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權帝國建構的現代世界所推動的全球秩序，並非是能用公平和道義來辯護的秩序，但對陸權帝國主導的政治秩序而言，海權帝國的挑戰具有極大顛覆性。這是因為，海權帝國向其他文明展示了一種「主權在民」的理念之可欲與可能的願景，這就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俄國和中國自殘和自毀的文化邏輯，乃至理解人類可能自毀的邏輯，都十分關鍵。
海權帝國對陸權帝國的挑戰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文化共同體身份認同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價值認同的挑戰。統治者當然要強調前者來維護秩序和既得利益，而反叛者則必然從「洋人」帶來的「自由」理念中獲得極大啟示和激勵。但無論是當權派還是造反派，都很難擺脫陸權帝國政治文化的束縛，因為這種政治文化不僅是一種符號，也不僅是傳承的故事，而是前輩從歷史災變中得以倖存選擇的生存策略。無論在哪個社會層面，改變這種生存策略的風險都是極大的，但「自由」的誘惑又難以抗拒，因為這種人類共有的文化本能深植於遠古祖先的生存策略留下的共有基因。
沒有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是否會走上一條更好的路徑？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我傾向於認為，聯省自治那段歷史以及後來一些省份和地區的自治成就，特別是閻錫山在山西的成就，也包括貴州石門坎的地域文化重建奇跡，可以支持這樣一個判斷，那就是沒有一戰和俄國革命，由地方文化精英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基督教文化精英合作推動的社會變革，很可能有利於現代社會自治的資源快速成長，從而不僅對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進入良性進程，而且對整個人類都帶來巨大的福祉和機會，儘管中國的政治版圖有可能會失去東北，且收不回台灣。
不難理解的是，俄國革命給中國急功近利的變革者帶來了一種似乎可以兩全其美的現代化方案：既能完成主權在民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革命，又不失去大清帝國的龐大疆域，更重要的是，避免中國分裂乃至被瓜分的「亂世」之災。我相信，這是「走俄國的路」能吸引如此多中國文化精英最深層的原因。歷史證明，俄中兩個陸權帝國選擇建立「紅色帝國」的生存策略來回應現代世界和海權文明的挑戰，不僅未能完成「主權在民」的變革，反而造成了空前的社會和人道災難。俄羅斯因冷戰失敗再度面臨解體危機，而毛死後的中國甚至發生過被「開除球籍」的憂慮。
中俄的改革派雖然在經濟市場化方面獲得了某種成功，但無法改變多元自治的道德和文化資源嚴重不足的基本格局。結果是，通過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獲得的財富急劇膨脹，俄中再現了托克維爾解釋法國大革命的邏輯，所不同者，在所謂「轉型」過程中獲得權力和發了橫財的新貴，更缺乏正當性，從而陷入「我將無我」的極度恐懼。我認為，正是權貴和平民對帝國秩序瓦解的恐懼，把普京和習近平這樣的人推上了權力的頂峰。兩人的共同之處，都是帝國秩序的維護者。兩人利用多數人對帝國崩潰的恐懼來攫取和鞏固個人權力，卻不得不選擇自殘自毀的治國方略，根本原因，就是陸權帝國以「人命換天命、空間換時間 」的生存策略來延續和擴張的內外環境，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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