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曾說中國人創造新詞的能力驚人，這不，又出了個「奶嘴」，配套「巨嬰」，活靈活現描述中國人還在「口腔階段」，從人格到文化；然而我是通過吳亦凡事件才獲知「奶嘴」，真是孤陋寡聞。不過，奶嘴世代其實已經有抗議能力，或許也算公民社會吧？你瞧粉絲們包圍派出所的壯觀，中國的良心犯哪裡有這種群眾基礎？可是他們才是為了這些奶嘴們的基本權益坐牢的呀！吳亦凡沒準動了哪個高層衙內的奶酪才惹事，無足輕重，重要的是梳理這種文化的來源，貼一篇《膚淺的八十年代》，源頭在那裡。】
大陸的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種解讀，官方稱為"改革開放時代"，知識分子稱為"啟蒙時代"，西方稱為"中國崛起的時代"，老百姓則有民謠曰：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哄人，八十年代個人顧個人，九十年代見人就"宰"人。若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的心情去看那個十年，你會覺得那時的政治、文化皆如過眼煙雲，強人、黨閥、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領風騷沒幾天"，留下一筆糊塗帳就沒影兒了，誓如"四大青年導師"（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金觀濤）而今安在？"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變成了"小平你好狠"，但"十五的月亮"卻可以從雲南老山前線的戰壕，一直唱到天安門絕食營地；探索電影從"第三代導演"一骨碌滾到了"第六代"；總書記也罷黜了兩任；文學就更是眼花繚亂，流派紛紜，名家輩出，到九十年代民間戲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點心"的時候，《傷痕》作者跑到拉斯維加斯當賭桌发牌員，而王朔已經出全集了……你能找到的八十年代標記都是古董，一個十年就稀里糊塗過去了，但落腳的那一年終於是血肉橫飛。
這個十年的橫越，對於個人，比如我自己來說，有點象身體被甚麽龐然大物洞穿了，如一列快車風馳電掣突過，把我象紙人兒似的扔在原地飄蕩，某種被碾壓、被裹挾的感覺，同"文革十年"的無知狂熱不大一樣。如今隔著快二十年去找我自己，當初那個默默無聞的小記者，結婚一年便有了兒子，卻在家里呆不住，跑到洛陽龍門，去同一個石窟講解員靜靜的聊盧舍那大佛和武則天，如能按下性子來，或許可以在奉天寺和盛唐盤桓幾年；但魂兒總是被外面的世界鉤走，在這個大陸发瘋要現代化的門檻上，六朝故都和石雕都黯然失色了。八十年代初，我靠龍門石窟的稿子賺了一個報告文學獎，領了獎順道回杭州，在一個春雨朦朧的暮色里，打著傘逛進兒時熟稔的濕漉漉的鵝卵石小巷，竟是說不出的惆悵，連西湖也沒遊，就扭頭回了中原。
我並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原人，也許因此對這個單調、貧瘠、壓抑的平原流域很敏感，苦難聽得心里发顫、耳朵生繭子，卻又納悶人們老實沈默得象石頭，於是去找那壓在下面的底蘊，不久竟找到那條大河，開始走進我生命里黃色蔚藍色交織的一個混沌期。
我同河官、工程師、泥沙專家們聊黃河的時候，或者一個人蹲在豫西某個峽谷里，瞪著這條'漿河'象一大塊一大塊鐵汁一樣沈重的流體緩緩滑過的時候，不會想到甚麽"文化熱"、東西方文明，以及把共產黨連同老祖宗一道鞭笞；傅莉在鄭州安靜的養兒子，我們也都不會料到日後的風暴。中原是一個閉塞的腹地，從思潮到服裝，都比北京慢一個節拍，比港風台雨熏染的南方就更是土得掉渣兒。在京穗兩地風氣大開的誘惑之下，我有某種被淹沒在古老磨道里的恐懼，這可能才是創作的內在沖動。你的動機只有你最清楚，可是你總愛聽別人諸如評論家把你的動機解釋得很高尚、純潔才心安理得，如同後來別人給我冠以"憂患意識"之類的高帽子，其實全不相幹。八九年春天學生在天安門一鬧起來，我曾躲到上海幾天，偶遇福建一位作家，據說有神算之功，她就說我，你這個人寫東西，為甚麽總要把標題起得那麽不吉利，甚麽"殤"呀"祭"呀，你要有難嘍！不管神算是真假，卻讓她說中了。
不過，八十年代的浮躁、西化、反傳統，確還帶著深入骨髓的理想主義，只不過這種理想主義是五十年代的假平均、假美好﹙如上面民謠里"五十年代人幫人"那一句﹚孕育的，又在'文革'十年被徹底惡質化了的，毛澤東一個人的烏托邦，因動亂的亂喪而散落成無數人的烏托邦碎片，一同八十年代泛起的消費、娛樂文化相遇，便憑空升華了道德感。我也跑到豫南災區的小泥棚里、跑到廬山的雲霧里，去尋找五十年代大饑荒留下的痕跡；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躲在江西師範大學外籍教師招待所，以平均每天兩萬字的速度寫《"烏托邦"祭》，偶然到校園里透口氣時，迎面遇到無數的大學生，也不會想到他們不久就會鬧學潮，而比他們再晚一兩年進校的，將會是"可以說不"的另一代。世代或年代這種概念，很奇妙的把自然繁衍的生物性紐帶，斬斷為或是意識形態或是文化、社會性的不同裂塊，每一個下一代、或下一個十年永遠是陌生的。
還有那個時代的情感，憤世嫉俗是最時髦的。大概一個文革十年，生靈塗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來的八十年代非得成為一個出氣、泄憤的年代，可是媒體都在黨的手里，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記者、作家、導演們替他們出氣，於是耍筆桿兒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紅得還要快，大家賽著揭共產黨的瘡疤，鄧小平於是要"反自由化"。舞文弄墨者比較悲哀的地方在於，中國人是一個健忘的民族，你替他們把氣出得差不多了，他們就要看肥皂劇、聽調侃、唱卡拉OK、"玩得心跳"了。所以，八十年代把傷痕、改革、尋根、意識流等等樣式都"玩"了一遍之後，搖滾和"痞子"就崛起了，八八年冬天的一個全國青年文學大會上，分組討論的時候，京中文學批評家們對會議的話題毫無興趣，都在交頭接耳感嘆最近冒出來的一個怪才王朔，還都爭著发言大加讚賞，忽然，席間角落里站出一個小夥子來，往中間一戳，說道："我就是王朔，我那些玩意兒純屬開開心，瞧你們當一回事的，別玩兒蛋去了！"頓時全場啞然。
八十年代轟轟烈烈，卻很膚淺。同六十七十年代的黑暗、暴虐、慘無人道相比，它是明朗而又有點盼頭的一個十年，共產黨想用電視機、洗衣機換回合法性，老百姓則看著電視上的歐美很眼饞，氣出夠了就想要那個現代文明，從吃到說都想隨便，哪里是這個體制喂得起的？兩廂終於廝殺起來，死了一些學生娃娃之後，又都回頭去怪知識分子出了餿主意。於是，貨真價實的西方物質主義伴隨著九十年代降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便注定要被消解掉了。
從世代的角度來說，我是共和國那一代，紅衛兵那一代，上山下鄉那一代，也是八十年代"文化熱"那一代，這一代人到了九十年代很得意，從政從商，在朝的至少是司局長，在野的也能混個"大款"，不過到了九十年代末，快要被淘汰了。我則在八十年代就被淘汰。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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