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嘎玛
吴国光教授《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2020年4月在香港面世。在新冠疫情阴影依然笼罩，全球政治经济和数十亿人受其史无前例的影响的当下，这本英文版于三年前出版的书对中文读者而言，似乎非常切时。
一直以来，中文读者受制于一个困境：国内论者喜欢讨论宏大话题，但对于国际上的严肃论著往往缺乏了解；墙外的学者们，讲究学有专精，华人（人文社科）学者往往聚焦于研究中国，很少涉足甚至避免谈大论题，吴国光教授之前的论著也是如此。这本书则可以满足只读中文、关心世界的读者的需求，因为它参加的是全球大论题的讨论，同时带着我们所期望的中国关照。或许，当初作者以英文写作本书时，就意在带着自己的中国出身、对中国语境的了解和洞察，贡献于全球讨论的知识生产。
《反民主的全球化》讨论大话题，旁征博引，框架却很简明。只有七章，分别为：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下的制度重构 本书的理论框架，第三章 制度性垄断与内嵌式协同 资本的聚集性流通，第四章 人口流动/不流动、社会贫困与政治无力 被分割的劳动市场中的“经济人”，第五章 笼中无政府状态的形成 消费的标准化和消费者的原子化，第六章 全球不平等对民主的挑战 跨国社会分层的社会政治影响，第七章 结论。
为方便中文读者和国际学术语境接轨，吴国光特地增撰了“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对“国家”、“制度”、“民主”、“威权主义”、“公共物品”和“人类安全”这6个概念略加提点。如第一个关键概念“国家”，英文中至少有三个词汇，即country, nation, the state，中文一般都译为“国家”，作者之处，这三个词汇的含义其实差别很大，而把作为人民聚居体的“国家”（country或 nation）与作为统治体系的“国家”（the state）不加区分乃至混为一谈，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概念手法，也是中文里政治思维有待厘清的要害之一。“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这寥寥二千馀言，很能帮助读者清理被有意混淆和不求甚解造成的似是而非，理解重要概念翻译时的选择取舍困难，并警觉可能的误读。这样，即使读者没有相当的教育背景、不了解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政治经济学及其最新发展，还受制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羁囿和习焉不察的思维，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顺着本书的线索，一窥前人和时人的海量著作，领略作者在此基础上所展现的开创性、前沿性、乃至颠复性的思维和见解。
《反民主的全球化》破除了惯常的“左右”划分思维，以及这种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的基础——国家与市场对垒的默认模式。吴国光指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制度特点，是国家-市场连轴的出现、经济国家和混合市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这种分离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脱离其母国民主政治的外壳“裸奔”出去，而囿于国界的民主政治若想规管全球化的资本则鞭长莫及。这样，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被地方化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内手握选票的公民和供养国家机器的纳税人，则无法制约本国那些已经超越了国界的资本的运作，造成全球层面的“自由经济”缺乏政治管制。而经济国家——即国家直接上场到经济领域充当玩家、执政者需依靠经济指标来强化合法性或执政地位——的出现，使得每个国家也越来越像一个大公司。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功能虽然在后冷战时代增长，国际法也虽然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敌不过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旋。这使得资本为逐利的便利而流向高效且急需资本的威权主义国家，因为在那些地方，资本只要搞定了当地政府就万事大吉，威权政府足以压制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足以帮助和庇护资本避免或减轻百姓的质疑和抗议的声音，让资本不必付出在其母国所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时间的成本。由此，资本获得了新的领地，而威权主义也得以用本国的“制度优势”加上廉价劳动力，取得在冷战时代不能想象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并使民主国家在竞争优势上处于下风。于是，此前时代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依赖发生反转，在1990年代（后冷战时代）之后逆变为资本依赖威权、民主（国家）对依赖威权国家的资本产生依赖，国家-市场连轴取代了二者的对垒。
吴国光认为，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来避免时代错位。当国家对垒市场这样一种轴心已经不再存在，那种企图通过强化国家干预来校正市场失灵、弥补全球化缺陷的思路，不仅过时、而且无视实践中的有害结果和对社会认识论的扭转性影响，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厘清问题，反而局限或误导我们认识和应对当代挑战。
这些当代挑战，也就是《反民主的全球化》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本身和整个世界？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让创造财富，包括人类从大自然中攫取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将短暂的市场和民主的相互承认（也即相互制约）转化为资本迅速从民主金蝉脱壳，全球裸奔，为逐利而不惜进入权威主义的翼下，这不仅为民主国家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也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以及诸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巨大的生态困境，并使这些问题发展到看来已经超出了我们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层面、也不论是以民主还是以非民主的形式所形成的各种治理系统的应对能力。吴国光教授进一步问道，为什么全球化如此迅速地加剧了这些灾难？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诊断并改进各种治理体系以应对这些挑战？公共权力的集中会比民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将这个世界从这些危机中拯救出来吗？
