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的咱跳舞危害社会了吗——虹星口述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三

 

他妈的，咱跳舞危害社会了吗？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三

 虹星口述  丫丫整理

虹星，1951年出生，16岁入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马列主义专业毕业，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资料室助教。胡佐林跳舞年流氓团伙案，第三被告，一审叛6年，二审4年。坐牢三年零一个月。

我们好人咋都跟这些地痞、二流子关在一块？他妈的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你看抓的尽是胡佐林这些军队干部的子弟，我当时感觉是共产党的天变了。

我和胡佐林（兰州军区副司令、陕西军区司令员之子）、熊延石（陕西军区政委之子）一案。胡佐林一案有六名被告：第一被告胡佐林，第二是雄延石，第三是我，第四王海生，还有郭志平和崔香楠（女）。起诉的时候我是第二被告，经律师辩护后我成为第三被告。

我们根本就算不得一个团伙，我和其它几个人只是熟识，在一起跳过舞而已，被抓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清楚自己和谁是一个案子的。给我的定罪一个提供场所，其实在我那里跳舞极少，也就是偶然一次两次。第二是提供录像。我当时在交大管理学院资料室，学校进了一批录像设备没人会用，说明书上光有英文，德文，日文。而我正好是学德语的，我就在那瞎捣鼓，一边看说明书一边翻译。

我是江苏人，1951年出生。我从小生长在部队的环境里，我父亲曾在省军区卫生处当处长，他转业后任交大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那时叫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文化大革命67年的时候我16岁，当时部队要招一些子弟入伍。我和我弟差一岁，我父亲就把我们俩都送去他原来所在的21军62师186团当兵。到72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部队又保送我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马列主义，上了三年半的学。我在部队当了15年兵，提了干。因为要照顾家庭，老婆生孩子我还呆在大山沟里，于是1978年我要求从部队转业，到了交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在那里当班主任，党支部书记。这时我作为教工，一边跟学生们又学了两年半马列，为了能看懂马、恩的原文，我自学了德文。这样我就有了6年的学马列的经历。我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背得滚瓜烂熟，当圣典一样的。

我被分到交大管理学院资料室工作，我很高兴这里的书和资料非常多。我那时候每月发的工资全部交给媳妇，我的零花钱咋办呢，我就时常投一些小稿子。利用资料室的方便，我三拼两拆弄一个稿子得几块钱稿费，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15块钱，那就觉得不得了了。就因为经常有稿子见报刊，80年代初我评上了助理资料员的职称，我准备再努力一把，评上中级职称。

那时候正是学校放假，轮我值班，一个系的整个一层楼就我一个人，这样看录像就比较方便。其实什么黄色录像？都是武打片，没有一个黄镜头。当时好搞到的都是武打片，有时朋友带着人很神秘地拿来一盘带，我们赶快把四周唔得严严的，声音放得小小的，看了半天没一个裸体镜头。这天熊延石来要借机子，我说借你一定要还呀，说好几天还你必须几天还，这可是学校的东西，万一让系领导知道，咱不就抓瞎了吗？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83年的8月13号，那天下着雨。我住在交大的宿舍，晚上送了个朋友，回来11点多钟刚要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我问：“谁呀？”这时我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以后会发生那样天大的事情。外面说：“你把门开开公安局的”。我心说你公安局的跑我这来干啥？打开门，他们说“谁叫李红星”？我说“我叫李红星”。他们说“把你的重要的东西都放起来，跟我们走一趟。”我就把手表还有口袋里的40块钱都放在抽屉里了，我问，烟可以带吧？他说烟可以。我就装了两包烟。我随他们走出来，外面下着雨。他们问我说毛毛（郭志平）家你知道吗？郭志平是在陕西计量局搞摄影的，他爸是西影厂比较有名的导演，我们曾在他家跳过几次舞。他家就在前面，我问去他家干啥？他们说只是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完事你们就可以回来了。我就带他们到了郭毛毛家，我对公安说，人家媳妇孩子都在家，你们先在门口站站吧。然后我把郭志平叫出来，公安还是那话，叫他把东西都放起来跟着走。

