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按：當年中共批《河殤》，「藍色文明」就是「崇洋媚外」的代名詞，而《河殤》抨擊「內陸取向」，貶抑西北和黃土高原，遭到「攻擊延安」的指責，王震甚至要殺我，今天還恐懼海洋的人是誰？恐懼海洋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一種「内陆性」政治做支撐的，余英时教授最早提出這種觀點，他有一篇文字，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而且他也使用了「海洋中國」這個名詞，雖然他並不同意《河殤》的反傳統傾向。】
原標題：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天下雜誌》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了《發現台灣，一六二〇――一九四五》的特刊，我讀後非常感動。這不僅因為它的取材廣博、觀點新鮮、敍事生動，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它是一首史詩，而且是由三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汗、淚和血交織而成的史詩。《天下》在讀者熱烈的反應之下，決定把它印成單行本。承編者的雅意，要我寫幾句讀後感以代序言，我不敢推辭這一光榮的任務，因為我恰好可以藉此機會對於編者的孤懷深識表示我的最誠摯的敬意。
《發現台灣》的專輯是以「追溯台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探討國家現代化的條件為緯」而設計出來的。在這個設計之下，編者把一六二〇到一九四五這三百年的台灣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大陸漢族開始向台灣移民到鴉片戰爭；第二個階段是從中國的門戶被西方打開以後到甲午戰爭；第三個階段則是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這三個階段，層次分明，大有助於一般讀者對台灣史的理解。
海洋中國的出現
我現在想把台灣崛起的歷史背景推得更廣更遠一些。我曾經說過，從中國史的長程上看，三百多年來台灣一直扮演著海洋中國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學家都承認自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內陸農業的文明秩序，另一個海洋中國也開始出現了。海洋中國的出現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經濟史的背景，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在這裡細說。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經濟史的背景
經濟史的背景則可分為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消極方面，中國大陸的土地利用在十二世紀已達到了極限，而人口的壓力則在不斷加重。因此福建和廣東沿海的人開始向海外謀生，有的經商，有的開墾。積極方面，海外貿易的巨大利潤不但吸引了一般人，而且也使許多豪門巨室趨之若鶩。明代法律雖嚴禁人民「下海通番」，但十六世紀以來違禁者越來越多。及至隆慶（一五六七至七二）「除販夷之律」以後，海禁便比較放鬆了。福建沿海的人民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情況下「發現台灣」的。根據《明史》（「外國四」雞籠山條）的記述，好像十六世紀末便有福建漁船到達基隆並「往來通販，以為常」。稍後荷蘭人佔據了台灣，中國貧民已開始前來墾荒。中國官方在崇禎中更曾有計劃地運送大批福建饑民到台灣開闢耕地，由於收成非常好，消息傳回福建之後，「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見徐鼐《小腆紀年附考》卷二十)。
公開鼓吹海外貿易
總之，我們必須從十六世紀中國向海外發展的那股巨大的動力中去認識當時中國人「發現台灣」的歷史意義。我們當然不能在這裏進行任何具體的論證，但是我們祇要稍稍翻閱一下張燮的《東西洋考》、張萱的《西園聞見錄》、張瀚的《松窗夢語》、何喬遠的《名山藏》和《閩書》，以及《明經卅六編》中許多有關「開海禁」的奏疏，我們便不難對這股中國史上的新動力有一個概括的印象了。在中國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多的官吏和士人為海外貿易公開鼓吹的。有人甚至把海外通商所獲得大量金錢說成「公私兼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周起元語，見《東西洋考，卷首》）「天子之南庫」是一個嶄新的觀念，祇有在東南海市大興以後才能出現。
海上政權
《發現台灣》以「台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這是很有眼光的處理方式。我們在上面雖然分別說到政治史和經濟史，但這是為了分析的方便而設。在現實生活上，政治和經濟當然是分不開的。台灣進入中國政治史的長流始於鄭成功時建立明鄭王朝，然而他的政治憑藉並不僅僅是武力，而恰恰是十六世紀以來的新的歷史動力――海上貿易。鄭芝龍、成功父子兩代當時壟斷了中國的海上貿易，他們的戰艦最初也是為了保護商船而發展出來的。所以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完全靠海上商業力量建立的政權，它象徵了現代海洋中國的開始。
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撓。清代嚴禁人民渡海入台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但是海洋中國的潛力畢竟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長期壓制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福建和廣東沿海偷渡來台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因此，據一份官方報告，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台灣府屬實在土著，流寓民戶，男婦大小共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名口。」（見《明清史料》戊集第二本，頁一二八）這比清初的人口增加了好幾十倍。由於乾隆末年禁令放寬了，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的台灣人口已增至二百萬。可見短短三十年中至少有一百萬人從大陸移民到了台灣。這一重要事實為海洋中國的巨大動力提供了一項最清楚的指標。
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著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藉。東南亞華僑社會的出現和成長以及台灣的移民史都提供了生動的見證。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這部《發現台灣》中也包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足以說明這一發人深思的現象。
轉向海洋
《發現台灣》的敘事到一九四五年為止。但是台灣真正成為海洋中國的尖端則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這又是歷史表現了一次奇詭。五十年代初期的台灣政治史看來幾乎是三百年前的翻版。然而歷史畢竟不重複自己。一方面，二十世紀中葉的海洋中國已發展成熟；另一方面，它和海洋世界也完全融成一片。內陸取向的大陸政權再也沒力量阻止海洋中國前進的步伐了。不但如此，我們還有理由相信，海洋中國的尖端已大有助於扭轉內陸政權的原有取向；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也不得不轉變為海洋取向了。如果說三百多年來的台灣發展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歷史的教訓，那麼我們不妨說，文化和經濟的力量是比較長久而深刻的，而政治的力量則是比較短暫而浮面的。但是海洋中國仍然是從中國文化的長期演進中孕育出來的。讀了《發現台灣》，台灣的中國人似乎應該想想，究竟怎樣才能培養出一種超政治的胸襟，努力建設一個海洋取向的中國文化的新秩序。
——蘇暁康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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