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生於一九三六年，四八年移居香港。原名李秉堯，筆名舒樺、齊辛等。藉投稿《文藝週刊》晉身文壇，成為作家；亦創辦雜誌《伴侶》、《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對本地文學及社會議題討論貢獻良多。
在近四千五百集的港台聲音節目《一分鐘閱讀》中，有一集，李怡談到日本文豪大江健三郎《讀書人：讀書講義》一書。在書中，大江說道，「我度過的是只寫作品的人生，與只是讀書的人生。」同一句，或許也能概括李怡八十四年的人生？
「閱讀當然比寫作多。」李怡稍為糾正。
一九四八年，他從中國大陸逃難到香港。幾年後，中學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在出版社當編輯，「編輯也是一種閱讀，讀他人的文章稿件。」年輕的他，欣羨身邊的老編輯知識豐厚廣博，於是晝夜手不釋卷，閱讀成了生活習慣，「自此，就沒離開過閱讀，距今六十多年了」。
抱着憂患意識閱讀
一九三六年出世的李怡，可謂「生於亂世」。
他慢慢地憶述，小學時期在汪精衛政權治下的上海生活，雖然社會秩序大致良好，然而炮火轟炸聲總是不絕於耳。九歲那年，某天，表面安穩的生活終告休止。父親被日本人指控為重慶間諜，遭到通緝，便舉家漏夜搭船逃亡。「一上岸，就看到國軍一身污糟邋遢，又傷又殘；人們又拖兒帶女，瘦骨伶仃，帶着行李走難；街邊又見滿路死屍。當晚，沒有居所，唯有在河邊席地而睡。看見滿天星斗，那晚我頓時成熟了。」他說，「那夜看星，看見的盡是人世的苦難。」
少年時期的經歷，深深影響了李怡。直到他來到香港，定居、上中學、工作，腦海仍停留在「中國救亡的愛國意識」。閱讀時，他也是抱着這種對現實社會的憂患意識，希望在書中求解。
李怡最初鍾情文學，看的是魯迅、俄羅斯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尤其是契訶夫的著作，「他們的批判意識、哲學思想，看的時候，不會不被震撼。它們所描寫的，靈魂碎裂的聲音，你聽到的。」在他的書桌書櫃，都擺放了魯迅的小人像雕塑；桌與櫃之間，更掛有一幅魯迅《自嘲》的字畫，足見魯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讀過魯迅和俄國小說，他發現：「好的文學作品，最後都是要接觸哲理。」於是開始大量閱讀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書籍，其後愈讀愈雜。隨便聽電台節目《一分鐘閱讀》就可知道，無論是文史哲，還是健康心靈，李怡無書不讀。
這是因為李怡享受閱讀的過程。「有時不管它（書）的內容，單純看都是一種享受。像陶淵明所講，『好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的意思，不是不想解釋，而是享受過程。我夜晚時不時也會揭揭《唐詩三百首》，讀一兩首，有時不明白詩意，但那是一種很舒服的過程。這亦是讀書的好處之一。」
像胡適，李怡對社會國家有憂患意識，撰寫時評政論半世紀，至今仍筆耕不輟。
自由意志或作繭自縛
在李怡漫長的閱讀及寫作的生涯裏，他在一九七◯年創辦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雜誌佔重要一席。
《七十年代》最初是愛國左派刊物，編採文章深受左派思想影響；後來李怡見證文革風暴後，思想立場轉向，報刊觀點亦轉為批判中共。當年他的覺醒，除了歸因於對現實殘酷的認知，閱讀教他擁有的自由意志亦不可或缺。
「閱讀告訴你沒有必然絕對的真理。真理是通過不斷的批判才能發現的。」李怡說，「除非說人生從無過錯，不然你一定要批判自己的想法。閱讀也會給予你很多想法，但有些人會將想法固化，不去檢討，更視之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不能否定。如是這樣，人不會進步。」
「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是《七十年代》的編輯主張，視雜誌為自由開放的園地。在此，李怡寫作，也閱讀他人的文章，作者讀者互相砥礪，「我在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當中，學到很多東西。他們教我認識社會國家，亦引導我不斷閱讀探索。」他自言：「我創辦了雜誌，但雜誌也創造了我。」
不過，李怡強調，閱讀既可使人自由，也可使人不自由，兩者取決於，讀者有沒有將知識結合生活以及將知識再三反思。「很多人只記得書中的道理和教條，但沒有將它和生活結合；沒結合生活的，只是空泛的道理。」他續說，「讀書真的要結合生活，才是自由的。」
「另外，讀書也要結合心靈，需要思考。囫圇吞棗也有問題，知識是死不是活的。為什麼某些人會這麼靈？因為他們會思考，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這有沒有道理？可否接受？應否反駁？」
若與現實生活脫節，缺乏思考消化，閱讀所得的知識和道理，或會使讀者變得食古不化，終被書卷困限，作繭自縛。
