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我的日記裡還記著：
『余英時教授八月一日在睡夢中辭世，享年九十一歲。余太太晨起發現，叫來兩個女兒和東亞系的人，悄悄下葬於普鎮已有的余父母之墓旁，八月四日才通知香港陳方正，台灣中研院發訃告，大陸比我們北美先看到，孔捷生接徐曉詢問才來問我，只問打電話給余府沒有？他說他打過，余太太接的，只說了一句「睡了」就掛斷，我未打通。第二天我約王丹、康正果、胡平，借《光傳媒》平台追思余先生一番，我談得涕泗縱橫……』
忌日一年後，這次與陳奎德再追懷余先生，我談了四點：
一、與綿長歷史中人類活的生命接榫
在中國學社，我跟余先生余太太接觸最多，也是因為我們出了車禍，他們夫婦搶救傅莉、幫助我們，真是恩重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教會我如何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這份精神財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盡。
車禍後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里。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饑似渴，驚嘆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跡；
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
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至今，它仍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里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我覺得，這份精神財富，也是余先生研究考證陳寅恪當中發掘出來的，他發掘「文化遺民」，提出「文化氣節」，也通過洞穿歷史，尋找人的永恆精神，這是他關於「士與中國文化」、「士與現代知識人」的系列研究的一個新的拓展。
二、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
關於"天地闭，贤人隐"，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
『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覆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麽？（「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號）：頁36-38。』
余先生在另一處也曾非常感嘆地指出，從1989年的民運之後，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國的地位，使得中國這個「神州」出現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為這個因素，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快速地成為「識時務」的俊傑，拒絕對當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層百姓請命。因此，他借用易經當中的「天地閉，賢人隱」來形容當時的處境（註4）。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噤聲，是令人感嘆的事情，但這也與統治政權統治策略奏效有關。
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不但在經濟實力上持續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軍事等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余英時先生多年前憂心的現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梁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并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這是一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對它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回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
三、文化氣節
余先生對歷史洞穿，也反映在他對當代中國的徹底透視。他從年輕時代在香港寫政論、到哈佛讀書、教書，以至後來教書，從未間斷以政論文字分析時政、批評中國政治，當然也包括批評毛澤東和中共制度，其中也包括他對西方漢學界左傾、誤讀中國和中共的犀利批評，比如他對費正清中國論述的清理，那是對漢學界和美國外交界影響至深的一套話語。
然而，余先生更是在私人層面對這個惡制度保持了一種文化氣節。
有一年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
『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
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麽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據說，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禦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
『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曾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麽仁慈嗎？" 整整二十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癥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中國人中鮮少具備它。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四、儒家真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
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
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
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
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
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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