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文（John Pomfret）
【中文版後記】
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的幾個月，我為本書寫了一篇後記。很難想像過去四年，美國和中國糾纏交織的故事會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變化。由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川普總統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美中兩國的雙邊關係進入一個衝突和重新評估的時期。自二次世界大戰、內戰烽火使中國成為共產國家以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不曾如此波濤洶湧。
美中兩國領導人的教條意識相吻合，而兩國之間的競爭也加劇。川普和在他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大不相同，他擁護族裔本位的民族主義，將自私自利的企業精神和民粹主義結合起來，爭取白人勞動階級的支持。習近平的中國，則以仇外的大漢民族主義呼應川普的行徑。不過，中國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權的行為，使得川普囚禁難民子女的舉動看來像是一場兒戲。
川普當選之後，拆毀共和、民主兩黨自尼克森時期以來對中國的共識。昔日的共識是，美國別無選擇，需抱持其向來的使命，將中國拉進世界，並透過建設性的交往，設法與北京建立和諧關係。誠如一九六八年尼克森所言，中國太大了，不容聽任其「養成自己的幻想、懷抱仇恨，又威脅到鄰國」。川普的當選，代表上述對華政策的終止——至少暫時如此。
川普迫使美國承認早先的對華政策失敗，這毫無疑問該歸功於他。美國習慣於今天先付出代價、換取其實很容易遭對方毀棄的、明天會有良好行為的承諾；這種習慣未能產生一個服膺西方價值觀的中國。借用國務院前資深官員理查．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的話來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反倒教會狗在地毯上拉屎拉尿」。
然而，問題出在川普未拿出嶄新的、可行的範例來汰換舊政策。幸而知識份子對所謂兩國集團（G2）的幻想——即美國和中國注定攜手共同解決世界問題——已經消失。但在川普管理美國盟國的過程中，將美中關係嵌入美國在歐洲和亞洲同盟網絡的戰略選擇也消失了。
川普團隊正確地看到，中國的制度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掠奪性的制度。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是一名觀察敏銳的駐華新聞記者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他在川普政府的國安會服務。在他領導下，政府摒棄原先認為，中國這個國家正往自由方向演進的觀念。川普政府認定，中國是個意志堅定、不會更改的列寧主義國家。
列寧主義這種政治哲學，主張鬥爭並追求主宰他人。川普政府官員認為，北京試圖從地緣戰略、商業和科學上征服美國。與此同時，美國也天真地尋求與中國和平共存。依此觀點，當美國說「雙贏」時，中國人認為：「太好了，這代表我們將贏得兩次勝利。」
借用政治哲學家提摩太．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的話來說，川普團隊看出目前中國的專制主義將列寧主義和資本主義融於一爐，堪稱史無前例，這種政體是「對自由民主有系統的敵手，和二十世紀的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政權如出一轍」。艾許寫道，中國模式提供「亞、非、拉開發中國家走上現代化的另一條道路」。
美國透過二○一七年十二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重新釐清此一對中國的觀點。這份政策文件首次將中國列為修正主義強國、美國的競爭者。稍後於二○一八年三月，美國聯邦貿易代表發表的報告也認為，中國採行強制性技術轉讓的政策，目的是要萃取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產業精華，以便中國公司能毀滅西方企業，並非與其競爭。
美國轉向疏離中國，並不限於政府部門，而是遍及到整個社會。二○二○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民調顯示，約三分之二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意見，這是皮優從二○○五年開始調查此意見以來的最高比例。對中國抱持好感的美國人只有約四分之一，也是歷來最低的比例。美中關係的周期再次轉向指責和恐懼。
在中國，鐘擺也盪向仇恨和不信任。猶有甚者，川普擴大了美國社會內部的分歧，加上他對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的處理乖張無方，加深了中國得意洋洋的論調，而這種論調最初在二○○八年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中國的國營傳媒告訴民眾，美國和自由民主制度陷入無可遏止的衰退情境。