李怡深受中國近代著名作家魯迅影響，家中亦掛有魯迅的《自嘲》字畫，「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閱讀自由患得患失
《七十年代》誕生並崛起於人們稱為「火紅年代」的時期，其時六七暴動結束、社會運動沉寂了一段時間，種種左翼激進思想仍雄踞着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腦袋，他們開始爭論香港的殖民體制及未來前途。李怡形容，那時候，「香港應是華人社會中最有閱讀自由的地方。」
雜誌雖然在香港出版，但大部分讀者，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中國大陸人來香港，也會買我們的雜誌，又或到圖書館抄很多中國禁書看。而台灣當時也是個威權社會，也有報禁書禁，他們來香港，也買我們的雜誌，看我們的書。《七十年代》作為一本思想政治刊物，那麼多長篇的文章都有興趣讀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
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讀者喜歡《七十年代》，視之為認識社會的重要營養，在香港，「實際上是讀書人、大學生才看，中學讀者也少。」李怡觀察，那時候，「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以前自由法治唾手而得，香港人怎會珍惜？幾十年後的今日，閱讀自由，以及與其一體兩面的出版自由岌岌可危之際，香港人的反應則大相逕庭。「現在的情況就似，一隻狗，咬着骨頭，你想從牠口中搶走骨頭？牠是不會放的。」
書桌書櫃也有多件魯迅擺設李怡高大英挺，風度翩翩，早年在文化界有「東方保羅紐曼」的稱譽。
從去年六月展開的反修例運動，事態發展，新一代的作為超乎李怡所料，讓他在暮年再度覺醒。「我從來不覺得香港人是這樣的。香港人應該是計算的、走精面的、趨吉避凶的。幾十年經驗告訴我，香港人是醒目仔，不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得不到的不會勉強。」他感嘆，「我年紀雖大，但到老時都可發現，自己以前的理解完全是錯的。讀書都讀不到。」
悲觀積極的人生
「我的人生是悲觀而積極的。」李怡自述。
過去一年，很多個晚上，他和無數香港人一樣，心情很難過，每晚看着電視直播，心急如焚，思考自己能做什麼。他的答案是：不要被外間影響自己的寫作及閱讀。於是，他筆耕不輟，在專欄撰寫對世道的見解和感受，文章近月結集成《香港覺醒》一書；他亦孜孜不倦，繼續閱讀，訪問前才去了電台一趟，錄製《一分鐘閱讀》。
回首自己過半是閱讀的人生，「如不是讀書，看到那麼多人與事，了解到人生，我未必有以前闖過很多困難的勇氣，」說話近一小時，李怡精神依然，但聲音少不免有點沙啞，「閱讀未必能得到答案，但或可帶來一些啟示啟發，使你去思考，再嘗試尋出路。」
李怡今年八十四歲。年前本有撰寫回憶錄之計劃，但香港二〇一九年的社會變化讓他暫擱念頭。
讀傳記學歷史
寫畢訪問之際，港台節目《閱讀一分鐘》自二〇〇三年起播出總共四千四百一十九集。藉節目推廣了閱讀十七年，李怡透露：「以後可能會減少參與，因為年紀太大，力不從心。」機會難得，我便請李怡像錄節目般，推薦一本合時的書。以為他會談卡繆，他卻選了普立茲獎得主Thomas E. Ricks的著作《邱吉爾與歐威爾》，口述如下：
Thomas E. Ricks的著作《邱吉爾與歐威爾》
人所共知，邱吉爾對抗英國綏靖政策，是抵拒專制強權，捍衞自由的政治大人物。他活得很長命，生前洞見觀瞻，連任多屆首相，亦寫書，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同在四十年代，有另一人，叫歐威爾，他也寫了兩本書對抗強權。作為社會主義者，他更參加過社會主義革命、西班牙內戰，去過很多地方，對緬甸殖民反感。但他不到五十歲就死了，生前著作滯銷。《邱吉爾與歐威爾》這本書，就是寫在四十年代，他們如何對抗強權，而且兩人都是寂寞的。邱吉爾當然多人講，但論被引述次數，歐威爾絕對非常多，據作者說，現時每日至少有一份報紙雜誌引用他的說話。為何兩、三年前，這本書才出版？因為現實是極權仍舊在人類歷史肆虐。
他們以微小的力量，對抗極權時，世界付出了很大代價。在三十年代，人們認為民主制度走到末路，蘇聯和德國才是前途，邱吉爾是在這個狀態下抗爭。歐威爾亦然，全世界傾向社會主義時，他寫了兩本書，的確是重要成果。雖然他孤獨離世，但都成為了偉大的身影。他在BBC工作時沒得過關注，現在BBC卻為他立下銅像。哈哈。他們兩人的價值很大，大，是因為極權沒有停止。
這本書讓我思考甚多，文字也寫得好。作者將這兩個互不認識，沒有交集的人並列，頗有意思，很值得看。以傳記式寫四十年代那十年期間，兩人處於不同位置，卻做很多相同性質的事。兩個都很有勇氣，都不計較成敗得失，而是重要的是非對錯。邱吉爾也是抱着會失敗的心態說，「如果這次戰爭是帝國的湮沒，就讓這次抗爭作為最後的抗爭。」當時而言，極權與自由之間，極權勝算較大。讀着就覺得，在這種時代，更加需要追求自由的勇氣。
——明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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