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政治文化中的「血性」以及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奴性」，在當下歷史大事件的展開中盡顯無遺。俄軍士兵在烏克蘭的殘暴，固然有普京的慫恿，但也有很深的傳統，中國大陸的「清零」鬧劇以及香港在此番「特首」更替中呈現的官場醜態和種種的兩面人伎倆，也是如此。那麼，我稱之為陸權政治文化傳統是怎麼來的呢？為甚麼人性都有「幽暗」的一面，但東方和西方的表現會如此不同呢？
新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關注地緣政治的全球史邏輯。從這個角度看政治文化的演變邏輯，我的第一個心得就是，陸權之爭容易陷入「你死我活」的僵局，而海權之爭則給「你活我也活」更多機會。青銅時代的崩潰與歐亞大陸北方草原馬背族群興起後對周邊文明的衝擊和征服，極大地擴展了陸權帝國的疆域，壓制了海權的政治空間。而把陸權邏輯推到頂峰的，就是成吉思汗帝國。在現代世界誕生之前，斯拉夫民族和華夏文明都臣服過這個帝國，而他們的生存策略，讓他們都得以在金帳帝國的灰燼中獲得重生。這個生存策略的內涵，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縱深和人口再生產潛力，「以空間換時間，以人命換天命」，熬垮善於以少勝多，卻解決不了帝國治理難題的蒙古征服者。當然，通過這個策略從馬上人的征服下存活過來的共同體驗，給斯拉夫和華夏民族的政治文化添加了更多的「幽暗」遺產，這就是無視人命價值和人格尊嚴，即所謂的「血性」和「奴性」。
但是，當西方文明借海權文化的復興而獲得了海洋爭霸的全球優勢之後，面對現代世界誕生帶來的全新文明挑戰，俄羅斯與華夏的應對策略卻出現了不同的嬗變。俄羅斯借助西方文明的各種文化資源，發揚了血性的一面，從被征服者，反轉為征服者，而華夏文明則在明末危機中，迎來了最後一個「征服朝代」大清。明朝沒有抓住基督教文明主動與華夏文明直接交往的歷史性機會，在血腥無序的造反文化與臣服北方的「奴性」文化之間選擇了後者。那麼，這個選擇是不是必然的呢？這是中國近代史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我傾向於認為中國錯過了機會，因為中國有大大超越俄羅斯的海路貿易資源，而對貿易的依賴，是發揚海權文化的關鍵因素。
如果崇禎退守南京並通過湯若望與梵蒂岡教廷結盟，華夏民族有可能超越俄羅斯而獲得融入現代世界的先機。討論明朝為甚麼會失去這個機會或不可能抓住這個機會，對於中國未來的路徑選擇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樣的討論會改進我們對歷史解讀的分析框架，超越制度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束縛。
儘管俄羅斯獲得了融入現代世界的先機，但俄羅斯從被征服者變成征服者，並未改變其政治文化的底色，即無視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因為支持這種文化的內外環境不是能輕易改變的，更重要的是，俄羅斯要保持自己文化身份的國際地位，以空間換時間、人命換天命的策略來對抗來自西歐的挑戰，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中國則因為大清人口危機的發生，更難擺脫無視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文化困境。
那麼，進入現代的中國，是否就不可能有另一條演化路徑，而只能有習近平強調的唯一的歷史選擇呢？當然不是這樣的。我將在下次評論中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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