為了強調這點，奉行列寧主義宣示的「美國輸了，中國贏了」，每天晚上，所有媒體皆為國營的中國會在新聞播報中，比較美國與中國每日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美國已飆升逾十五萬人，而中國經常掛零。中國的社群媒體厚顏無恥地給川普取了個綽號「川建國」。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美國」沒那麼美麗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還加速倒退正面積極的變化，其原本使許多人對中國朝向更自由、更開放的社會演進抱有極大希望。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回歸極權主義的根基，並試圖再次驅除美國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共的觸角深入到私營部門內部：增強對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壓迫；壓迫慈善機構和環保組織，在其帝國邊區，如香港和新疆；將不同信仰的人士送進監牢。
在海外，儘管中國向美國承諾不會將南海軍事化，但中國仍將岩礁擴建成島嶼大小的航空母艦，俾能宰制這片百萬平方英里的航道；濫用美國大學的寬厚和開放性，竊取工業技術，增強其軍事實力ㄤ違反停止針對美國企業網路間諜活動的協議；並持續威脅，入侵民主的台灣。
中國政府愈來愈大膽，想將其「價值觀」散播到全球各地，並深入美國文化的核心。近一世紀以來，美國的電影和美國的籃球一直是美國軟實力流入中國的載具。中國電影觀眾對好萊塢電影異常著迷，以致一九五○年代，上海的共產黨當局懇求北京的黨中央，別太快禁絕美國電影。籃球運動由美國傳教士帶進中國，是中國年輕有力形象的核心，而熱愛運動、受西方教育的團隊成員，準備依美國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國。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決心逆轉影響力潮流，利用本身龐大的市場強迫變化。中國的審查人員確保美國電影製片業順從中國的意志，讓美國電影只呈現中國最正面的形象。
二○一九年十月，當NBA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總管達若．莫瑞（Daryl Morey）在推特貼文支持香港的民主人士抗議時，北京砍斷NBA在中國數十億美元的生意。二○二○年，也就是推特觸怒中國後，NBA在美國站上種族正義運動的最前沿，但其球員、教練和球隊總管們卻對中國的狀況保持沉默。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懷有改造中國的使命感。現在，他們面臨中國正在改變他們的可能性。
中共最高階層未公開承認，美中關係日益惡化，中國也有責任。共產黨師法一九八九年的劇本，當時，天安門廣場上演屠殺慘劇之後，鄧小平竟厚顏無恥地指控美國煽動示威活動。共產黨官員也在二○二○年說，美國造成兩國關係出現問題，美國人要負責改正。七十年前二戰結束、中共革命成功之後，美國陷入了「是誰導致失去中國」的激烈辯論。但在中國，除了少數中國學者，似乎沒有為誰「失去了」美國而陷入類似的爭辯。
確實如此，一些美國的老中國通已內化並接受了中國的立場。二○一九年七月，一群學者和前政府官員聯名發表一封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一九七○年代的芭芭拉．塔克曼認為，若美國肯與毛澤東來往，就可以避免與中國的冷戰。而這封公開信與她的理論一樣，否認中共對美中關係陷入危機有任何責任，而且認為基本上該被責怪的是川普。
信中雖然提出中國有些不當行為，但強調「美國的許多行動……直接助長關係螺旋式下降」。這封公開信責備美國仍然把自己當成中國的「家長」，這種看法是從基督教傳教士時代遺留下來的。中國是一塊空白，美國人可在上面書寫其未來。中國像「塑料」，在美國人手中可以捏塑。這種想法彷彿中共在其與美國關係的戲劇中，毫無任何作用可言。
然而，儘管川普採行的中國政策為對華新做法奠立基礎，但卻雜亂無章、有時甚至像是精神分裂。他對範圍相當廣泛的多種中國產品徵收關稅，卻未對北京的重商主義貿易慣例造成重大的變化。川普政府針對香港和新疆的一連串違反人權的官員採取制裁措施，但川普卻是美國史上第一位實際鼓勵中國侵犯這些權利的總統。
根據其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的說法，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大阪二十國集團（G20）高峰會議期間，川普告訴習近平，他贊成習近平將數十萬名維吾爾族穆斯林囚禁在已確認是集中營區的決定。
川普總統正確地主張，美國公司應採取行動，將美國的高科技供應鏈與中國脫鉤，並基於安全顧慮，他的政府試圖阻止華為科技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在全球廣建手機通訊5G網路。然而，川普在與習近平私下通電話後，也試圖取消對華為和另一家公司中興通訊的制裁。波頓寫道，這是川普「向他喜歡的獨裁者提供私人示惠」的習慣作風。
川普也採取行動，增強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他簽署立法以改善關係，也批准龐大的軍售案。不過，總統對於這個島國民主政府的支持其實一文不值。波頓寫道：「川普很得意地做出比喻，他指著他一枝鋼筆的筆尖說，『這是台灣』，然後又指著他的大辦公桌說，『這是中國』。」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川普最糟糕的本能。雖然中國共產黨未警告全世界及中國人民提防這種病毒的危險，的確應該受譴責。但川普將這種疾病稱為「中國病毒」或「功夫流感」，卻重新掀起了數十年來美國人對華人的偏見，將他們視為瘟疫和疾病的淵藪。十九世紀末，美國人被告知，中國版的梅毒比盎格魯版的梅毒毒性更強，現在的美國似乎又陷入類似的讒言。
川普政府也是近年史上第一個縮減交流計畫的政府，打破這些聯繫將隨著時間進展加深雙邊關係的假設。在歐巴馬總統任職的八年間，有一百多項政府支持的雙邊對話，但卻被川普政府終止了。川普政府的論據很簡單，從表面上來看也很正確；其認為從這些對話中，中國得到的好處遠大於美國得到的好處。然而，川普政府退出這些對話，未重新規劃，而是放棄了機會。
