個層面的監管：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們每天都為了什麼可以寫和什麼不可以寫而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要說好中國故事，負面的消息絕不能見報。但如何理解高層領導的思想使他們戰戰兢兢，怕萬一誤觸紅線，後果堪虞。最令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中央的紅線不停在變，使他們無所適從。在編輯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一位編輯無奈地說：「貫徹主席思想是不容易的。」
此兩書相輔相成，可以視作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要建立「文化軍隊」的理念，在中共建國初期是如何付諸實行。毛澤東認為奪取政權不能單靠軍隊，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支文化隊伍，控制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規範市民的閱讀思考，改革教育制度以培養紅色接班人，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
史家寫書，最主要是靠史料，尤其是檔案文件。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開放的檔案資料非常有限，若要了解中共文化政策的全貌和真相，也只能等待有朝一日中國大陸全面開放檔案之時。
這本中譯本跟英文原著在排印上有兩點不同。第一是增加了圖片，由原先的10幅增至16幅。第二是把中文和外文的參考書目分開排版，方便讀者查閱。
此書能夠順利出版，我首先要感謝麥惠嫻女士。這是麥女士繼《毛澤東的新世界》之後，翻譯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願意出版這類賠本的學術書，特此致謝。在出版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總編輯涂豐恩博士的大力支持。人文線編輯王盈婷小姐細心指導，迅速提供許多專業意見，謹致謝意。
導論（節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中共最迫切的工作是控制文化和取得民心。毛澤東和黨領導層決意制定新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將傳統常規和古老制度改頭換面，引入民族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理念來治理國家。
中國政府控制文化的過程早在共產黨1949年執政之前便已開始。中共以社會主義新理念改變國家的意圖，早已於陝西延安時期（1936-1947）的整風運動中萌芽。毛澤東1942年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整個運動的指導思想，他明言：「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文化軍隊指的是新一代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他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寫作，支持共產黨的教義，盡力去為革命事業服務。「延安講話」為共產黨日後對國家的文化管控奠定了基礎，確立什麼可以寫和畫的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中共有嶄新的機會去精心設計一套鞏固權力的周詳大計。這種政治操控亦即我所稱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說明了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自接管中國後，中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天地，讓共產主義文化，即「紅色文化」，去管控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這種紅色文化的產生及運用，在中共鞏固權力時那種強硬的做法中表露無遺，它限制文化活動，壓抑思想自由，尤其是在書刊、報章、宗教活動和少數民族事務方面。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標明了中共控制文化活動大計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共產黨開始設立一套正式的文化操控機制，使當年的延安構想變成了官方政策。1949年1月初，北平的國民黨軍隊即將投降，人民解放軍總部設立一個特別部門，即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去監督該市的整個接管事宜。軍管會屬下的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管會），是規管北平文化活動的前線部門。 文管會的其中一項任務是「負責接管一切屬於國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機關及一切文物古蹟」， 審查制度成了它的主要控制工具。這種既軍事又文化的雙重架構其後成為標準模式，在內戰末期落入共軍手中的南京、上海和蘭州等重點城市實施，可以説是完成了毛澤東在「延安講話」中，要靠軍隊和文化兩方面戰線才能取得勝利的指示。 國家的文化管制模式在中共立國後成為常規，而所涉及的範圍遠超文管會這個臨時組織。一開始，中共黨國有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文化部，負責制定意識形態和文化指導方針。它們幾乎滲透人民生活的全部，控制各種文化活動，如出版業、大眾傳媒、教育、宗教、公園和少數民族博物館。這種文化操控的制度如何產生和演變，及用了什麼方法去執行中共黨國的決定，正是本書討論的主題。
五種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之後，仍然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自由市場要在國家嚴厲控制下保持動力；一方面宣揚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又熱捧民族主義情緒。本書用了五種方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時期，文化如何受到中共的政治操控及它的成功策略。
