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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管见:博明擦拭五四锋芒


美国代表团团长,时任特朗普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中),朝鲜对外经济关系省负责人金英才(右)在北京参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2017年5月14日)
今年“五四”,与往年有些不同。
美国官员博明先生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以汉语演讲,以“五四”为切入点,谈论美中关系,以美国视角讨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直接面向中国民众,回顾胡适、张彭春等张扬五四精神的中国人,阐述以公民社会及公民意识为内涵的五四精神,赞扬做出“大大小小的英勇行为”的“五四”继承人。
“五四运动进入它的第二世纪”,“它的最终遗产”,以及“五四”的民主愿望是否还要“等到下一世纪”──博明先生把这样的问题提到中国人面前。
这引起了震动,得到了反响。
在民间,在能看到、听到这一演讲的人中间,打动了人心。人们感慨,一个美国人,以很有启蒙意义的演讲,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五四”。特别是博明先生谈到张彭春。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建国之一,国民政府官员参与起草《人权宣言》,有所耳闻,但多数人从未如此具体地了解张先生的贡献。笔者在内,从“一个美国人的口中第一次听说张彭春”,自觉汗颜。

张彭春
中共那边,反应也正常──它指责博明先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也不懂什么是五四精神,因为他对中国抱有强烈偏见”。针对民间的反应,中共如此指责,应该说也是迫不得已,它的意思是,中国乃党国,须以党国视角讨论五四精神,否则就是抱有偏见。对中共而言,五四运动,昔日意义在于所谓“为我党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今日已是党国天下,其意义在于爱国主义──爱国即为爱国家,爱党国。至于“赛先生”、“德先生”,拿它们作作招牌还算勉强可以,倘若认真起来,深入讨论科学、民主两位“先生”,还要探讨它们与平民主义之关系,那就不可避免会触犯中共自身的利益,那就是抱有偏见了。
中共标榜五四运动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其所谓“彻底”,即在于它看上去与中共的“主义”相联系。然而,实际上,中共掌权七十年,竭力切断五四运动与科学、民主两位“先生”的联系,切断它们与平民主义的联系,压制公民权利,压抑公民社会,使得五四运动百年以来的中国,“反帝反封建”都不能彻底。
反“封建”不彻底,因为貌似反“封建”,同时却纵容独裁专制,党魁崇拜与独裁身披红色外衣,党国专制与时俱进。
反帝不彻底,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足,亚细亚方式的社会基因仍根深蒂固,经“中国梦”呼唤而再度复活、膨胀,与时俱进为新的红色帝国之梦。
由此可以看到,博明先生提起平民主义的话题,确有探讨的必要。
博明先生所谓平民主义,即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它起源于俄国,人们对它的了解,主要是它强调东方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向未来社会发展。不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同时,经过与马克思学说交锋,民粹主义一度衰落。
最初的俄国民粹主义,为俄国“异议人士”之一支。他们曾与恩格斯讨论,而他们的看法,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所谓“亚细亚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此有所论述。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曾是民粹主义理论家,后转向马克思学说。他所著批评民粹主义的《我们的意见分歧》,恩格斯对它很是推崇。
东方社会未能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俄国民粹主义衰落,然而,市场经济在东方社会历经坎坷、曲折,显示出国家与政府控制的背后,亚细亚方式的社会基因仍根深蒂固。其表现之一就是,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划为理论禁区,力图掩盖它敌视西方思想、亲近亚细亚帝国旧梦之本色。
这表明,民粹主义固然经历了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失败,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足而依然存在着,只是在社会发展之中,显现出新的存在方式。中共学着苏联,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东方社会,以相对于苏联更短的“过渡”时间,一跃而入它们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为此创造出“继续革命”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发展的中国大反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与当年的俄国民粹主义,也算是殊途同归。其代价是,它自己的所谓“社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只能是新型的东方专制主义。
这样,回避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失去了意义,但是,近几十年来它再度兴起。博明先生在“五四”之际演讲,突出populism作为平民主义的一面,它支持着“五四”精神,支持着向往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在今天的中国,有其现实意义。
populism,作为一种反抗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以人民为核心,有其革命性,但其崇拜的“人民”是抽象、整体的“人民”,为先天之缺陷。初起时,它以民粹主义出现,与尊崇较为具体个人、以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为理念的资本主义,有矛盾或冲突,它追求避开资本主义,也就不奇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且显示出强有力的全球化趋势,而近数十年来,民粹主义仍能复兴,基本上,与全球性的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矛盾尖锐化,而民主政治内在矛盾也很突出,有直接的关系。况且,此时的民粹主义,其独立性较差,各种“主义”林立的环境里,它往往直接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与当年俄国民粹主义之自成一体,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正在成为党国之中当红的“主义”,而民粹主义又有排斥、回避资本主义之天性,它们的结合,也同样引人瞩目。当此之时,强调平民主义,就很有必要了。
当然,这不容易。
正如博明先生所讲述的,在五四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如胡适,如张彭春,就以平民主义呼唤科学、民主,而平民主义,正体现于科学和民主的实践之中。但是,俄国与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专制古国,即使其基本理念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马克思学说,到了这里,也很快就被扭曲为闪烁着崇拜国家、专政、中央集权之类东方智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五四以来的百年,前三十年还很有些竞争的态势,后七十年就干脆重新走向“大一统”。
博明先生在演讲中谈到毛泽东对鲁迅的宽容度的限度。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不久,一个自称“高中生”的人写信指责作家方方,也提到了此事,但是,两人的用意完全相反──博明先生批评共产党人虚伪,反衬“五四”精神继承者的勇敢,而“高中生”,本该“初生牛犊不怕虎”,却匍匐在毛“伟人”脚下,要求“方方阿姨”揣摩毛泽东话里的“意思”,要她收起自己的批判精神。
中国共产党磨灭“五四”精神的批判锋芒,阉割五四的灵魂,几十年间,一盘很大的棋下得有模有样。博明先生看来是不信邪,他对中国人讲述他们已经不大熟悉的中国历史和人物,批判的锋芒又显现出来。这是好事。
——《光》传媒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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