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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7日星期二

劉瑜:政治的”可能”與”不可能”——比較政治學30講·結語

 周濂 布谷在歌唱
作者:劉瑜(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你好,我是劉瑜,我們的比較政治學30講,到上期為止就做完了。今天,我來和大家做個總結和告別。
在這裡,首先,我要和聽眾朋友們道個歉,就是我在節目的過程中,沒有和聽眾朋友們在留言區進行一對一的互動,主要是我實在是太忙了。在開始做這個節目的時候,疫情還比較嚴重,北京的學校都沒有開學,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在家帶孩子;節目做到後面,北京開學了,孩子倒是送走了,但是我自己也開學了,學校的工作也不能耽誤,所以確實沒有時間和大家做一對一的互動,還請你們諒解。
我們這個節目,30講下來,內容涉及古今中外,怎麼總結呢?我還是想回到這門課的標題,也就是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俾斯麥為什麼說這句話?據說,俾斯麥是在1867年一次談話中做這個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國統一大業成敗未卜的時刻。這時候,俾斯麥正在歐洲各國之間聯合縱橫,各個擊破,為了實現目標,他常常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為了爭取國內的民意支持, 他作為一個反民主人士,卻主動開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作為一個反社會主義人士,他卻完成了福利國家的奠基。
正是俾斯麥的這種靈活性,讓他贏得了「政治現實主義大師」的標籤。「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表達的正是這種「政治現實主義」主張。據說,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這樣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可行性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這個完整說法,更清晰地呈現了它的「政治現實主義」指向。

(Otto von Bismarck)

關於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我舉個例子。今天的中美關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指望兩個國家換屆領導人,就能通過運籌帷幄使中美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不現實,但是,如果兩國政府能夠趨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溫不火的和平,卻是可能的,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換句話說,政治是一種藝術,但不是一種魔術。
我剛才舉的例子,是在國際關係語境下,但是,政治現實主義放在比較政治學當中,也同樣適用。我們這個節目,如果說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或許可以被概括為:「政治創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邊界」。關於政治所蘊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個可能非常主觀的判斷,那就是:政治「可能」讓一個國家成為地獄,但是,它卻「不可能」讓它變成天堂。換句話說,政治所能抵達的上限不會那麼高,但是,它所能抵達的下限卻可以非常的低。
大家也許會對我這種「不對稱的」的說法有點困惑,為什麼政治可能讓社會變得非常糟糕,卻未必會讓生活變得非常美好?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政治可能扼殺所有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努力,但是它卻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會關係和個人努力。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生活變成一場噩夢。就像我們在「蘇聯往事」中講到的那樣,連奶奶都遠離孫輩,在家裡講話都要竊竊私語,而中央委員都不得不痛哭流涕地自我批評,但即使如此也難逃被批量槍斃的命運。
可是,另一方面,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只是制定一個相對公平遊戲規則——我前面講到過,一場球賽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遊戲規則只是一個必要條件,絕不是一個充分條件——為什麼?因為球賽踢得精不精彩,除了遊戲規則,還要取決於球員們技藝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一半,另一半則取決於社會、市場、個體的創造力與合作能力。這種不對稱,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現實主義」。
遺憾的是,在當代世界,人們普遍缺乏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意識。我們經常聽到一類說法,比如,「某某國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嗎?怎麼還會爆發衝突?」「某某國家不是國家能力很強大了嗎?怎麼經濟還沒有上去?」「某某國家不是已經換屆新政府了嗎?為什麼公共服務還是不行?」在此類的提問中,都蘊含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決一切難題,而政府有義務包攬所有人的幸福。
遺憾的是,政治沒有那麼神奇。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經濟學家索維爾的一句話,他說:經濟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為從來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麼呢?就是忽略經濟的第一原理。這話雖然是句調侃,但道理卻非常深刻,因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義往往忽略「約束」問題。
政治存在什麼約束?當然很多,我們這個節目就談到很多,試舉幾例。第一,社會結構的約束。當一個社會由極端對立的二元陣營構成、並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協精神時,鮮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圍。我們在講埃及的「裂痕動員」時,講到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轟轟烈烈的對立,如何摧毀了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是另一個例子,紅衫軍的人數優勢和黃衫軍的街頭優勢,使泰國政治陷入僵局。
第二,歷史的約束。在講國家能力的時候,我講到歷史上的戰爭頻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而這個影響可以延續千年而不倒。在講文明衝突的時候,我也說到過學者Inglehart/Welzel所畫的文化地圖,上面刻划著揮之不去的歷史烙印。
第三,地理的約束。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難以形成強國家的傳統,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使它步入經典的「資源詛咒」,而美國缺乏「天敵」的地緣位置,使其能夠相對從容地「先發展民主,後建設國家能力」。

