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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

易富贤:中国人口"定时炸弹"是如何埋下的?(附:中国的婚姻危机)

易富贤 RFA 20231026


美国总统拜登担心中国的人口问题让中国成为"定时炸弹",被众多国际媒体持续报道。那么这颗定时炸弹是如何埋下的?

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数)稳定在1975年的3.0(1985年邓小平还相信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将超过3.0),人口将在2080年达42.6亿,吓得决策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即便在1980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会达16亿,然后下降,计划生育完全没有必要。

《大国空巢》被禁

我在2000年开始率先掀起反计划生育思潮。2004年10月我的《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的发表,并被人民网选为"论著精华",标志着民间反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计划生育"不争论"的铁幕被撞开。

我在2000-2006年的多篇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预测如果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达不到14亿。

但是顾宝昌、翟振武、曾毅等18位顶级人口学家在2004年联名上书《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会在2044年达16.07峰值;建议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在2029年达14.7亿峰值。

由三百多官员、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预测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1.8,人口将在2033年达15亿峰值。于是《大国空巢》在2007年11月被禁。

单独二孩政策

经过网友们"日顶一贴,日行一善,日拱一卒"的宣传,网络民意逆转,知识精英和很多政治精英也赞成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11月12日我在《光明观察》发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达成全民共识》。

2012年3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我的5万字的报告,建议停止计划生育;预测如果实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反弹到1.4。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和在《中国智库》、《中国发展观察》、《中国改革》、《战略与改革参阅》等发表的报告,以及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场演讲中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反对二孩过渡方案。

但是2012年蔡昉、王丰、李建民、陆杰华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口将在2044年达15.35亿峰值;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将出生4995万人,生育率将达4.5。这些预测吓得决策层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据201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介绍,蔡昉等人的预测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

2014年1-6月,各省相继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我判断该政策遇冷,8月在财新网发文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将只有1.2。但国家卫计委禁止媒体再报道我的观点,因为他们预测生育率将超过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王培安、翟振武反复反驳"遇冷",认为"符合预期"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1.05,不是1.8,更不是2.4。

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准备在出版我的《大国空巢3》(图文版)、《大国空巢4》,但被国家卫计委发公函阻拦出版。我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暂时反弹到2018年的1.4,然后降至2026年的1.0。而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15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建议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20年、2022年、2050年还有1.96、1.76、1.72;2018年、2022年将出生2189万、1616万人。该书是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预测,生育率将在2020-2030年稳定在1.8,人口要到2031年才负增长。

结果:即便根据《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生育率约1.4),而不是2189万,更不是4700多万、4995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只出生956万,而不是1616万;官方承认,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其他数据证实是2018年),不是蔡昉等人所预测的2045年,也不是国务院所预测的2031年。

三孩政策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远低于预期,推迟一个月才公布经过反复修改的数据:生育率只有1.30,而不是预期的1.96。说明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理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滑稽的是,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三孩政策。

根据2022年1月19日《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是李建伟为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论证的,认为"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

结果:《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三孩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1万,一孩、二孩也分别减少28万、68万,生育率只有约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政策一错再错,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将导致人口崩溃和文明的千年一毁!


附:

易富贤:中国的婚姻危机

VOA 20231026 -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婚姻是"人之终始也"、"治乱因之,兴亡系焉",攸关文明的兴衰,因此"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但是近日中国民政部发布了《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却显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婚姻危机。

结婚数 九连降

中国结婚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2年的683.5万对,下降一半。对出生影响更大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1158万人。初婚占总结婚的比例从1980年的98%降至2010年的89%、2021年的76%。2020年北京、吉林、上海的初婚占比只有55%、58%、60%。

中国历年的结婚数(万人)

中国历年的结婚数 (万人)
中国历年的结婚数 (万人)