当晚直接把我们拉到市公安局三处，都在房沿下站着不准说话。我就纳闷：啥事吗？我们非偷非抢都是有工作有单位的人，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危害。呆了一夜人没问，快天亮了，开始一个一个叫进去，把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报上来，最后说：“行，你等着吧”。这天早上我们被拉到公安七处，七处是个劳教厂。一进去脑袋就大了，心想我们好人咋都跟这些地痞、二流子关在一块？他妈的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你看抓的尽是胡佐林这些军队干部的子弟，我当时感觉是共产党的天变了。这时我一看已是早上八点钟了，就报告管教说，我正在学校值班呢，让我去点个到再回来吧，至少要给人家打个招呼，让别人来替我值班呀。那管教劈头把我骂了回来，他说：“你这个犯罪分子，你还值班呢？值啥班！”我说：“谁是犯罪分子”？我就跟管理员吵了一架。

到了那天下午，管教把我拉出去打了一顿，就因为我上午顶了他。以前咱在外面不了解，原来建国34年来监狱里一直就那样，不能跟管教顶嘴，否则你准会挨打。他们才不管你有罪没罪？是不是冤枉的？而且他们下手非常狠。管教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管教穿着胶皮鞋，往水泥地上泼了一盆水，然后让我脱鞋、脱衣服。我脱得就剩个裤头，脸朝墙站在水里头，水是带电的。那个电警棍厉害得很，他拿电棒照着我的屁股，一下就把我打了一个跟头。“嗵、嗵”连打了我两个跟头，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心说这绝对是国民党渣滓洞呀，绝对不是共产党的做法啊，拿国民党那一套来对付我们老百姓，这是国民党给共产党上电刑了！恨得我咬牙，眼泪啪啪地掉，但咱不能哭出声，咱是当过兵的，你打死我都不会吭气，但是我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呀！自那次挨打以后，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根子。我16岁当兵，18岁入党，19岁提干，要不是老婆生孩子我还在部队上呢，他们就这样对待我这个共产党员？

我父亲在第二附属医院当院长，他早几天都知道了，上面要搞严打的运动精神都给他传达了，但他就想不到我们会有事。他想他儿子在交大上班，不是上得好好的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热爱党，热爱国家，这是基本的。不偷不抢不杀人，这是做人的底线。但是我们不知道在一起跳个舞，怎么能列为犯罪？

如果说现在国家要制定一个新的罪种，那就要给百姓提前广而告之，要明示，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还不能朔及以前。跟闯红灯概念是一样的，司机也要先学习，什么是违法、违规的。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把大家都撂进去了，连给人家补救的机会，改正的机会都没有，这纯属是侵犯人权。实际上这个从重从快搞严打，是根本违反宪法的。什么是精神污染？就算是精神被污染了，也提不上法律层面。完全凭着个人的意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独裁专制。

前三十年闭门锁国，我们只能做井底之蛙。不是邓小平敞开国门，我们老百姓怎么能去敞开国门？你不开放舞厅，你不把西方的文化引进来，我们不懂也不知道。我们以为就跟今天的电脑，新鲜的科技一样，我们接受电脑和科技（实际上人家都要比我们先进几十、上百年）。我们也接受跳舞和录像。我们是年轻人，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再说，我们跳舞给社会造成什么重大危害了吗？

到七处的第三天提审我，让我坐在那个小树林里的石头上，还给了我一只烟，提审员说，你把你的问题交代一下。我说我有啥问题？他说就是你们跳黑灯舞、贴面舞，还有你的录像问题，熊延石是不是借了你的录像机？就在这个时候我竟然还天真地要求说：“赶紧让我回去上班，我正在值班呢，我得跟人家学校交代一声。”他说你把你的问题交代完就可以回去了。于是我信以为真，就把怎么开始跳两步舞，竹筒倒豆子都倒出来了，包括我跟崔香楠的关系，关键是我曾用摄像机拍了我们俩发生关系的过程，是自拍，但没裸体，盖着被子啥都看不见，拍完以后我就抹掉了。连这个都说了，其实不说谁都不知道。我全部讲完了说你让我上班去吧。人家说你等着我回去研究一下。

在七处那一段日子不堪回首，拥挤、肮脏、非人待遇吃的是猪狗食。我带了一个部队上发的薄军被，跟大陆（陆树明跳舞另案）我俩钻到一个被窝里睡。号子里每天组织学习社论，要各小组汇报，蕙京鹏说李红星你给咱们写出来吧。我是学马列专业的，自然汇报得有条有理。