Inglehart/Welzel的文化地图

但是,或許因為我是個「准文化決定論者」,在這個節目中,我強調最多的,還是「文化的約束」。這種約束在不同國家以不同形式體現:在俄羅斯,強烈的民族主義助推俄羅斯走向「不自由的民主」;在印度,「表親的專制」削弱政治競爭的真實性;在阿富汗,宗教極端主義的陰影使得民主轉型難以落地;在委內瑞拉,經濟民粹主義觀念的盛行,讓民主制度最終走向自殺;在泰國,對「程序正義」的蔑視,讓它難以擺脫不斷政變的循環。換句話說,當觀念的水位太低,所謂憲法就成了一張隨時可以撕掉的廢紙而已
我在節目中反復說到過一點:「政治在社會中」。其實,「社會」在這裡是一個籠統的表述,分解開來,就是「政治在社會結構中」、「政治在經濟中」、「政治在歷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中國人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樣,好的政治很難在逼仄的社會、經濟、文化、地理、歷史空間中長成參天大樹。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寫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間讓「大地舊貌換新顏」,這種心態,說好聽點,是一種浪漫,說難聽一點,則是一種懶惰。
真正的政治變革不可能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動,它必須同時自下而上地生長。在人們學會寬容、學會耐心、學會同情、學會從各種集體主義的輪椅中站起來邁出個體的步伐之前,沒有什麼政治可以成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給每個人一張船票,但是它無法、也不應該把每個人帶到他的目的地。

(共情与同情)

