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

李遠哲《返鄉記》1:今天活過來了,還有明天

李遠哲 / 風傳媒 20240118

這本《返鄉記》,主要記錄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的事情。我年輕時很拚,除了唸書,也經歷了很多事。當時有兩個理想,一個是希望成為好的科學家,另一個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打造美好的世界。一九六二年,我留學前往美國,父母親跟朋友來送我。飛機起飛的時候,我有點難過,當時的台灣,還很窮很亂,我心裡想,要早日學成歸國,要回來跟家鄉父老同甘苦。我本來的規劃,是六十歲回來協助台灣的學術界。好友張昭鼎去世後,我想,該提早回來了,就打包行李,回到台灣來。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事情。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快三十年。

那一陣子回台灣的人不少,有一些是受到我的影響,他們說,你回來了,那麼我們也回來。那時我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想法是,中研院直屬總統府,不受教育部等原有學術體系限制,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再讓大學跟上腳步。我協助很多人才回到台灣,也設立了新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推動新的研究方向。我邀請學者到中研院,他們說,回到台灣也要有條件與環境繼續跟世界競爭,不然的話回來就沒有意義了。

一九九四年,台灣自己培養的博士大約有八百人,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五千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個博士。更早之前,有些人是在美國找不到工作才回來,在這之後,很多很好的大學畢業的博士也都選擇回到台灣。紐西蘭總理Helen Clark 曾問過我,聽說我回國之後,吸引了很多人才回國,這麼多人才當初是怎麼送去國外的?我說,因為早年台灣貧窮、政治壓迫、學術低落,都出國深造,那是時代環境使然。現在,我們有一個人才的循環了。有人出去,有人回來;也有國外的學者來,然後回去。不再只是單方向的,這是很重要的。

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我還記得,發現臭氧層破壞原因之一的Sherwood Rowland 教授,聽到我要回台灣,他說,遠哲,你在美國,有大的舞台,會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這樣說是有道理,但是相對地,我回到台灣,在中研院,有不同的舞台,後來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代表中研院,作為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成員,才有了競選理事長的契機,能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盡一份心力。這是兩條路,在美國,有比較多的研究資源從事科學的研究、可以培養年輕人,但選擇回來,接觸的面更為寬廣,我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者、領袖交流,到了更多的地方。不同於單純在實驗室裡,在這一條路上,也對世界做了貢獻。

如果問我,當年決定回到台灣,比起留在美國,現在回頭看,會不會有不同的選擇?我會說,從小時候到現在,從出去到回來,對於這些選擇,我從來都沒有後悔。

有一次,我和陳定信院士談起他對B 型肝炎研究的貢獻。那時,台灣很多人只活到四十、五十歲,肝炎病毒就開始發作,死於肝病。他說疫苗施打推動之後,台灣的人均壽命可能會超過一百歲。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對生命的感受,是一天過一天,這樣活過來的。那時美軍每天來轟炸,B-29 轟炸機飛行高度很高,日本的高射砲打不到,它自由翱翔,炸彈要丟哪裡就丟向哪裡。日本沒有雷達,但美軍仍然空投鋁箔來干擾,轟炸機離開後,我們在山上會撿到很多長條的鋁箔。「今天活過來了,還有明天」。所以小的時候,我想,如果能活過三十歲,就算是不錯了。

後來我在大學開始做研究。四年級時的指導教授鄭華生,他告訴我,「遠哲你很努力,到三十歲,你一定會有很好的成就。」三十歲的時候,我在芝加哥大學當教授,算是有小小的成就。但是我對於人能活多久這件事,一直沒有定信那樣樂觀。不過到現在,我已經八十六歲了,還活著。

定信跟我都出生在日治末期。我們的童年都在大自然中成長,受大自然啟發了想像力與創造力。那時物資缺乏,習慣自己動手做,想辦法解決問題。我們認同養育我們的土地,也關心這塊土地上的人,想要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社會。現在來看,我年輕時候的兩個理想,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算是做到了。但時代有新的挑戰,我們的社會也需要更多的改革跟努力,才能讓這塊土地變得更好。我的第二個理想,與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還得繼續努力奮鬥。希望這本書,能夠把這樣的想法傳遞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返鄉記》書封。(允晨文化提供)
《返鄉記》書封。(允晨文化提供)

*作者李遠哲,1986年與達德利·赫施巴赫、約翰·查爾斯·波拉尼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前中研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出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