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三民書局
出版時間：2023年9月
政治極化
造成一國之內或各國之間收入與財富不均的原因有很多。然而，政治上最受歡迎的一種解釋，是把少數不幸者當作多數幸運者的犧牲品。慣常的解釋如地理、人口或文化等，都不及此論述更具政治吸引力（無論該論述事實上對因果關係有多少影響）。
看起來，任何一個社會不管是貧是富，總有地方（無論是哪裡）能找到更高的生產力並投入使用。但這也只是看起來。當某些群體在種族或社會上不同於其他人（尤其是在貧窮國家內），卻擁有高於其他人口的技能或經濟歷練時，就會面臨嚴重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來看，此一處境對具備更高生產力的人口而言，無疑為寶貴的機會，他們能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好讓整體經濟變得更具生產力，為絕大多數的人口帶來益處。此外，具備此類人力資本的人提供了一個機會，讓社會中的其他個體可以習得人力資本，無論是透過一起共事、對更具生產力團體的觀察，或在教育機構內學習這些技能等。知識是少數幾件可以被轉移、且進行轉移者並不會因此失去些什麼的事物。
然而，就政治角度來看，情況卻完全不同。如同第三章所述，當更具生產力的群體在市場經濟中自由競爭時，會帶來明顯的經濟成果差異，並引來較不成功者的怨恨。許多落後國家的政治領袖，皆敏銳地觀察到這一點。
一名馬來人領袖就曾直率地說：「無論馬來人能做什麼，華人都能做得更好且更便宜。」這也為實施有利於馬來人的優惠政策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而這個舉動換句話說，就是在歧視馬來西亞的華人。這位政治領袖也觀察到：
少數馬來人（數量至今仍非常少）已經變得富裕，但他們靠的不是自己，而是因為政府的政策獲得絕大多數貧窮馬來人的支持。看起來，貧窮馬來人的努力，似乎讓他們之中的少數者坐收漁翁之利，而貧窮的馬來人什麼都沒有得到。但倘若這些少數者沒有變有錢，那些貧窮的馬來人也別想變有錢。能住在大房子裡的還是那些華人，並認為馬來人只配幫他們開車。由於這些稀少的馬來人富翁，讓貧窮的馬來人至少可以說他們的命運並不是只能為非馬來人服務。就此種依舊強烈的種族自我意識來看，馬來人財閥那不甚光明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此種反應所牽涉到的不僅僅是貧窮或嫉妒，而是「怨恨」。倘若問題只是出於嫉妒，將很難解釋馬來人對同為馬來人的有錢蘇丹所抱持的驕傲。這些蘇丹比馬來西亞華人更叫人嫉妒。蘇丹還有可能變得更富有，但他們的財富並不是來自個人成就，而是靠繼承。但無論是在馬來西亞或世界各地，個人成就對他人自我意識的威脅，甚至比繼承還要嚴重。
另外，在美國，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的三位繼承人當選了三個不同州的州長，而兩位羅斯福家族遺產的繼承人，更當選美國總統。絕大多數以難民身分來到美國的亞洲移民，許多人在初來乍到時身無分文，英語更是破破爛爛，卻努力拼搏，從底層一路爬到小康，而他們的孩子課業優異，一路進入最優秀的大學，但卻是這些人，威脅到那些沒能善用機會的美國落後族群的自尊。
來到美國亞特蘭大的韓國移民，擔任倉庫管理員的工時每週平均六十三小時，其中還有五分之一的人，每週工作八十小時或更久。在紐約，韓國蔬果商會在每天凌晨四點就到批發商那裡購買蔬菜和水果，這讓他們有機會選到品質最棒的蔬果，並省下其他蔬果商必須支付的運送費。
來自這些亞洲家庭的孩子，在課業上也展現出同樣的工作態度，並因為自己優異的學業表現而引起他人的憎恨，如同世界各地那些高成就者，往往會引起該國其他落後族群的憎恨般。在紐約與費城的公立學校內，亞洲家庭的孩子長年被黑人同學毆打，有關當局卻幾乎不聞不問，也不曾試圖阻止，媒體更沒有為此發表任何一篇憤慨的社論。但是當知識分子所偏愛的族群被批評時，這些媒體就會立刻高喊著「種族歧視」。
如同當前來到美國的亞洲移民，在過去不同時期移民到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黎巴嫩人和日本人，一開始也沒有什麼錢，卻有著雄厚的人力資本，也藉此獲得成功，但也因此挑起了比他們早來到此地、卻沒能像他們那樣善用機會者的怨恨。在一國之內，也可能出現相同的社會現象，某些族群移居到國內另一地區並獲得成功，卻引來他人的憎恨。印度各地的馬爾瓦里人和孟加拉人、鄂圖曼帝國內的亞美尼亞人，還有奈及利亞的伊博族、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皆為此類社會現象的例子。