在七处呆着就可能被判劳教，而一但到了五处可就要逮捕、判刑了。一个月后我们是第一批被转到五处去的。我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和谁是一个案子，我们六个人：胡作霖，熊岩石，郭毛毛等一块走的，这时我猜测我们可能算一案的。除去前面三人，第四被告的王海生是交大的代培生，他没地方住，我就在我的宿舍里给他弄了一张床。那回抓人，公安让我带他们去找王海生。王海生为这事还埋怨过我，后来他也就理解了。人的脑子真的是可以被洗的，我们在里面整天读报纸，学人大常委会的严打精神，渐渐地就觉着自己是犯错误了，不应该犯男女错误，不应该跳两步舞，也不应该放录像，但是放黄色录像我到现在都不承认，根本就没看过一部黄色录像。

关在七处的时候，号子大，跳舞案的很多人都关在一起。到了五处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分别关押了，刚开始真感到孤独和恐惧。这里确实是真的监狱了，初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牢头狱霸号长让我面对墙蹲着，又“噹”地一脚踹上来，警告不许往后看，否则让你蹲毛驴。什么叫蹲毛驴？就是让人看小便池，蹲着弯腰低头看，有人看一会就会“砰”倒地晕了，那是氨气，有毒呀。号子里犯人整犯人的花样繁多，还有一种叫坐飞机，头顶住墙弯下去，背伸直两只手不能扶墙，弯得时间一长就会栽在地上嘴吃泥，年龄大的人还容易脑溢血。

后来我们跟那些管教混的关系不错，我跟范炳南（龙首村案）等几个人单独关一个号子，专门给管教们画画。有一天晚上，韩管让给范炳南给他画一幅好的，范炳南提出要两盒烟。我跟范炳南说，你这张画要画出来气势，把咱的心情给表达出来。老范酝酿了半天，然后把宣纸在床板上铺好，说这期间你们谁都不能打搅我，把水给我倒好。我们没人吭气，就看他一个人在那画，现在想起来那张画画的非常有气势，以后老范说那样的画再也画不出来了。画中的黑云，白云，流水，小船，小路上人牵着毛驴，气势很大。我对这张画印象很深。

我们这个案子是当时西安严打逮的官最大的孩子。熊延石父亲是省军区副司令。胡佐林父亲胡炳云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人，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陕西军区司令员。在中央的余秋里和谷牧为这事特地跑到陕西来看胡炳云，胡炳云始终是一句话：“我头疼的很”。开始我父亲也是到处找不到我，他不知道我进去了。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那天晚上逮我是在交大的宿舍。后来我父亲看到内参上面有我的名字，第三个就是我。当时我母亲听外面传说我是死刑，后来又传说是无期。家长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呀。在我们家绝对是正统教育，我在里面蹲了几年冤狱，出来后时有对共产党非议，我父亲都跟我拍桌子，不能说党一句坏话。我父亲为官非常清廉，结果我父亲就因为我这个儿子，觉得丢脸没到60岁就提前离休了。 

虽然我们这一案最早被甩到五处，但判的最晚。开庭时没让我们出去，就在五处里面审的。胡佐林的母亲找了军事法院的人来插手这件事情，如果拿到军事法院去，那我们整个的案子就不成立。为了争功请赏，这边当然说不行，说这是属于地方的事，因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胡佐林在西影厂工作，熊延石在陕西机械学院，崔香楠在商场，郭毛毛在计量局，王海生是个学生）。胡妈妈想让军事法庭来判，跟地方中法院闹得非常对立。所以这边开庭不敢让我们出去，害怕胡佐林家里会调个警卫连来。最终就在监狱五处院子里的一个房间里开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胡佐林第一个发言，他开场白说：“法官先生”…..只见那个法官啪一拍桌子：“什么先生？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叫法”！还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干部子弟就了不起，少来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低着头想笑，最早尊称先生的就是中国，尊敬别人为自己的先生和老师，怎么能是资产阶级叫法？真是胡说八道。从中还可以看出这样的审判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对立，个人情绪的发泄，而不是法律的审判。法官把胡作霖臭骂了一顿，胡佐林又说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就叫您法官吧，然后就替自己辩护一番。

在起诉书上我是第二被告，我的律师给我辩护说，李红星在这个案子里坐第二把交椅是不合适的，理由是：出借录像机是别人来找他借的，包括熊延石借的录像机，他都是被动的。律师那时只能这么辩，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不是说按刑法有罪没罪，够得上哪条罪。而是互相咬，把人家往上推，给自己的当事人往下辩，当时的律师都是这个路子，也只能是这个路子。

