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辭世。歿後大半年來，網上關於余先生的話題不絕，台灣陸續有關於他的出版物，連他平日的閒談都出了「談話錄」，掀起台灣和海外讀書界的一陣「余英時熱」。
新出版顏擇雅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收錄了余先生歷來對時政的評論文章和訪談，包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2020年書面回答香港某媒體的「展望香港的前景」。當時《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約一年，健康狀況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說為答所提問題花了許多時間，「但你們如果覺得不合用，就請棄之字紙桶中，我決不介意，不過請告訴我一聲，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沒有用。我讀到這裡，真是心有戚戚焉。從最自由的地方，淪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個是只在頃刻之間。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談話頗長，錄音整理後給余先生過目及補充。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我在前文中，曾說過深受徐、勞兩位教授的影響。但其實應該還加上一位余英時先生。只不過我與余先生接觸不多，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這句話若換一個講法，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關心中國、台灣、香港的前途。也許這是他以後更關注兩岸三地局勢的變化，願意接受關於時政的訪談和邀稿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說明人類社會的悲劇何以會不斷重覆出現的原因，也說明歷史教訓對人類社會是何等重要。然而，在專權政治下，歷史著述大都為當權者服務。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句是：「誰能掌握過去，就能夠掌握未來；而誰能掌握現在，就能掌握過去。」掌握歷史的話語權，對許多國家掌權者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亦可以喪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
圖1，1982年十月訪問余英時教授。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18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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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樹倒猢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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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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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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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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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搖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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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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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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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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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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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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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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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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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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