第一、我探索一系列廣泛的題目。每一章可以是個獨立單元，但所有篇章都可以連成一個整體，因為每章都在陳述中共某方面的文化活動，合起來看便會對中國的複雜政策有更完整的認識。第二、所有篇章都是以歷史實例為依據，而不是闡述抽象的理論學說。由於沒有理論成見的拖累，本書更能以具體的歷史個案，詳細分析官方控制手段的多個不同機制，將它們放在中國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去分析。第三、我探討政治控制的起源，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當時正值新政權剛開始制定一系列的控制策略，繼而以立法的方式推行。誠然，這些策略也不是全新的，很多可以追溯至延安時期，甚至更早之前。但它們在1949年之後變成正式規條（因而合法），並且繼續發展。這些策略沿用至今，大致維持不變，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便是一例。第四、這些個案研究都是基於仔細閱讀第一手資料：有從沒發表過的檔案資料，也有官方文件、報章、期刊、訪問、傳記和當事人出版的回憶錄。某些檔案館在最近二十多年才開放，讓我可以追索到哪些控制方法得以延續或取消。這些資料罕有地透露了隱藏在幕後的政治操作。最後，我運用了跨學科的方法。政治控制是個複雜的課題，要求不只一種研究方法。因此，我用了歷史、文化、宗教和人類學的理論，去更深入探討1949年以後中共的文化控制策略。
本書並不是全面研究中國所有文化活動受到的政治控制。我把調查集中在七個主要範疇，致力識別黨國的監控模式，關注的地區是首都北京。我不敢説此書能處理中國所有地區的控制政治問題——相信沒有單一著作可以辦到。用北京作為代表，是因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中南海——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的總部——的領導層定下國家政策後，全國都必須執行。話雖如此，我的討論並沒有局限於首都。若找到資料的話，我會引用其他省市的相關例子，去解釋國家政策對各地方的影響。舉例説，有關書籍審查（第一章），我指出審查制度不單在北京有系統並持續不斷地執行，還在上海、天津和廣州等城市落實。這種審查的技巧由首都的多層政治控制機關發號施令，成效顯著和影響深遠。直到今天，官方審查書刊的政治控制仍然隨處可見。
書摘
結論
建國初期開展的控制方法
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從歷史方面去理解。這套方法在延安時期已經定下基本模式；待中共政權取得合法地位及大量資源和人手之後，這套模式隨即發展成有全面策略和清晰規條的控制系統。共產黨在1950年代初以迅速有力的行動穩定政局，靠的是一方面鏟除地主及實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大規模動員群眾，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及五反運動。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新政權更加緊鞏固統一的步伐。中共黨國透過抗美援朝的全國抗爭，把影響力擴展至公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中共的領導人受到蘇聯的啟發，加上從延安經驗所得，都明白在重建戰後社會時，文化範疇至為重要（同時也易招危險），不容放任不管。他們相信要馬上透過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毛澤東在他的「延安講話」中提到「文化的軍隊」，不僅要「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更要改變全國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新政權的積極擁護者。
建國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化及高壓手段。在文化方面，共產黨關閉國民黨報社，開辦自己的官方傳媒機構，關閉懷疑與外國有聯繫的教堂，逮捕民間教派中被視為顛覆政權的人士，安排大規模漢族遷徙至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興建博物館展示共產黨各方面的成就。這種種文化控制政策隨著年月會有所改變，但很多仍然適用於今天，尤其是在新聞和書籍審查方面。
組織
中共根據列寧路線，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架構以取得政治控制。它的組織極為嚴緊，與國民黨的分幫結派大為不同；結果是毛澤東和黨高層能有效地向下發號施令。
嚴密的組織是需要一個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來配合。像蘇聯一樣，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實權，靠的是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官僚隊伍，使他們依循一套嚴格的規律行事；這套規律包括政治忠誠、中央監督、職責明確畫分、統一指揮系統，還有絕對保密。以書籍出版為例，三層的控制架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政府新聞出版處──對出版物實施多層審查，並要確保每一環節都依循已訂下的程序執行。這種由頭到尾都結構嚴緊的程序，是由書稿送審開始，經過編輯、印刷，再到最後的書店發行，一切都順序施行，環環相扣。出版總署和新聞出版處要確保沒有不良刊物流入公開市場，以及獲准出版的書刊會有助宣傳社會主義事業。在地區層面，三層架構即文化館、文化站和農村俱樂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協調和控制原則。這樣多層黨組織的發展，是威權主義國家最令人畏懼的成就。
但著重組織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問題。政令與控制來自多個官方層面，互相重疊，會造成執行時的混亂，並令到不同層級出現矛盾。就文化館而言，它們多半是倉促成立，特別是在農村。其他運作失效的原因可歸咎於領導不力、資源缺乏、上級指示不清和人手不足。
