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波，是八十年代的两个“激进之徒”，却在国内未曾谋面。因为八九年晚春他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一头扎进天安门广场之际，我在北京卻已经琢磨躲藏、逃亡了。
我与晓波失之交臂。他在国内坚持抗争，几进几出监狱。我逃到海外偏遭车祸，伴妻疗伤当“家庭妇男”之余，还兼职当编辑，办一份《民主中国》网刊，于是这网刊成为我俩结缘的媒介。多年来，刘晓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忽有一个邮件给我：
“晓康：
这篇文章写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将近一年，写得心里很痛，有时还会流泪。常常因为写作过程中的心痛而搁笔。此前给你的那篇关于“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节自己的心态而写的。
十几天前，我决心完成这篇文章的动力，一是为亡灵，再有就是想起了与你通过的电话。你在电话中的自省之言，开始时让我有点感动，后来听到你说：“世界上哪有象我们这样辉煌的流亡，这辉煌让人陷于错觉……。”这话让我感到精神深处的震撼和共鸣。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于辉煌的错觉之中。诚实地面对自己，是保持谦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现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书。你可以寄一次试试，我有时能收到境外的政论杂志。
晓波”
他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他写得很痛，写了很久，一万四千字。完稿后两天他发给了我，随即刊于2002年六月号《民主中国》。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他的文字仿佛在滴血：
“谁也没有想到，八九运动的影响在十三年的时间内几近于消磨殆尽，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就在他很痛苦的时候，他提到我的那本《离魂历劫自序》，并称之为“自省之书”，要我寄给他。我时至今日也没有寄出这本书。我不敢寄给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种。他是悲愤，我是悔恨。但是这种区别，我很久都描述不了。
他指我说的“辉煌的流亡”，是我俩在Skype上聊天聊出来的。我俩互相朝对方倾诉，他怒斥国内知识界的犬儒，我则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话是：大概从二次大战犹太人流亡以来，没有谁像“六四”中国流亡者那样在西方如此受宠。这个意思，很让他吃惊。他一向是鄙视“六四”逃亡者的，从方励之到学生领袖们，当然也包括我。这也是我不敢寄书给他的一个隐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忧国忧民的“大骨架”下面，我找不到我所延捱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们的失之交臂，是多层次的。
就在这篇断断续续写了一年的文章里，他提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极沉痛地拿“缅甸的曙光”，对照“六四”十三年后中国的黑暗：
“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军政府迫于国内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无条件地释放昂山素季。”
然而，谁又曾料到，八年后“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刘晓波的头上，而奥斯陆庆典竟出现了“空椅子”。“和平奖”的道义压力，遭遇了比缅甸军政府更蛮頇的中共政权。
他是一个才子，曾经傲视天下，放言无忌，后来不仅介入 “异议运动”，而且跌入尘埃，谦卑如蝼蚁，他坐牢时大量阅读基督教历史，写信给妻子：
“亲爱的霞：
朋霍费尔的榜样正在逼视和召唤，坐牢正是参与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纵使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的行为起码可以证明耶稣精神仍然活在人间；在无上帝的现代世界，耶稣精神是唯一能够抗衡人类堕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费尔所说：产生行动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准备。”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十几年前当我们隔着天空大洋聊天时，晓波已经在“成圣”的路上，他已经看到了监狱、晚期癌症、一间病房里的死刑……。
一个才子到英雄、或者圣徒的转变，是中国当代精神史上的一个谜。他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写道：
“国事已荒凉，民族在鼾睡，而且还在梦里咬牙切齿。今天不论是‘〇〇后’还是‘QQ群’，鲜有几人还知道刘晓波这个人了。”
今天我正在美国之音的直播采访中，插播进来他的噩耗，我对着镜头忍不住抽咽：“我们不要难过，我们要继承他……。”
2017.7.17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