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统计数字是政治学而不是数学——评《正解！中国经济数据 破解官方统计 掌握大陆经济真相》

作者：乐尚嘉

《正解！中国经济数据——破解官方统计，掌握大陆经济数据真相》封面

据说，中产以上的人不屑拼多多。可一年多前，我发觉拼多多上居然有卖下架书的，在这年头真不容易。台北2016年出版的《正解！中国经济数据——破解官方统计，掌握大陆经济数据真相》，就是在那儿买的。

关于中国经济数据的问题，鄙人过去一二十年内写过许多文章，其中2011年6月写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可信度”，自以为颇有代表性，至今仍然可用。

本书引用的数据多是2013年之前的，可是现在看来，无论在作者看来不是真实的官方数据，还是依据当时的数据、信息作者推导出可能相对正确的数据，其基本依据和方法放到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作者写作时的某些乐观的预想，到今天却成了更大程度的悲观。

要想弄懂中国经济数据所代表的真正意思，一定要先找出这些数字的出处及如何产生的。否则，读者就会曲解市场的真实样貌，也会误导根据这些数据所拟定的任何商业计划。

十九世纪末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里，有一位专任的“统计秘书”，专责估算中国的贸易额。英国已故首相迪斯累利有句名言：“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可恶的谎言，以及统计数字。”今天的中国经济数据，甚至比那时更需要“统计秘书”，因为还有有意的制造错误的数据。

在中国，资讯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在苏联式共产主义领导下的经济模式下，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政治学而非数学。要了解中国，不是花大力气去追求资料的准确性，而是应该着力在这些资料为何被计算和公布？背后有什么数字被隐藏？为什么？以及公布的数据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虽然外来企业在中国一度很受重视，各地争相招商引资，但中国人思想文化的骨子里对外来企业的经营逻辑往往带着轻蔑，所以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经营期望常常是不如预期的。因此，在今天的气候下，从十二三年前开始的外资企业迁出大陆潮，现在继续且潮水越来越猛，也是完全能够预料的。反过来，中国究竟要何时能与一度叫得很响的“与国际接轨”？

说中国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的国家，并不精确。即使在中国境内的确存在自由市场活动，仍然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这种体制下的各种经济活动，终极意义上都是反映了政治现况，而非市场意愿。在经济数据，更是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意愿。

2012年底，大陆各省生产毛额总数已经被灌水到中央政府的110%。

香港人口只有七百万，其GDP数据要每季度的六周后才能公布；美国人口3.14亿，要八周之后才能公布前一季度的数据；中国大陆各方面基础条件远不如香港、美国，却能够在每季度两周后公布GDP，且几乎从不需要再修正。而香港、美国则常常还要修正前面公布的数据。可见，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能有多少真实性？

看待中国GDP最好的方式是：观察国家财富如何被运用和分配，以及其中的效率——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多少财富被无效率地挥霍、浪费、掏空，非法转移到海外或逃税；以及这些损失如何进到别人的口袋。

如，公立医院本应由收取服务费、政府补贴以及一些药品费用来支付营运成本，然而，许多这类机构不是成本不足就是接受药商的额外挹注。于是，这样的体系就将成本转嫁给病患和其家属。至于巨额的养老金赤字，当局时时还在振振有词让民众放心。公开数据清楚表明，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小于地方债，可是，不仅地方政府在继续运作，地方债也还在运作，那是为什么？……

中国银行业，缺乏透明度。银行大多倾向把钱贷给大型国营企业，让民间公司无法取得有利的融资条件。这种图利垄断型国企压抑具有竞争力民企的做法，扭曲了产业结构及银行的信用资产。

银行有意倾斜国企和国有项目，不仅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服从，从银行追求利润利益的角度着眼，给国企和国有项目贷款可以使银行放贷资金更有保障，因为那是有国家托底的。这使中国的所有银行几乎都丧失了银行本来的功能——跟踪客户的资金流。而追踪客户的资金流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应该是比1949年前更方便更容易做到。

中国金融体系常年维护国家利益，包括管控汇率，造成产业和金融体系的畸形发展，也产生了大批的既得利益者、裙带关系和官官相护的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政府数据中的“零售销售”其实应该被归类为“家户消费支出”。这个名称虽然比较贴切，但仍不算最恰当。因为官方的零售销售数字称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常被拿来当作中国内需消费的数字，可其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对机构和企业的销售，以及批发交易。

当然，本书作者也根据他认为或推论出的相对可靠的数据，那几年中国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确有提高。我同意作者的看法，然而想补充的是，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幅度是远远低于同期中国经济发展的。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忘了中共不是一个简单的执政者、治国者，它还是一个有着自己利益的统治者。这后一点是更重要的、排在首位的。

读此书时，正好碰到李克强总理说出了好像是从来没有从官方那里出来过的真实数据，引起广泛好评。此地，不妨就大陆经济的真实数据问题扯开些讲。

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的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他这个数据应该是可信的。但其可信度又是有限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元美元。按照李克强的说法，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性收入达到人均GDP的40%以上。

然而这仍需存疑。因为有许多其它统计，认为中国民众所得远小于GDP的40%，最少的统计是GDP的8%，其占比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居倒数前五位。其实就算李克强总理那个数据是正确的，人均GDP剩下的百分之近六十，并不能保障普通居民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因此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支配”两字就大成问题！可支配收入的实际数字就要大大降低。

至于还有六亿月千元收入的人口就更惨了。

中国经济模式走到今天内外交困的境地，若不改弦更张似已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然而，无论根据本书推断的新世纪以来大陆居民消费能力还是有提高的，还是根据著名企业家曹德旺的“中国只有2亿人有正常的消费能力”判断，除了几十万富豪及几百万家族以外，毕竟还有2亿有消费能力的人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能够使大陆经济继续走上一段。当然，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在一片漆黑中尚存一丝希望的是，如果放弃现行的中国模式，中国或许能够不像世界上其它转型国家那么困难，就像当年毛泽东死后大陆经济相对还是比较容易起飞的。因为只要切实改善提高那6亿月收入千元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动力，并且可以期望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它的先决条件是，改变非经济的权力剥削，逐步取消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