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論叢之四提出香港人是「中英雙重皇民化」的產物，這固然可以理解為「在我們身上包含著世界上兩個最重要文明的文化基因」，但因為我們是位於嶺南之南一隅、透過千百年中英殖民統治而間接獲得那些文化因素的，所以除了好的東西之外，還遺傳了不少雜質和渣滓。因此，看待香港文化，我們不能單講承傳，還需明白到有大量而細緻的批判和建設功夫要做。那些雜質和渣滓，包括具體一件一個的文化物，更包括我們面對這些文化物時的意識和潛意識。舉我們香港人的語言為例，就可説明清楚。首先聲明，我説的批判，其實是站在意識形態以外的持平分析，就算是用了例如「皇民化」這類詞語，也是只取其客觀部分、不帶褒貶。
語言的形成有兩種因素，一是生理心理内育的，一是家庭社會政治外加的。後者是本文討論範圍，包含了我們對自身語言的好惡、應用範圍和認知立場，以及我們生活裡各種政治和權力機構對語言的規範。
我首先不談政治因素，只從語言科學的觀點講甚麽是香港人的母語，再論述中英殖民政權對這母語的規範，以及這種規範内化到了香港人語言意識的甚麼程度。
自英港殖民政權在戰後逐步普及教育、從小一起要求英語學習那時起，香港人的母語便逐步偏離粵語，大約在七八十年代已明顯過渡到一種一般生育婦女都講的、在每兩代人之間緊密承傳的自然語言；這個語言包含了英語、華語及港人自創的語元，例如「baby洗petpet啦咪喊」 。學術上，這個語言可歸類為克里奧爾語（creole）或混合語（mixed language），兩者如何區別，語言學家還沒有清楚定見；我稱這個年輕的語言為「香港話」，其主要構成語–華語和英語–都同時提供大量語詞、文法和音韻，混成的比重視年齡、學歷、職業和社會階層等因素因人而異。
這樣構成的「香港話」是一種很奇妙的語言，有本身穩定的、不同於華語及英語的動態語法規範，掌握此語的人能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本能地調校兩者的比重、發音和其他語言特徵。一個只諳華語或只諳英語的人，無法與講地道香港話的人達至「雙向溝通」（mutual intelligibility）；香港話和華語、香港話和英語這兩對語言，因此都各自滿足了語言分類學視為區別不同語言的充分條件。這是從語言科學的觀點而言。
但很不幸，由於受到英港和中港兩個殖民政權長年政治壓抑和歧視，講香港話的人被譏為「兩頭不通」，連粵語正統派人士也指摘講此話者「咬字唔正」、「多懶音嗲韻」，香港話於是淪為三等、四等語言，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地位比粵語更低，無法向高雅方向發展，甚至講此話者自己也鄙視自己，那便是港人被「中英雙重皇民化」的最典型例子。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廣泛深入–大家看看，我為甚麼剛剛寫的是「最典型例子」而不是華英混合的「最typical嘅example」？
真要講語言政治，應該這樣看：2019年之前，當大多數香港人還相信一國兩制、承認中國是香港的最終主權國的時候，說「我們的母語是粵語」，雖然從語言科學的角度看已經是錯的，但從語言政治的角度看，還可勉為其難，因為那時要抵抗是北方官話普教中；説到底，堅持一國兩制不過是堅持了中國的一種地方主義。但是，2019-2020 期間，香港人主體意識已經躍然而起、全面確立，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國族認同。今天，我們的第一政治綱領是光復；假如仍然說「我們的母語是粵語」，難道我們要的是把香港光復到中國的一個省裡再搞一次地方主義嗎？
當然，我們不是全面反對粵語；在廣東發生的粵語運動我們大力支持。在中國内部，分離意識不能浮出水面，提倡地方主義所以是好的，但我們香港人已經超越了那個境界。
今天，在透過多年艱辛付出、建立了自身的身份認同之後，香港人需要提倡的不再是粵語，而是與中國語包括其各種方言都大異其趣的香港話。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在語言環節裡日益自覺地把包括粵語在内的中國語看成不同程度的「他者」；捨此不能建立健全穩固的「香港人」這個「我者」觀念。不如此合語言科學之力與中國意識劃清界線，對著文化實力和政治攻擊力比我們强大千百倍的中國，新生的香港人主體性不可能存活，而必然走上像台灣那批49年大陸難民終了要和中國統一的下場。誠然，達至無有他我之分的「一個世界」，乃崇高終極理想，但現階段絕對化地要求不分他我，卻是一種錯誤；君不見2014年民主陣營裡反驅蝗者的荒腔走板，結果和梁氏統治集團對了完美口形？
