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帖子稱「想起了巴金晚年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深入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巴金說沒說過這種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親耳聽巴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他說的意思是，「中華民族的命運要由老百姓來決定」，這是很複雜的一個說法，不具有政治學含義，實際上在集權制度下，中國的命運是由中共決定的，除非老百姓有能力改變這個制度；巴金寄希望於「老百姓」，正包涵了這個選項。然而，空泛地寄希望於「人民」，則是一種民粹主義，恰好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思想來源；這種來源又導致「大規模群眾運動」，在中國有過兩次劇烈的試煉，令中共極度懼怕，它一定還會爆發，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和熟悉這個東東。】
為了這部《五四》，我們才有韶山之行，並且進了「滴水洞」。照我在劇本裡的設計，這次我們要好生說說「文革」這檔子事，去捕捉留在歷史中不肯泯滅的那些鏡頭，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女生們活活打死校長卞仲耘 、老舍 跳太平湖、傅雷 和鄧拓 的自殺；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採訪碩果僅存的巴金，聽他談「為什麼文革把人變成獸」、談「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 （巴金《随想录》）。
一、「老百姓」是什麼？
1988年歲尾，《五四》攝製組離開安徽績溪，經甯國、廣德、宜興、無錫、蘇州，深夜抵達上海。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匯》月刊報告文學編輯嵇偉，陪我赴武康路113號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過《收穫》主編、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探試，可否採訪老人。李小林後來通知她，巴老聽說是《烏托邦祭》的作者求見，就答應了。我們進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兒子李小棠應門，他領我們走進一間很寬敞的客廳，巴老坐在一張輪椅上。我向他請求電視採訪談「文革」，他答應了，但他卻問我《烏托邦祭》怎麼寫的？然後他看著我，反覆說一句話：
「要看老百姓怎麼想，要看他們願意怎麼樣。」
我當時沒聽懂他這話的意思，所以也沒回應。事後，時間隔得越久，這句話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蒼涼、深刻，竟是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只能由大多數老百姓來選擇，即使所謂「民主」，也不過如此。如果大家選擇遺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然而，很多年之後，我才慢慢釐清，巴老的說法，具有崇拜和懼怕民粹主義的兩重意思，他自己就曾經置身於這兩種境地之中：謳歌「抗美援朝」和經歷文革批鬥，他在高壽之年仍不懈地探索，但是這個思想泥潭非常可怕……。
二、「民粹主义」流變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濫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來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書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於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為「十月革命」和列寧式政黨的思想來源。民粹主义有三個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張徹底消滅這個階層。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對「不擇手段」尤其心領神會，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於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發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內的七十年罕見暴政，有研究發現，其慘烈後果包括導致俄羅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長期低下。
三、「多數人暴政」
無疑，「民粹主義」三要點也是被中共完全繼承下來的，但毛澤東放膽玩弄「大規模群眾」如文革這類把戲，則是蘇共不敢望其項背者。毛澤東是一個搞「多數人暴政」的老手，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
毛的訣竅是在不同時間里，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多數」能夠為廣泛的過激行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義，但破壞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以更大的權威來恢復秩序，這是法國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侖專制的道理。中國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別，最高權威毛澤東不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權威始終沒有被懷疑過，以至社會的法紀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淪喪的境地。
「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施暴者」行為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里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
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又如在廣西發生大量吃人暴行，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御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人相食」了。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戰。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里被輕而易舉摧毀了。
四、兩場「抗爭」走向反面
文革和八九學運，兩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兩者最後的制度化結果，並未對民間社會存留什麼積極的遺產，反而是刺激了中共體制處理「民粹運動」的馬基雅維利技術。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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