崔香楠的律师刘淑敏在陕西是有名的刘铁嘴，她的辩护词说，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从轻处理他，但是也不能因为他们是干部子女就从重，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而袒护他，也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女就发泄你的情绪，要根据法律事实来判决。

判决下来胡作霖一审15年，熊延石判了八年，我判了六年。胡佐林为什么当第一被告呢？胡佐林有两个男女关系，就因为这个当首犯了。熊延石有一个男女关系。我也是一个。王海生自己交代了五、六个，因为他是学生年龄小，他是第四被告。郭志平和崔香楠分别是第五第六被告免予起诉。他们家都是地方的，崔香楠父亲当时是民政局局长。我们这些人拿着判决书不服，妈的干了啥吗？咱偷了啥？抢了啥？把谁伤害了？我们跳个舞看个录像，就是犯罪？这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

我们这个案子即沾了胡佐林的光，又受了他的害，一直拖了两年半才判下来。我们上诉，又压了好长时间，二审我改判了四年。在五处已经关押了两年，改判后把我甩到机械厂。在劳改场里让我负责办报纸，一个礼拜出一期。写稿子要熬夜，每天晚上还有夜班饭。在劳改场里我没受罪。

在五处的时候我叫老母亲把德文字典送进去，我用德文写日记，反正别人也看不懂。在机械厂的九个月我又学了些法律知识，在里面帮人家写申诉材料，其中有两个死刑，因我写的这个材料被改判了。那个小伙子激动地趴在地上磕头，他刚刚19岁，给他安了六、七个强奸罪，那肯定是死刑了。他跟我说实际上就只有两个，女的不太愿意最后也没有强迫，其它几个都是他18岁之前的事。于是我就抓住这一点给他写了申述。律师一看说这监狱里头还真有人才呀，写得好，赶快递上去，第一审已经判死刑了，二审给他改判了无期。

跟马艳琴一个案子有一个叫王森的是测绘局的，那个人确实下功夫，每天晚上弄到两三点，一夜一夜学法律。他当时被判了15年，最后他给自己写申述减到10年了。他出来考了律师证，在陕西第一律师事务所。

我的余刑是一年多一点，第一次减一年，还剩两个月的时间。教育科长说，你走了这东西没人管了，等下次减刑再出去吧。又把我拖了半年，我在劳改场呆了九个月。胡佐林又坐了三年。

我还在监狱的时候，交大就给我来了一个开除公职的通知，判决以后就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我出来以后看到陕西省有个文件，说有职称的要恢复公职，我不正好有个职称吗，虽然是初级职称也是职称啊，我就拿着文件找到交大人事处，那个处长不错，说你先去管理学院上班，我慢慢给你办。管理学院没法安排我的工作。让我到交大的管理公司，公司有个硕士毕业生当总经理，我在底下跑腿。我86年出来，到89年还没给恢复公职，党籍也没有，现在也没给我，最后我就自己出来干了。公民的选举权我一辈子就遇到两次，一次是在83年前的单位，一次是在监狱。以后再也没有了，即使是做样子的公民权，在我身上也就体现了两次。

我出狱两年多后跟老婆离婚了，那时我们虽年轻却没有夫妻生活，她说我脏。第二次结婚女方比我小十二岁，生了个女儿，也离婚了。这实际也怪我，那时候我见啥都不顺眼总发脾气，可能是83年的后遗症，没地方发泄潜意识的。现在又有一个夫人比我小六岁。第一个夫人在武警医院正师级退休了，我的大孩子归我管。

我老婆的弟媳在一家企业管人事，她把我的档案调出来后，我把里面对我不利的都撕掉，包括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现在的工龄从16岁参军开始算。因为我是一个转业干部，部队给转业干部根据职称每月补贴三百多，现在我的退休金是三千多。

83年这个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不然我可能是个教授。走仕途也有可能，当时校长就打算叫我给他当秘书。83年的遭遇还毁坏了我的家庭，耽误了我的儿子的教育，因为我的事，我儿子不能上交大托儿所（那交大托儿所在全市有名，学前教育很棒）。这个事如果有谁领头，我也会跟着去，要求中央给我们平反。

我出国办护照的时候很紧张，就怕人家里面有显示，后来了解其实公安局就没有把这些跳舞案件进到公安局的档案。

一场多么荒唐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