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讀林行止先生的新書《政道滄桑》，這是一家香港出版社SHUN PO CO.LID出版的，封面包裝沿用台灣遠景版的風格，書脊標示「林行止作品集（105）」。鑑於林先生早前已宣佈封筆，這本書大概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本了，遠景未取得出版權，這有點意外。
這本新書與整個系列風格統一，內容是林先生一年來信報專欄文章的結集。因人不在香港，大部份文章我都錯過了，現在讀來津津有味，長見識，也助思考。
書未讀完，但讀到其中一篇眼前一亮。這篇標題為「全面崛興體制變，改寫國歌此其時」，鑑於現在在香港唱國歌已成「必修科」，而歌詞有令人「不明其意或莫名其妙的荒謬感」，「對國民教育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林先生認為改寫國歌刻不容緩。
筆者對此深有同感，以我接觸的身邊親友，大部份都有相同的想法，林先生的倡言，反映了一種普遍的認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本是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原是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曲。這部影片拍於1935年抗戰前夕，烽火連天，國難當頭，歌詞中充滿亡國感和血戰精神，按理只反映當時國情，缺乏宏觀長遠的包容性。立國之初，萬事倥傯，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作品，將這首歌臨時充當國歌，也是情有可原。
國歌應該體現民族精神和歷史文化傳承，要莊重雄偉﹑渾厚遼遠，能引起國人的崇高感和歸屬感，足以凝聚人民的共同情感和理想追求。「義勇軍進行曲」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月，唱出中國人浴血奮戰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當然是一首好歌，但當中共取得政權，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百廢待興﹕前景光明之際，一首充滿血與火﹑生死存亡意識的歌，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確是有「荒謬感」的。
林行止為此梳理了歷史上幾首少為人知的「國歌」，這些資料倒很有趣。最早的國歌是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出使英法，有一次出席國際會議，各國都有國歌，唯獨中國沒有，曾紀澤便自己作詞，請人譜曲，寫了一首《普天樂》代替。後來李鴻章出訪，在俄國參加沙皇加冕禮時，典禮官故意宣佈「奏大清國國歌」，李鴻意很尷尬，當下起立清唱一首安徽民歌充數。李回國後選唐代詩人王建的詩，著人譜曲名之為《李中堂樂》。兩首歌都不能算正式的國歌，反映中國沒有國歌的難堪。
清廷第一首官式國歌是1911年的《鞏金甌》，作曲者為清末大才子溥侗，作詞者為嚴復。民國初年由教育家沈恩孚填詞﹑沈彭年譜曲寫成《五族共和歌》，不久袁世凱復辟帝制，又命人作一首《中華雄立宇宙間》作國歌。到段琪瑞政府，又有一首《卿雲歌》，直至國民黨上台，新國歌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的國歌《三民主義》，據說作詞是孫中山和胡漢民（有說是戴季陶﹑廖仲凱﹑邵元沖作詞），程懋筠作曲。
林行止的建言，中共當然不會聽取，民間反映也很冷淡，至少我沒聽到有任何回應。這首背離了時代精神的歌，與當代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無法引起更廣泛的共鳴，按理林行止的倡言應該引起更多回應，事實是悄無聲息。
原因何在？我想與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淡漠有很大關係。國是你的國，歌是你的歌，與我何關?如果到時到候「依法」不能不聽，那也可以無動於衷地聽，至於歌詞是什麼，旋律又如何，統統不上心。既如此，國歌長的什麼樣子，當然唔關我事，要改不改，何必多言？
中共建政後，奉鬥爭為圭臬，對外鬥其樂無窮，對內鬥也其樂無窮，《義勇軍進行曲》的殺伐風味，又無端端與現實合拍。改革開放後，國歌又別扭了，但無人敢動。
時至今日，突然放眼都是敵人，美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國內社會矛盾尖銳，暴力鎮壓又成常態，這時《義勇軍進行曲》的血火氛圍，聲嘶力竭的叫囂，又與現實若合符節，至此，國歌彷彿又不必修改了。
我們聽美英法的國歌，都感覺莊嚴雄渾，動人肺腑，即使不是他們的國民，聽起來也令人動容，因為人類的壯美情感能引發共鳴，國歌之用也大矣。
中共以鬥爭起家，以鬥爭治國，鬥字當頭，血光遍地，看來，在中共治下已不可能改國歌，要另立國歌，也是中共之後的事了。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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