“中国药方”被有些人视为一种选项。对此，吴国光认为，这个药方缺少实证上的有效性，或更准确地讲，它忽视并低估了中国式的经济繁荣的取得的代价和破坏，不仅给中国而且给给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态、政治和很多其它领域所造成的代价和破坏。“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建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之上的，它不过就是从全球化的大隐患之中获得了益处。换言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所能成就的，而中国发展的巨大负面后果，则典型地彰显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带给人类的问题、挑战和灾难。所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走入危机的苦果，而不是其解药；它的政治功效，在于发扬全球资本主义的恶以对抗公共利益，而根据本书分析，这正是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根源。既然如此，它怎么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选项呢？”
新冠疫情凸显了“人类安全”的视角，尤其是它作为“人类的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疫情先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继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让许多人都不得不看到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受的影响，分析不同应对措施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方式最初让人愤怒，继而一些人又因疫情曲线在中国被强力熨平、在欧美代价惨重而对威权折服、对民主怀疑。对此，吴国光书中的这一段话，彷佛就是针对全球抗疫措施而写：“……民主治理的这些问题对那些非民主国家的居民来说尤其被放大了，因为就信息的获取而言他们生活在一种吊诡的情形中：一方面，全球信息革命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资讯，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制度和技术上仍然处在他们国家的威权政府所实行的信息管制和监控之下。因为信息审查，他们在获取必要信息上要比民主国家的公民受到多得多的限制，要想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全面理解外国民主治理的现实就更不可能了。可是，他们也被卷入了全球信息革命，获得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从此前的信息完全不自由状态中部分地解放了出来，于是他们以为自己现在很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并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真相。这与先前他们身处‘前全球化’威权主义世界中的典型情形形成对照，那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此外，民主国家的传媒常常致力于所谓‘报忧不报喜’，就像常言所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则。可是，对那些生活在威权政治中的读者来说，这可以是误导性的，因为他们通常已经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当坏消息公布时，他们倾向于相信真实情况要比他们读到的更糟。因此，民主制度的较弱的国家能力，在威权受众的眼中，又比在民主的现实中更弱了。这样一来，这对削弱这些受众对民主的渴求上产生了一种加倍效应。”
《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篇幅都在分析让人沮丧的现实，特别是地方化的民主政治、被块状分割和等级化的全球劳动市场、原子化的消费者。
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吴国光心目中的未来，答案在于经济模式转换和制度创新。工业化国家应接受并实行“静态经济增长”（或曰不追求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则以平等和生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取代增长和财富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目前已经出现的实践，如消费者和劳动者们的“参与性经济”、“政治消费主义”，以及“消费者股票市场”等构想，或能将消费民主化、将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化，让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的内生机制。摆脱在市场功能和国家行为之间摆荡，则是制度创新的出路所在。
吴国光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思想的力量，取决于激发人类社会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的公共参与。为了“重新调校思想的罗盘”，本书中，吴国光穿越时空的和康德、马克思、韦伯、熊彼特等思想家进行了反复的对话，并以全球各地当代研究者的深思灼见作为素材来针砭现状，构想未来。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和女权主义思想，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所对话，如果能看到女权主义思想的力量及其对制度创新的讨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书批判的力度和贡献的维度。联想到眼下起于中国、祸及全球、遗患深远的新冠疫情，不同国家的抗疫措施和进路，扩张的行政权力在抗疫中对信息流动、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限制或打压，民主政治和民众力量在不同地方的潜力，尤其是一些女性领导的国家、妇女引领的的公民社会、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主张，和那些一心体现其强势的男性气概的大国领导人们灾难性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让人也看到希望，看到社会运作、制度规范、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改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Matters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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