當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又不肯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時，他錯失了另一個機會。川普這麼做，傷害到美國施壓、要求中國限制製造溫室氣體，以及促成中國貿易做法遵循國際規則的能力。美國優先變成了美國落單、成為孤島。二○二○年拜登當選總統，讓美國有機會矯正其和中國的關係。雖然有人將拜登當選視為美國與中國關係恢復「正常」的一條路，但這樣的決定是錯誤也是不可能的。不過，拜登有機會從川普對華政策的廢墟中，「好好重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美國要在和中國的競爭中取勝，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拿出冷戰期間對付蘇聯的相同做法：亦即使自己的社會更繁榮、充滿活力，並重新建立民主價值的典範。誠如賈頓．艾許所言：「我們必須嘗試再做一遍，堅守說服他人接受，自由社會是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要讓那些擁有我們的價值觀、卻生活在不自由社會的人們保持信念。」美國若被視為虛偽或虛弱，便不會是良師益友，對中國而言尤是如此，而且中國一直密切觀察著美國。
第二個目標是，認識到美國需設法全方位地看待中國。美國可以捍衛香港和台灣人民的權利，並且尋求與中國合作以對付氣候變遷、流行疫病和全球經濟混亂。針對這個難題，川普的解決方案是切斷聯繫；歐巴馬的解決方案是重視氣候變遷、勝於其他一切議題。這兩種對策統統無效。中國將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生存問題上合作，因為這樣做符合中國的利益；並不是因為美國國務院放低批評中國人權的聲音，或者是美國海軍停止了在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
美國任何一項對華政策都應包含一個關鍵目標，即避免允許兩國關係中的挑戰引爆戰爭。這件事很簡單、不必贅言。但維持和平並不代表，要將西太平洋讓渡給中國的軍事和商業控制，也不應屈服於中國的要求、停止支持台灣。
維持台灣的民主燈塔發光發亮，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這是兩個世紀以來，美國與華人世界交往的最高成就。甚且，我們從美國派駐北京清廷的第一任公使蒲安臣的故事中看到，中國領導人不僅傾向將美國的任何退縮視為出於關切，而且看作是軟弱的徵兆，因而想得寸進尺。
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不僅因為有盟國和朋友。美國在亞洲的友邦，如日本、澳大利亞、南韓、印尼、新加坡、越南、菲律賓和台灣，應構成華府與中國交往的礎石。這些關係應該加強，而不是像川普那樣，三不五時就亂發脾氣、威脅撤走美國駐軍。
美中關係要走得長久，有個重要原則是互惠。若中方不允許外國公司在中國自由經營，並與他們的公司競爭，那麼中方也應該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若中國限制西方記者在中國採訪作業的能力，對中國媒體機構派在美國的記者也應施加同樣的限制。譬如，若美國發放一百五十張簽證給中國記者，中國也應准許同樣人數的美國記者到駐中國採訪。在過去幾十年，美國決策者陷入糾結，試圖解釋為什麼，他們搞出向中國傾斜的競爭環境。現在應停止解釋，並糾正偏差了。
最後，交往需從川普採行的脫鉤，回到美中關係的本質上。交往得到惡評並不冤枉，因歷任美國政府只注重過程的表象，如本輪對話中，有多少個聯邦官僚機構參加，而非實質內容。為了交往而交往，可謂破壞了交往。
但交往確實是往前走的唯一途徑；不是表面的交往或建設性的交往，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是顛覆性的交往。在不退出正面抵擋中國試圖在區域和全球範圍內擴大其力量的努力下，從氣候、軍事、公共衛生和控制流行疫病，到人權、貿易等一連串廣泛問題的交往，才是建立建設性關係的重要關鍵。
中國確實太大了，現在又變得太強大，以致不能聽任其「養成自己的幻想、懷抱仇恨，又威脅到鄰國」。儘管雙方關係陷入困境，而且注定會變得更加麻煩，但是追求和諧仍然值得努力。但是，狂喜的情愫不會使我們得到和諧；只有面對現實才可能做到。
我花五年撰寫本書。書中，我旨在訴說這個「無可迴避的共同大業」的故事。我住在美中兩地，在華府的國會圖書館研究，也在中國各地的檔案館蒐集資料。這兩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深厚，及過去模式能持續影響到今天的程度令我震驚。我每天沉浸在美國和中國商人、冒險家、傳教士、外交官、竊賊和革命家的故事中，這些人物打造出地球上所有民族間最為錯綜複雜的關係。
最初，商務貿易將美中兩國連結在一起；宗教、教育、藝術、文學、飲食和深刻的相互尊重等其他因素也影響了雙邊關係。隨著時間進展，這些因素相加相乘擴大影響，而且伴隨著美中兩國走向未來，還會衍生出更多、更強大的連結。是的，我清楚地看到了使兩國分歧的挑戰，但我也經歷了許多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兩國（以及個別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更加親密。
其中包括：中國的移民、經濟的相互依存以及文化的融合。儘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及美中關係陷入危機，二○二○年在美國留學進修的中國學生人數並未下降，這實際上就證明了美中關係的持久性。這些留學生人數約為三十七萬人，比起其他任何國家都多。
我也必須承認，我是美中關係的受惠者。我在一九八○年，即華府正式承認北京的次年，以學生身分前往中國，然後在過去四十年斷斷續續住在中國。我親身經歷歷史上最快速、最完全、最正向的此一經濟改造。我在中國結識內人，我們在美中兩地養育子女。我已習慣，即使在我們家的餐桌上，也必須小心翼翼走過這片危險淺灘。