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55%的孩子是30岁以下妇女生的,86%的孩子是35岁以下妇女生的。2022年的20-24岁结婚数只是2011年的四分之一,25-29岁结婚数只是2014年的一半。降幅如此之大,既是因为结婚年龄推迟,也是因为1990年后的出生数比官方公布的要少得多。

推算2023年的出生数

总结婚数、初婚数、20-34岁结婚数都与下一年的出生数呈极强正相关关系。官方公布出生数从2016年的1883万下降到2022年的956万。根据2022年的总结婚数、初婚数(约1035万人)、20-34岁结婚数(1000万人),用拟合公式分别推算2023年出生738万人、859万人、837万人。考虑到2022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预计国家统计局会公布2023年出生800万左右。

2016-2021年出生(万)
2016-2021年出生(万)

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后,2023年上半年结婚数同比增加5%,预计全年的结婚数与上年相当。考虑到2023年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那么2024年的出生数将与2023年相当,甚至有所减少,而不会回升到一些人所预测的1200万。

城有怨女,乡多旷夫

台湾、韩国、新加坡历年的结婚率与生育率正相关,离婚率、离结比(离婚/结婚)则与生育率负相关。2022年韩国的结婚率只有3.7‰,离婚率为1.8‰,离结比高达49%,生育率只有0.78。

孟子期望"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但是现在结婚却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中国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2年的4.8‰,低于台湾的5.4‰;其中上海只有2.9‰,在全世界大城市中最低,生育率也最低。

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光棍危机,抬高了房价、彩礼和婚育门槛。目前男性初婚年龄为28-32岁,女性为26-30岁。2020年初婚性别比高达125,其中农村更是高达134,而城镇为120。很多男性农民工对城市婚姻市场望而止步,被迫回乡相亲,因此农村的性别比比统计数据更高,而城镇的则更低。由于独生子女承载着父母的所有希望,很多城市女性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加上女性的生育窗口更短,让她们更有焦虑感,因此在相亲市场上女性更多。

独生子女政策还破坏了婚姻的稳定性。中国的离婚率从1980年的0.3‰飙升到2000年的1.0‰、2019年的3.4‰。2019年中国的离结比高达51%,离婚率是台湾和韩国的1.5倍、日本的2倍,其中东北更是高达4.9‰,全球最高,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

为了避免冲动离婚,降低离婚率,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中国民法典》,与很多国家一样实行离婚冷静期,加上新冠疫情,使得2021年、2022年的离婚率降至2.0‰,但仍比日本的1.5‰、韩国的1.8‰要高。2022年中国的离结比仍有42%,比台湾的40%、日本的35%要高。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后,2023年上半年离婚数同比增加30%。

男大不婚,女大不嫁

生育的时间窗口是非常短暂的。孔子主张适时结婚,"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18 岁。1980 年中国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 22岁、女 20 岁,并鼓励晚婚(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至今未变。

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男女生育能力都不断下降。"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的比例,30 岁 以 下 妇 女 为 11%,35-39 岁 增 至 39%。30 岁以下孕妇的自然流产率为 10%-15%,40 岁增至 35%。妇女怀唐氏综合症孩子的概率,20 岁只有1/2000,35 岁 升 至 1/350,45 岁 高 达 1/30。男性婚育年龄推迟,除了生育能力、养育能力下降外,培养新一代的激情也下降。

东亚地区的初育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最低。2017 年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妇女初育年龄高达 31-32 岁,而美国不到 27 岁。相对于其他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婚育年龄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男、女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6岁、22.2岁推迟到2010年的25.8岁、24.0岁,再推迟到2020年的29.4岁、28.0岁。

20-24岁结婚数占总结婚的比例从2005年的47%降至2015年的26%、2022年的15%,而同期30岁及以上结婚数占比则从19%上升到34%、48%。

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 27 岁、25 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教育、社会、经济进行范式改革,缩短学制,提高青年就业率。但这种改革难度极大。而中国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却背道而驰:青年失业率攀升,以"人才红利"为由延长教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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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富贤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探究中国人口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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