許多國家內，都能見到為了保護多數族群的自我意識，而不惜犧牲經濟或其他利益的政治優先考量，從而讓經濟體內擁有最好的技術與才能的人無法獲得施展。一九六○年奈及利亞獨立後，北部豪薩－富拉尼族的政治優先考量，就是想辦法趕走來自南部的伊博族，後者在英國的統治下主宰了專業且講求技術的職業。儘管沒有能力相當的北奈及利亞人可取代伊博族的工作，伊博族還是被逐出了北奈及利亞，且這些驅逐經常伴隨著致命的暴力。而這些職位最後只能靠僱用歐洲專家來代替。
同樣地，當羅馬尼亞於一戰後取得同盟國的領地時，這些領地上包括了某些以德國文化或匈牙利文化為主的大學。即便當時絕大多數的羅馬尼亞人是文盲，無法替補德國人或匈牙利人的職位，但羅馬尼亞政府還是將趕走德國人與匈牙利人作為政治優先考量。一九七○年代，烏干達將亞洲人驅逐出境的舉動，導致了烏干達經濟崩潰，因為幾乎沒有能力相符的烏干達人，足以取代那些來自印度次大陸、在商業領域中打滾數世代的人。
這些並非偶發事件。來自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專攻第三世界經濟的傑出發展經濟學學者彼得‧鮑爾（Peter Bauer）指出，這些國家普遍出現「迫害最具生產力的族群的行為，尤其當這些人是少數時更是如此，甚至可能會被驅逐」。
無論這些更具生產力的少數者如何替一個貧苦的國家帶來益處，他們無與倫比的成就威脅了落後大眾的自尊，且經常挑起強烈的憎恨。在玻利維亞，一名有著原住民血統的恐怖分子在被問到為何要從事恐怖攻擊時，他回答：「這樣一來我的女兒就不必當你的女僕。」當捷克斯洛伐克在哈布斯堡君主國於一戰結束後瓦解而得以建國時，新捷克領導者的其中一項政策，就是優待捷克人，這意味著對德國人的不平等待遇，也讓捷克人與德國人在未來的三十年裡，經歷一連串重大悲劇。
倘若貧窮或嫉妒是最根本的問題，那麼追求更具生產力的經濟，並將生產技巧傳授給沒有這些技巧的人，或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但這些都無法消除身為較劣等者的難堪與憎恨。對那些心懷憎恨者來說，光是提高生活標準並不夠。站在憎恨者的角度來看，當務之急就是把那些優勢者拉下來。即便將那些幸運者殺死，也難消心頭之恨。他們必須承受肉體折磨與個人恥辱，好將他們拉低至與那些攻擊者同一水平──或甚至更低的層次上。這是相當常見的模式，無論這些暴力行為的受害者為菲律賓境內的華人、鄂圖曼帝國下的亞美尼亞人、納粹德國統治下的猶太人或盧安達下的圖西族等等。
菲律賓的華人也是較具生產力的那群人，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也導致他們成為暴力攻擊的對象。如同一份國際研究所指出的：
在菲律賓，有數百萬名菲律賓人替華人工作；但幾乎沒有華人替菲律賓人工作。華人主宰了社會上每一個工商產業，全球市場更強化了華人的主導地位──當外籍投資者想到菲律賓做生意時，他們幾乎只跟華人交易。除了少數腐敗的政客與某些西班牙混血的貴族家族，菲律賓的億萬富翁幾乎都華人後代。相較之下，幾乎所有低賤的工作都由菲律賓人來做，所有農夫、幫傭和擅自占地居住者，都是菲律賓人。
該份研究也指出：「每年都有上百名華人被綁架，幾乎總是菲律賓人犯案。許多受害孩童會被殘忍地殺害，即便已經交出贖金。」
一份鄂圖曼帝國的研究提及了發生在一八九四年土耳其暴徒大肆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悲劇，其行為包括「用刺刀殺死男性，強暴女性，將孩子砸向石頭」。一九一五年，發生了一場亞美尼亞人的死亡遊行，有數千人斷送性命，許多婦女被剝光衣服，被迫以此種方式走進城裡。
二十世紀晚期，盧安達發生胡圖族對數十萬名圖西族的大屠殺，其情況也近似如此。年幼的孩子經常在雙親面前被殺害，先是砍掉一條手臂，再接著砍斷另一條。一名聯合國官員報告：「他們會用砍刀在其脖子上劃一刀，慢慢放掉孩子的血，同時趁他們還活著時，用刀砍下其私處，丟到嚇壞的父母面前，後者最後會被迅速殺掉。」
此種殘暴反映了無法透過提高人均GDP來消弭的恨意。埋藏在駭人報復行為背後的，不只是單純的嫉妒，而是憎惡──恨那些人的成功將難堪的處境強壓給他們，讓他們感到受傷。
