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認識到，我們正在見證一次與世界大戰同等量級的大規模衝突。如何理解這次衝突的原因和可能後果，是所有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北京清華大學社學會系教授孫立平先生最近的文章「歐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殺的？」，顯然是針對這個問題有感而發。文章的一些重要論斷值得商榷，不僅是因為有重要的學理價值，更是因為與人類當下面臨的嚴峻挑戰直接相關。
孫先生的一個重要論斷，就是「現代文明最核心的是理性化的過程」。雖然是引自韋伯（Max Weber），但不知把文章中的「理性化」譯成英文，是指rationality還是指reason? 我知道，即使在西語中，這兩個概念有時可以相通，但其重要的內涵差異對理解當下的危機不容忽視。從上下文看，文章所指兩者兼有，但更側重rationality，也就是強調理性的本質是趨利避害；而不是指對因果關係的邏輯論證或分析能力。rationality和reason都是人類天賦的智能，但前者更側重動物性的直覺判斷或下意識的本能，而後者更強調人類特有的邏輯能力或文化本能。因此，我認為韋伯的原意，是強調現代性與reason的關係密切，而不是強調與rationality的關係。這就如同在政治學中講國家，多指state，而不是country一樣。現代中文對這兩個概念仍然經常混淆，是中國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表現。
不少中國學者不承認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如西方的政治文化，認為中國的問題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難以建構法治和民主，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reason的能力不足，用孫立平的話說，就是「社會氛圍和社會氣質的變化」，不足以支持理性的政治訴求，更不足以支持講邏輯的政治辯論。
中國現代化的先驅曾經認為，中國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知識缺陷，因此，只要我們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掌握了他們的交流規則和技能，比如說「羅伯特規則」，制度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後來，連孫中山也發現，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不過，即便現在承認中國政治文化有問題的人越來越多，但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談論政治文化的高下沒有意義，因為這只能令華人氣餒，而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
這就涉及到一個困難的問題，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是甚麼關係？與此相關的，就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是怎麼來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演變，與中國未來的制度建構是甚麼關係？如此宏大且深奧的問題，當然不是時政評論能講清楚的。不過，我認為孫立平文章的邏輯存在的問題，恰恰與他對政治文化的演化機理理解不足有關。而對這個問題展開爭論，應有助於增進對當下全球政治秩序危機的深入理解。
我對孫先生文章的批評，集中在這個邏輯上，即現代「戰爭與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於是，在許多情況下，戰爭成了不必要的事情。」我的看法是，這個邏輯恰恰無助於解釋當下的三大火藥桶給世界秩序帶來的威脅，因為驅動戰爭危險的主要動力是身份政治，是政治文化的差異，這其實是歷史上戰爭更久遠的人性根源，也是冷戰後越來越明顯的文明衝突最主要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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