再怎麼嚴密的組織，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挑戰而削弱其運作能力。在1950年代，持續的政治不穩是其中一個因素。官員時常擔心自己的職位不保或政治前途受阻，因為他們的忠誠度要經過上級的不斷評估。毛澤東的「團結自己」指的不僅是團結思想，也是肅清被認為不可靠的黨員。反革命的威脅一日存在，躲在暗裡或黨內的特務、敵人和反動勢力一日都不能輕易放過。自延安時期起整風運動成了常規，在建國初期更越演越烈，持續篩查都說成是「清理」行動。北京市長彭真在1951年就警告：「為什麼現在要清理我們的隊伍？因為我們的隊伍很複雜。」要防止階級敵人的滲透，就必須不斷鏟除可疑的黨員。《北京日報》 便是一個實例，它連續解僱多批員工，指控他們隱瞞了地主或國民黨的背景。這樣的解僱引起了恐慌。隨後，更糟的還有1960年代因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令政治路線不斷改變，下層官員個人的前途越來越朝不保夕。
儘管有這些問題，這個從上而下的黨組織確實建立了一個有紀律和程序的高效能系統。紀律和程序是強大組織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1949年以後建成的文化館，確實比它的前身，也就是協調不足、經費不夠的國民黨的民眾教育館有效得多。
審查制度
不論是以往或現在，審查制度都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他馬上查封資產階級的報章。他說：「要容忍這些報章，倒不如不做社會主義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占領的東德，當局發覺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府機關去審查東德人民的言論著作，因此必須倉促成立一個審查部門。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1949年1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文管會的推動下，這個審查政策變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包括書籍和期刊）、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文管會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學習的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共產黨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觀察：
在藝術方面，文化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禁止了57齣屬於傳統劇目的演出。有23齣是迷信的；14齣是淫蕩的；4齣貶低國家尊嚴因為過分突出外敵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齣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齣擁護封建吃人禮教；7齣「極之乏味」或缺乏明確的劇情。
到了1949年中，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幾個月，北平軍管會宣稱占領工作極為成功。隨後審查情況持續不減，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出版和傳媒界幾乎鏟除了非共產黨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等敏感議題。在北京市新聞出版處，審查員極為仔細地檢查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書籍，決定書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只要是擁護新政權的作品，就很容易獲得通過。1953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民族出版社成立並印製宣揚民族和諧團結的書籍。稍後用來慶祝建國十週年的民族文化宮，其建造也是用來表達同樣的主題。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樣，它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在1950年代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失職，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又如第二章討論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和作者不論願意與否，後來都被捲入共黨領導層關於社會主義路線的內訌裡，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
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共產國家，禁止持異見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資訊流通，北韓和越南也這樣做。但經常被忽視的是很多非共產國家的新聞自由也受到攻擊。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西方式的自由報刊確實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緊緊監視。在這些國家，一隊隊審查員像例行公事般刪除批評當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聞學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權這兩事巧妙地結合起來，便能確保傳媒持續受到控制。」但中國與別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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