不過,政治現實主義並不意味著政治虛無主義。政治是有限的,並不是無用的。這一點,我在發刊詞中說到過,對比韓國和朝鮮、東德與西德、海地和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內瑞拉與20年前的委內瑞拉、今天的德國和80年前的德國,我們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為一種「藝術」的力量。相似的歷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會、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公平的遊戲規則未必會使一場球賽精彩紛呈,但它是一切可持續比賽的前提。
在節目中,我談到了「政治創造可能性」的各種路徑。比如,政治選擇的路徑——在南非,雖然社會結構極度撕裂、歷史記憶充滿創傷,但是新舊兩個政治領導集團通過妥協與分權,使南非實現了轉型的軟著陸。還有經濟政策選擇的路徑。智利身處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權政府倒台後,卻堅持了溫和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使得智利經濟成為拉美地區的佼佼者。我們還談到集體行動的路徑。美國國家能力的建構,和許多其它國家不同,不是緣起於密集的戰爭、也不是來自於發達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社會運動。在韓國,新的政治可能性則來自於觀念的變遷——當觀念水位不斷上升,人們甚至超越其經濟理性,為了一個更高的價值重新締造新的制度。
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我們發現,儘管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構成政治發展的約束,但這些約束不是牢籠,每個社會對其政治未來,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這個餘地一開始也許只有十釐米,但是,通過行動的勇氣與智慧,它可能擴展為十米、一百米、一萬米,直到打開全新的天地。哪怕從歷史深處流淌而來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個國家的胎記,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衝突」那兩節中分析的,文化不但可能變遷,在一個大發展和全球化的時代,它可能非常快速地變遷。
80年前的德國人,默許了納粹政府屠殺600萬猶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國人,成為整個歐洲最歡迎移民的群體;90年前的日本人,忙著刺殺一切有和平主義嫌疑的政治家,但是,當代的民調顯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願「為祖國而戰」的國民。40年前,香港人以不關心政治著稱,但今天的香港人,簡直是人人坐而論道。歷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絕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當然,反過來,政治在「創造可能性」的同時,也時常收縮可能性,把本來遼闊的空間從1萬米縮成100米、10米、10釐米。我們談到過阿富汗,70年代時本來處於現代化的入口,但是,極左力量的崛起引發蘇軍的入侵,蘇軍的入侵激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引發內戰,政治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一個國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窮水盡。我們還談到過伊拉克,薩達姆不是什麼伊拉克救星,他治下也沒有很多人想象的發展與和平,事實上,正是他把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拉進了無窮的戰火。我們也提到過津巴布韋,1980年獨立的時候,充滿希望、百廢待興,但是,穆加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義以及大權獨攬,讓一個非洲糧倉淪為通貨膨脹的傳奇。政治是藝術,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藝術。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藝術之間,是政治行動。行動需要勇氣,需要道德覺醒,需要有一個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著巨大的危險,從人群中站出來說:對不起,國王,你並沒有穿衣服。在關於「平庸之惡」的討論中,我講到過,惡的泛濫未必需要多少「壞人」,往往只需要幾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和無數「不假思索」的人,而要從「不假思索」出走,我們必須跳出「此時此刻」,獲得一個更高、更遠的視角,足以看到歷史深處的亡靈,以及道路盡頭的懸崖。
但是,政治行動不僅僅需要勇氣,也需要節制。泰國反復的政體振蕩說明,狂熱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毀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毀自由;而委內瑞拉式的經濟崩潰則說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繮繩,可以像海妖的歌聲,把無數船隻引向觸礁與沈沒。很多時候,比左右之爭、東西之爭、普世與民族之爭更重要的,是狂熱和溫和之爭,是斬釘截鐵和懷疑主義之爭,是感嘆號和問號之爭。
最後,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可能是因為我常常在公共領域寫作,而且我盡量用非學術化的語言和讀者、聽眾交流,所以我常常被貼上一個標籤,叫做「政治學常識的普及者」。說實話,我對這個標籤有點不適。為什麼呢?因為政治學幾乎沒有常識。你對政治學瞭解越多,就越會意識到,政治學沒有常識。
你覺得「民主」是常識,但是歷史上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麥迪遜說,「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會是一群暴民」;你覺得「自由」是常識,但是很多左翼往往會追問:誰的自由?哪有沒有階級屬性的自由?你覺得「平等」是常識,可是歷史上對平等的追求,常常帶來一敗塗地的悲劇。我能普及什麼呢?更多的時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謂「常識」,而恰恰是遲疑。
有時候,我會為政治知識的這種「原地踏步」而絕望。在其它領域,人類的進步令人驚嘆。直到現在,坐飛機的時候,我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人類怎麼這麼聰明?居然能造出這麼一個笨重的傢伙,而它能在天上飛十幾個小時?吃到改良水果的時候,我也特別感恩:他們到底對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麼,怎麼這麼好吃?全球氣候變暖運動的擴散,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溫度200年里上升1度,這麼微妙的變化,居然被人類發現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後果,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全球運動。有一年我看一個舞台劇,表演和特技、音樂結合得太完美了,我幾乎熱淚盈眶,感慨人間真是不虛此行。
所有這些文明的成果都讓我敬畏,但是,轉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洩氣了:雖然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呼風喚雨,但仍然會為能不能退出一個宗教打得頭破血流,為一句刺耳的言論付出沈重代價,為一句口號淪為無法退出的實驗品,為一場選舉而反目為仇。同一個物種,居然會同時如此智慧和愚蠢,偉大和狹隘,勇敢與懦弱。


不過,另一些時候,我又覺得,沒有常識未必是一件壞事。為什麼?因為如果知識是確切的,專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識的不確定性,讓我們需要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情境中不斷重返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歷史經驗,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並以這種思考成就人之為人的尊嚴。
如果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在建造一座層層累加的高塔,社會科學的知識則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推上去,掉下來,再推上去,再掉下來。或許有人認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種徒勞,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許正是對自由落體的抵抗。政治複雜到令人絕望,但也正是這種複雜,讓思考充滿樂趣,讓自由成為必要,讓未來湧現無窮無盡的驚奇。
好,我們的節目到此就結束了,再次感謝大家一路收聽到這裡,我們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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