此外，還有一項讓人疑惑且不安的事實是，那些對他人做出可怕暴行的人，過去數年、甚至是數世代以來，總是與受害者和平共存，直到後者最終成為他們宣洩的目標。《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就提到，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間發生於孟買的跨種族暴力事件中，「正是結識已久的鄰居開始血腥的殺戮」。
此種令人不安的現象引發了令人警惕的疑問：那些種族或民族間表面上關係的「緩和」，到底有多麼可靠？這些現象同時點出，或許只要出現些許催化劑，就可能喚醒這些駭人惡行背後的情緒，且所有人都無法預知催化劑何時生效，即便是在最平靜的情境下也可能發生。而這個催化劑可以是特定事件或是某位特別有技巧的煽動者。
當斯里蘭卡於一九四八年成功獨立時，國內與國外的觀察者都認為，其國內主要種族間都有著良好的關係、甚至稱得上「友好」。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多數族群僧伽羅人與少數族群泰米爾人間，並未出現任何暴行。來自此兩族群的菁英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並和平共處在同一塊西化的飛地。
儘管如此，在斯里蘭卡於一九四八年擺脫英國統治並獨立不到十年，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羅門‧班達拉奈克（Solomon Bandaranaike）為了贏得總理位置，企圖讓多數族群僧伽羅人對抗較為成功的少數泰米爾人，策動族群分化，並升級成暴力衝突，最終掀起長達二十五年的內戰，雙方皆犯下難以言喻的惡行。班達拉奈克就是那個催化劑。如同其他國家內許多扮演此一致命角色的人一樣，班達拉奈克本人絕非那些受苦的窮人。他出身優秀，善於為自己的政治企圖煽動他人情緒。
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的探討，經常表現得彷彿最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國家非常貧窮，並缺乏提升生活標準所需要的技術與知識。根據協助第三世界進步的政策來看，給予金援、實體設備和擁有技術的專員，似乎就是答案。但許多貧窮國家其實擁有可推動經濟的人力資源，只是這些人力資本往往面臨著難以克服的政治障礙，更不用說為了避免少數者獲得異常突出的成績或回報，而減少讓少數者將技能自由施展於工作上的政治激勵措施。
世界各國的發展極為不同，但無論是第三世界或經濟更好的國家，還是多數人具備更高技能或少數人具備更高技能的國家，那些企圖取得領導權或選票的政治家，為了贏得落後族群的支持，經常會提出以下四點：
1.向他們保證，落後絕對不是他們的錯。
2.向他們保證，他們的落後是因為某些在他們心中早就對其抱有嫉妒與怨恨的部分進步團體所導致。
3.向他們保證，落後團體與他們的文化就跟其他人一樣優秀。
4.向他們保證，社會經濟與利益的「應得份額」是落後團體所需要且應得的，有時輔以某種程度對過去不公義事件的補償，或給予「大地之子」原住民特殊獎勵。
市場上的經濟競爭能讓那些信念與現實不符者，在經濟上獲得懲罰，但選舉中的選票競爭，則是讓那些主張不同於主流的人，在政治上獲得懲罰。此外，種族或民族領袖也會不計代價孤立自己領導的族群，即便孤立就是導致世界各地許多族群陷入貧窮與落後的最主要原因。
在那些落後族群集中於特定區域的國家內，這些族群的領導者更有動機將他們從更進步的區域分裂出來，如同斯洛伐克從捷克斯洛伐克中獨立出來，以及東巴基斯坦從巴基斯坦中分裂並成立孟加拉那樣。儘管他們會因為不再隸屬於經濟體更進步的一部分而遭受經濟損失，他們的領導者卻能因為成為一國之主，而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並從中獲益，也有充分動機在此一獨立國家內提倡民族自尊，無論這麼做會讓人民在經濟上更好還是更壞。人民或許也可能在心理上獲得益處，擺脫在經濟與社會上總是差人一截的難堪與恥辱。
在那些政治局勢不允許分裂的地方，落後族群的領導者則有充分動機鼓吹文化孤立，如同美國有些地區的法律或政策，規定必須用西班牙語教導西裔學生，即便他們的家長更希望孩子接受英語教育，好幫助孩子在美國的社會與經濟體制下發展。
所有美國種族中，文化上最為孤立的，或許就是美國印第安人的後代，他們仍住在保留區內，享有極高法律自治權，人均收入卻低於黑人、西裔或其他沒有繼續留在保留區內的印第安人。自一九八○年以後，住在保留區以外的美國印第安人（占美國印第安人大宗），其人均收入略高於西裔美國人；與此同時，住在保留區內的印第安人，其人均收入則大幅低於美國黑人與西裔美國人，甚至不到全美人口平均收入的一半。然而，保留區內的美國印第安人領袖們，卻小心翼翼地捍衛自己的特權，並在保留區的印第安人之間，鼓吹延續那遺世獨立的文化。