不錯，語言的一個作用是溝通，但它的另一個作用卻是區隔，在甚麼時地應該强調哪一個，要看場景。我舉一個以語言作防守性區隔、盡量切斷與他者溝通的實例。2009年耶魯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斯科特（James C. Scott）發表了一本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他的研究對象，是生活在橫跨中、印和印支五國、面積比歐洲還大的地域（他稱之為 Zomia）之内、海拔一千英尺以上亞熱帶森林裡的「高山族」。
大家都知道，台灣和海南島都有所謂的「高山族」；奇怪的是，為甚麼這些族人好端端平原河谷海岸那些經濟富庶且生活方便的地方不住，卻要跑到森山野嶺裡與禽獸為伍？答案很簡單：他們世世代代本是住平原的，卻因受到帝國殖民入侵像香港人一樣失掉家園，之後節節敗退，最後被迫上高山，成為人類學從來沒有的「高山族」（有些這樣的人被趕到海裡，成為蜑家/蛋家，香港人則是被趕到發達國）。斯科特研究的「高山族」，是在大約兩千年前開始，給逐步迫上高山的；他們要逃離的，主要是漢族、尤其是明清兩朝夾中國政治軍事勢力南來的漢殖民政權，以及印支半島上的緬、泰族政權。
根據長年的在地研究，斯科特得出的結論是，這些「高山族」都可謂現代意義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願生活在殖民政權底下，不願交稅、做徭役、忍受官僚壓迫、被同化到某種形式的國家結構（state）裡而寧願逃到政權不易伸展到的深山野嶺，為的是保留個體自身的獨立與自由。「他們利用自身的文化、耕種方法、帶平等主義的政治組織、神司領導的反抗運動、甚至那沒有了文字的語言來分隔開他們的社群和那些想吞沒他們的政權。」
「那沒有了文字的語言」是怎麽回事呢？斯科特指出，這些被壓迫的民族本來是有使用文字的，雖然文盲的是絕大多數，而掌握文字的，多半是生活在這些民族和漢、緬族交接線上的一些買辦階級；他們用的書面語是一些含漢、緬字元的pidgin 。這些能書寫的人相對富裕，在漢緬勢力範圍裡也可以生存得不錯，所以多半不會上山；願意上山的，也會發現在山上的政治環境裡，他們的書寫能力沒有多少價值，久而久之也就消失了。但是，斯科特進一步指出，這些「高山族」至今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字，很可能是一種自覺選擇。他們還在平地上生活的時候，文字最根本的功效是讓政權把他們納入控制範圍裡 。
試想，一個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的群體，是很難有效納入政權的戶籍裡成為徵稅和攤派徭役的對象的。同樣，一個人如果沒有名字，政權就很難通緝他，尤其是在沒有攝像技術的時代。語言可以用來溝通，但能溝通就有被政權網羅的危險，那些 Zomia「高山族」於是索性不要文字，上山之前把一切文字記錄銷毀；只有口語的語言於是產生一種區隔、保護的作用。這不能不令我們肅然起敬：原來，自由並不是西方文明知識人獨有的概念，而且為了捍衛這自由，有些東方人可以去到好盡！
當然，處嶺南之南一隅的香港人漢化程度，已經不能像上述那些「高山族」那樣擺脫含漢語元素的語言；故上述研究只能説是提示了我們：在滴水難抗汪洋的情況底下，香港話每進一步從華語異化，都有利於我們與中港殖民政權區隔，强化我們的自身認同。因此，所有的「咬字唔正」、「多懶音嗲韻」等語言異化，其實都是有用的、好的。但要大多數香港人接受「反語言大一統」、與自己固有的語言觀念背馳不會容易，因為那必須自覺破除很多定見、摒棄那些在我們過去爭取進入社會中上層過程裡接受了的各種皇民化荼毒，返璞歸真，從新認識、珍惜語言最根本的發展規律就是「約定俗成」，而這一點，卻正正是政權的大忌！
香港話還在發展，特別在海外。不少人擔心自己每天講的香港話，會包含越來越多的外來語，到我們的下一代更不必説。但我認為，那主要是香港話的進一步與華語異化，在兩至三代人之間也不會因此令之完全消失。在思考香港話該選取甚麼演化方向最有利於延續並强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我提議多瞭解日語的發展歷史並從中借鏡。日語的來源問題很複雜，學術界百年來眾説紛紜，有認為是阿爾泰語系與南島語系碰撞產生的一種遠古混合語，後來又加入了大量中古漢語元素，但今天的語言學家依然無法把日語歸類，只好認定它自成一家。可以想象，古代日本或有一些「哈唐族」批評其他日本人讀漢字「咬音唔正」、「多懶音嗲韻」，事實沒錯卻不但無阻日語成為一種獨特的、優秀的語言，更成為了日語和華語之間的一個自然區隔。這也許才是最值得我們香港人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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