我希望在二十年後，與來自美中兩國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坐下來，講一些更正面的故事，譬如我們如何唏哩呼嚕地一起吃麵，以及如何一起走過那些淺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也包括了我們一家人的故事和希望，而且是從美中兩國的融合中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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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摘 ►《美國與中國》導讀：如夢似幻，終究成空？從美中交往史找出未來種種問題的可能解答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與中國：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關係史》，遠足文化出版
作者：潘文（John Pomfret）
譯者：林添貴、陳榮彬
- momo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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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2020年美中關係史
本書榮獲2017年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金獎
本書從一個新國家創建、另一個舊帝國敲起喪鐘時的故事開始說起。美中兩國的交往早於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培里（Mathew Perry）率船艦要求日本開放門戶的「黑船事件」。1784年2月22日，美國的三桅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港出發前往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自美國建國以來，雙方即有互動，互相影響。中國不僅有廣大的土地吸引美國墾荒者，中國市場之夢也向美國人招手。美國的思想啟迪了中國人，將他們帶向現代化及外面的世界。美國的科學、教育理論和科技流入中國，中國的藝術、美食和哲學也往外流動。從此以後，雙方一點一滴逐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多元也最重要的兩國關係。
兩百多年來，美中的政客、商人、傳教士和女性深深影響著兩國的命運。從將基督教福音和教育帶至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到建設美國大西部的華工；從冒險運送花旗蔘至廣州換取中國茶葉的快船，到在南海和台海與中國不斷擴大海軍對峙的美國軍艦；美國與中國一直維持著戲劇性的交鋒，而且在兩百年前美中關係就已確立了此一模式：狂喜的迷戀和憤怒的幻滅。
「若要用一個模式形容如此令人難以理解的複雜性，或許可用佛教輪迴的概念來描述。雙方都經歷狂熱的魅力，產生希望，然後失望、排斥和厭惡，終究又回到相互傾倒。十九、二十世紀時，美國傳教士幻想將中國渡化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此時北京朝廷命官依賴美國，保護中國不受歐洲帝國主義和日本的掠奪。這兩個希望都沒有實現。隨著歷史之輪的轉動，新期望和不可避免的幻滅都交互出現。」
作者透過個人信件、日記、回憶錄、政府文件和新聞報導等文獻，重建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與中國交往中令人驚奇和悲劇的方式。本書屢屢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就回溯到或許是百年前的往事，一方面證明其論點，另一方面讓讀者透過清楚的脈絡，來了解美中關係循環往復式的宿命輪迴。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美中關係逐漸從原本的密切合作轉為競爭，到了2018年川普總統發動美中貿易戰，兩國距離敵對只有幾步之遙。美中關係攸關著世界的命運，現在是重述美國和中國此一歷久不衰故事的時候了。作者在撰寫本書時每天沉浸於「美國和中國商人、冒險家、傳教士、外交官、竊賊和革命家的故事中，這些人物打造出地球上所有民族之間最為錯綜複雜的關係」，耗費五年才完成這本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的著作，並成為了解美中關係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本書特色
- 立論中肯、觀察敏銳，生動地帶入有趣或鮮為人知的故事，相當具有可讀性。
- 拉開歷史視角，以宏觀的視野與宏偉的格局跨越個人記憶和國別史，企圖完整勾勒美中關係史，是研究美中關係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 透過個人信件、日記、回憶錄、政府文件和新聞報導等文獻，重建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與中國交往中令人驚奇和悲劇的方式，並以清楚的脈絡呈現美中關係循環往復式的宿命輪迴。
- 作者特別為中文版增補至2020年美中關係的最新發展。
- 收錄數十張珍貴而重要的歷史照片，別具收藏價值。
——The News Lens 觀鍵評論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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