種族或民族領袖自然有動機去譴責進步族群是導致他們落後的主因。進步族群對待落後族群的態度，並不總是恰當且得體，因此，落後族群的領袖總能找到許多地方可怪罪，而這些事甚至不需要是導致進步族群與落後族群在經濟、教育或任何方面出現落差的原因。
在特定情況下，某些進步族群確實是導致落後族群落後的主因。但我們不能因為一個族群在經濟或其他方面比較成功，就有這樣的先驗（a priori）假設。即便在進步族群惡劣對待落後族群的地方（就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經常發生的），也依舊無法證明只要沒有進步族群的存在，落後族群在經濟上的發展就會更好。
古羅馬人對待被自己征服的古英國人非常惡劣。但這並不意味著羅馬人是導致英國人落後的原因。事實是，英國人在羅馬人抵達此地並征服他們以前，就是落後的，這才讓數量較少的羅馬軍隊能徹底壓制人數眾多的英國軍隊，無論是在戰爭當下，還是之後羅馬人的壓迫導致大規模英國人起義時。為了鎮壓反抗勢力，羅馬人屠殺了上千名英國人，領導起義的女王為了避免遭到羅馬人的報復，更自行了斷。但在現代，即便如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這樣的大不列顛愛國主義者，也會說「倫敦歸功於羅馬」，因為古時候的英國人還不具備創造出此等城市的能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時期下所存在的奴隸，沒有人會認為他們總是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因為有太多留存下來的證據指出事實就是如此。今日生活在美國的黑人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有共同的祖先，但前者的生活水準遠高於後者，並非偶然。這絕不能追本溯源地合理化奴隸制，就如同因為羅馬征服者留下的文化遺產而獲得優勢的西歐人後代，也不能回過頭來證明羅馬人殘酷鎮壓的行為是正當的。
同樣地，如今落後的個人或族群，也不能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的落後，歸咎於祖先曾經遭遇不公義的對待，尤其當他們因為這些不公義而能於此刻享有意外的文化益處。「道德」譴責不等同於「因果推論」，儘管這兩者經常被結合成一個在政治上足以魅惑人心的議題。雖然在政治上，特別是意識形態上，傾向於結合道德與因果來解釋經濟差異，但世界各地許多山地人們之所以陷於貧困，並不是因為有人衝上山搶走他們的財富，而是因為自始至終，山地裡的人們製造出來的財富就比較少。西班牙人掠奪印加人的財富，則是一樁可怕的例外，就經驗來看並非常態。
關於過去，我們唯一能明確指出的就是──歷史不能改寫。當過去與現在的國際局勢都顯示，與同代人建立並維持好的關係是種挑戰時，某些人卻想像自己能承擔改寫歷史的艱鉅任務，不挑起活著的人之間的危險對立，糾正早已作古之人的錯，這著實令人難以置信。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現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在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校教授經濟學，亦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其研究主題從經濟學涵蓋到歷史、種族、社會政策、思想史，並以自由主義保守派的立場為媒體撰文，著有《謬誤與真相》、《偽歧視》等著作三十餘本。索威爾向來擅長用理性、客觀的角度分析複雜的社會議題，即便身為美國黑人，他仍極力反對黑人特權，認為福利政策正是阻礙族群進步的主因。其一生獲得許多榮譽，包括法蘭西斯．鮑伊爾獎（Francis Boyer Award）、布萊德雷獎（Bradley Prizes）、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肯定其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領域的成就。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