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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

红轮:历史车轮下,个人与千百万人相连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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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轮:历史车轮下个人与千百万人相连的命运文:景凯旋  编:先知书店
如果说《群岛》是对斯大林体制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上升为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深刻反思。——秦晖、金雁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89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
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
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
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

▌索氏文学:传承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
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
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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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
有人将他看作是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俩都曾遭受过可怕的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

▌地下文学:一种为时代作证、抵抗遗忘的文学
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前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米亚特"(samizdat),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
这个词现在已成为前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
早在1956年,前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米亚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
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
后来,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官方没收时,发行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国内的萨米亚特组织。
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
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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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谎言:向世界发出声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
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
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含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
他在获奖辞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
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却用强权和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
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前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一部分。
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
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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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型作家:倾听上帝的声音,进行无畏地抵抗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另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
前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后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
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
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前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
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冷战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前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
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
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
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前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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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异端:伟大的作家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
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
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
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作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二十世纪的灾难有关。
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氏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
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
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
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
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份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前苏联斯大林时期"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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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隐喻:历史车轮下,个人与千百万人相连的命运
文学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
《癌症楼》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前苏联社会的缩影。
《第一圈》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通过破解语音,那个二秘最终被秘密逮捕。
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
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
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
"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
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一种对生存的感悟,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
▌作家的使命: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读。
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句式斩钉截铁,桀骜不驯,如同将一根铁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
这只浑身长刺的刺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基本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经过多年的流亡,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深切体会个中苦难。因此,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
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见?
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前苏联那些拿着高薪、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们,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
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
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
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
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
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而是人们太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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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
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赛亚·伯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语,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
在这点上,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他们也拥有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
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不再让那个劳动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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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老师曾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索尔仁尼琴。" 可以说,索翁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为了这一点,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决心把看到与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 而索翁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 
为此,新少数派&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红轮》,这套书: ◎"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本书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 ◎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 ◎经典稀缺:《红轮》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册,但因为目前已经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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